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研究综述

从买办的角度切入，通过对郑观应长达20年的买办生涯的考察，指出郑观应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其买办生涯一直是积极向上和进步的；郑观应是中国近代化前驱之一，他“集投资者与管理者于一身”，推动步履维艰的中国近代化迈出了不可或缺的一步。
　　对于郑观应的经济活动，也有不少学者撰文研究。杨华山的《郑观应与汉阳铁厂》、[42]颜廷亮、赵淑妍的《黄世仲和一九○六年的反郑风潮》、[43]黄逸平的《郑观应与中国棉纺织业近代化》、[44]戴鞍钢的《郑观应与晚清漕运改革》、[45]顾柏荣的《郑观应与上海机器织布局》[46]等，对了解郑观应的实业实践，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帮助。
　　　　六、郑观应的哲学思想
　　1986年，朱光甫发表的《郑观应哲学思想简论》，[47]较早对郑观应的哲学思想进行专门的论述。作者指出《道器》、《〈盛世危言〉自序》等篇，是郑观应哲学思想的代表作。郑观应通过对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管理科学的吸收，从事借用中国某些传统形式来变革中国传统哲学尝试，因而使自己的世界观具有若干近代哲学的特征，为中国哲学史增添新内容。在本体论方面，郑观应首先提出带有西方近代自然科学色彩的“道”范畴，并把“道”归结为物质性实体，从而闪烁着机械唯物主义的光芒。同时他又把伦理道德规范的“中”作了非科学的抽象，并把这个抽象化了的“中”也规定为“道”的内涵，因而其哲学变革还深受着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的束缚。在认识论方面，郑观应对我国传统的名实关系、知行关系等理论，赋予了西学的内容，主张学以致用，行而后知。在发展观方面，郑观应提出了具有新学内容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常与变等问题。他从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出发，认为人既能改造自然，也可仿行西法，从事于对社会的改造。在常与变问题上，郑观应提出“以西学化为中学”的命题，在发展观上具有着质变的意义，但是，郑观应最终还是肯定了“器可变，道不变”，从而在方法论上陷入形而上学。总之，郑观应的发展观是一种承认渐变乃至承认突变，而又歪曲突变的渐变论。这是资产阶级既要求改造封建生产关系，而又妥协于封建等级制的形而上学的一种特殊形态。它反映了中国近代哲学在机械唯物论的倾向中，包含有联系、发展的思想特点。作者认为，就哲学史而论，郑观应哲学是中国资产阶级哲学发展圆圈的开端，在中国近代哲学中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并对后来的严复、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产生直接的影响。
　　1992年，方志钦发表的《郑观应〈道器〉平议》，[48]则认为郑观应以《道器》作为其代表作《盛世危言》一书的首篇，实为点缀门面以防御顽固分子攻击之作；《道器》篇虽然反映了郑观应世界观中保守的一面，但与其诸种改革主张并无直接联系。作者指出郑观应不是卫道者而是改革者，郑观应主张国家富强之本，在开议院，中国应仿效英、德两国议院之制，实行君主立宪，其余各种兴革都不过是末。作者认为不应把郑观应的哲学观点与政治观点混为一谈，指出郑观应的世界观非常复杂，并从思想来源、哲理、践履等方面分析造成郑氏世界观与社会政治观自相矛盾的原因。作者强调郑观应服膺“道不可变，器可变”的传统观点，写了区区一篇《道器》，不过重复前人学说，并无创造发明，实为表达之作而已，对《盛世危言》全书主旨无实质性影响。不管郑观应认为书中提供变的是“道”还是“器”，总之是希望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国家，这才是变的实质。
　　　　七、郑观应的文学思想
