中国共产党党史学理论的创新
段的考察。因为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表现形式和达到的程度不同”。（注：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国共产党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32页。）为说明这一点，张静如通过对1927-1937年生产力状况的考察，得出结论是：“这一阶段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继续革命的经济基础。”（注：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国共产党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34页。）就是说，从生产力的角度进行总体考察的同时，还要作具体的分析，以避免抽象的一般说明和概念化、形式化的弊端。这里，理论上的创新非常突出。
四是论证上与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实际相结合的特征。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张静如说：“从党史研究的现状来看，既有繁荣发展的一面，又有不够深入的一面。不足之处，简言之：曰浅、窄、粗。浅者，研究中叙述多，分析少，理论性弱；窄者，研究领域小，重复研究多，创新研究少；粗者，分析不细致，用材不讲究。”（注：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国共产党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6页。）在创建中介理论过程中，他尤其注意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实际，着重要解决的是党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推动党史研究的深化。因此，与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实际相结合的特征就特别显著。
五是体系建构上的时代性特征。张静如提出的中介理论体系在建构中体现了时代发展的特征。作者不仅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阐释和解析，吸取其精华，而且积极吸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同时也吸收了邓小平提出的发展生产力以及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思想。
（三）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张静如通过学术报告和论文的形式，对中介理论又进行了补充。主要为：
一是对邓小平理论与中国共产党党史学的关系加大研究力度。1996年张静如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将运用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与建立中介理论问题进一步联系起来，认为“深化党史研究，研究者首先应该在研究中更加明确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特别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认为以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就必须建立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使党史研究达到更新的境界。”（注：张静如：《深化党史研究》，《光明日报》1996年6月25日。）
二是对中介理论所应具有的特点进行了概括和说明。张静如认为，“这种中介理论要成体系，需要系统反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中的应用，而不是仅反映某个原理，也不是仅反映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某一个方面的应用。”（注：《静如文存》（下卷）第898页。关于中介理论的特点，还可参见张静如《关于〈唯物史观与中国共产党党史学〉》（《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1996年第2期）一文中的解释。）这里，张静如对所要建立的中介理论提出了四个基本特点，即“成体系”、“可操作性”、“时代性”、“与实际紧密结合”。从上述特点可以看出，他一方面力图确认中介理论在所面对的两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实际）中应有的位置，反映其在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际（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实际）之间建构的理论（中介理论）的努力；另一方面，他又注意到所要建立的中介理论必须反映理论的本质属性及其应该具有的特点，特别强调中介理论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中应该发挥的作用。
三是对中介理论体系进行新的概括和表述。1996年3月，张静如应约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作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体系》的学术报告，对中介理论体系做了新的概括。指出：“按目前的认识，我觉得这个中介理论体系至少包括以下内容：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为主线，以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以社会进化为基础，以社会变革为动力；上层建筑的社会作用及其相互关系；个人和群众的社会作用及其相互关系；以社会心理为基础，以社会意识形态为导向；以历史辩证法为核心，吸取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和现代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精华。”（注：《静如文存》（下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98-899页。）90年代中后期，他在对中介理论问题进行新的思考时，又对中介理论在概括上作了新的表述。即，“一、以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为主线；二、以社会进化为基础，以社会变革为动力；三、以群体社会作用为基础，以个人作用为契机；四、以社会心理为基础，以社会意识形态为导向；五、以历史辩证法为核心，以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和现代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精华为辅佐。”（注：《静如文存》（下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02-903页。）从中介理论新的概括和表述中，可以看出张静如侧重于中介理论体系的完善工作。在内容的调整和体系的完善方面，最突出的是将历史辩证法、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及现代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等内容纳入中介理论体系。
张静如倡导的中介理论体系体现了独特的研究思路和治学特点，他提出的创新性观点和研究新视角，对党史研究者提高党史研究的理论思维、开拓研究的思路、克服研究中存在的偏颇，应该说是十分有益的。
《中国共产党党史学理论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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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论证上与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实际相结合的特征。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张静如说：“从党史研究的现状来看，既有繁荣发展的一面，又有不够深入的一面。不足之处，简言之：曰浅、窄、粗。浅者，研究中叙述多，分析少，理论性弱；窄者，研究领域小，重复研究多，创新研究少；粗者，分析不细致，用材不讲究。”（注：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国共产党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6页。）在创建中介理论过程中，他尤其注意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实际，着重要解决的是党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推动党史研究的深化。因此，与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实际相结合的特征就特别显著。
五是体系建构上的时代性特征。张静如提出的中介理论体系在建构中体现了时代发展的特征。作者不仅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阐释和解析，吸取其精华，而且积极吸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同时也吸收了邓小平提出的发展生产力以及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思想。
（三）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张静如通过学术报告和论文的形式，对中介理论又进行了补充。主要为：
一是对邓小平理论与中国共产党党史学的关系加大研究力度。1996年张静如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将运用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与建立中介理论问题进一步联系起来，认为“深化党史研究，研究者首先应该在研究中更加明确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特别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认为以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就必须建立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使党史研究达到更新的境界。”（注：张静如：《深化党史研究》，《光明日报》1996年6月25日。）
二是对中介理论所应具有的特点进行了概括和说明。张静如认为，“这种中介理论要成体系，需要系统反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中的应用，而不是仅反映某个原理，也不是仅反映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某一个方面的应用。”（注：《静如文存》（下卷）第898页。关于中介理论的特点，还可参见张静如《关于〈唯物史观与中国共产党党史学〉》（《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1996年第2期）一文中的解释。）这里，张静如对所要建立的中介理论提出了四个基本特点，即“成体系”、“可操作性”、“时代性”、“与实际紧密结合”。从上述特点可以看出，他一方面力图确认中介理论在所面对的两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实际）中应有的位置，反映其在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际（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实际）之间建构的理论（中介理论）的努力；另一方面，他又注意到所要建立的中介理论必须反映理论的本质属性及其应该具有的特点，特别强调中介理论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中应该发挥的作用。
三是对中介理论体系进行新的概括和表述。1996年3月，张静如应约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作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体系》的学术报告，对中介理论体系做了新的概括。指出：“按目前的认识，我觉得这个中介理论体系至少包括以下内容：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为主线，以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以社会进化为基础，以社会变革为动力；上层建筑的社会作用及其相互关系；个人和群众的社会作用及其相互关系；以社会心理为基础，以社会意识形态为导向；以历史辩证法为核心，吸取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和现代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精华。”（注：《静如文存》（下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98-899页。）90年代中后期，他在对中介理论问题进行新的思考时，又对中介理论在概括上作了新的表述。即，“一、以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为主线；二、以社会进化为基础，以社会变革为动力；三、以群体社会作用为基础，以个人作用为契机；四、以社会心理为基础，以社会意识形态为导向；五、以历史辩证法为核心，以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和现代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精华为辅佐。”（注：《静如文存》（下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02-903页。）从中介理论新的概括和表述中，可以看出张静如侧重于中介理论体系的完善工作。在内容的调整和体系的完善方面，最突出的是将历史辩证法、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及现代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等内容纳入中介理论体系。
张静如倡导的中介理论体系体现了独特的研究思路和治学特点，他提出的创新性观点和研究新视角，对党史研究者提高党史研究的理论思维、开拓研究的思路、克服研究中存在的偏颇，应该说是十分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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