　　尽管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曹思彬就已发表《郑观应的反美诗歌》，[49]对郑观应的诗歌进行初步的介绍，但直至80年代之前，人们对郑观应的研究基本停留在政治、经济诸方面。80年代之后，研究的触角开始深入到郑观应的散文、诗歌领域，在诸多有关中国近代文学史的著作中，对郑观应的散文成就和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曹思彬的《爱国诗人——郑观应》，[50]也较早对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进行初步的探讨。
　　90年代以后，邓景滨先后发表《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观》[51]和《实业诗人第一家——郑观应诗歌研究》，[52]作者先全面阐述了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观，指出郑观应在诗歌与社会关系方面，主张“直记时事”、“寓意规谏”；在诗歌与感情关系方面，主张“吟咏性情”，“畅叙襟期”；在诗歌与形式关系方面，主张“不拘格调”、“不取法古人”；在诗歌与语言关系方面，主张“力扫靡词”、“文字尤贵显浅”。在近代诗歌口语化和白话化的道路上，郑观应确乎比颇负诗名

的黄遵宪迈进一大步。其次，对郑观应诗歌的内容进行分析归类，指出其中以实业诗最负盛名，它反映了振兴实业的目的、内容、措施和保障。最后，论述郑观应诗歌的特色和价值，指出郑观应诗歌的风格既有慷慨激昂、豪气干云的一面，又有恬淡清和、温醇朴实的一面。其诗具有“不立崖岸，不尚修饰，随事隶词，称情而言”的特点。认为郑观应诗虽以直抒胸臆为主，但亦不乏形象生动、富有诗意的描绘。其诗歌在题材的开拓、触觉的敏锐、思想的深度诸方面，堪称走在同时代诗人的最前列。郑观应诗歌中最具特点、最有价值的是实业诗，其价值在于展现了中国近代创业史筚路蓝缕的艰辛历程，揭示中国近代振兴实业的一系列宝贵经验，开拓了旧体诗题材的新领域。此外，《郑观应诗选》精选了郑观应各类诗歌的代表作，有助于了解郑观应诗歌的概貌。《实业诗人第一家——郑观应诗歌研究》分“图像篇”、“研究篇”、“评议篇”和“资料篇”四部分。其中以“研究篇”和“评议篇”为全书重点，最富学术价值。“研究篇”以《郑观应的文学地位》为开卷，提纲挈领地点出郑观应在散文、诗歌和小说三类文体上的成就，确立其作为文学家的历史地位。接着对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进行全面而深刻的研究，阐述了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观、特色和价值，并且还对郑观应关于澳门和邓世昌的诗作进行论述。“评议篇”则收录10多位学者对《实业诗人第一家》及《郑观应诗选》的评论文章。
　　郑红群的《诗情如杜甫，雅韵若青莲——试论郑观应的诗作》，[53]也对郑观应诗歌丰富的思想内容和鲜明的艺术特色进行论述，指出其诗歌具有革弊自强与忧民自怜的文学精神，慷慨激昂与恬淡清和的文学风格、不事雕琢、质朴无华的语言特色。李文初的《关于郑观应诗歌的评价问题》，[54]则在肯定郑观应诗歌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尤其大量反映工商实业的作品，拓宽了诗歌的表现领域；诗中洋溢着抵御外侮，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的同时，分析了其诗歌在艺术上的缺陷及其原因。
　　此外，还有学者对郑观应的军事、外交、法律、教育、文化、新闻、人才、养生、医学思想等进行专门的探讨，发表了一批有关的论文。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50多年来，有关郑观应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就研究成果的数量而言，据不完全统计，50余年间共发表专著、文集、论文、资料达249篇，可谓硕果累累；就成果的时间分布而言，其中50-60年代为13篇，70-80年代为43篇，90年代以后为193篇，呈不断推进的势头；就涉及的领域而言，包括郑观应的政治、经济、哲学、军事、外交、法律、教育、文学、人才、新闻等诸多方面，可称题材广泛。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资料的搜集、整理，有待完善。郑观应一生勤于思考、勤于著述，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著作、书信、手稿等。夏东元的《郑观应集》，收罗宏富，为目前研究郑观应最有价值的资料集。但该书所不收的《陶斋志果》、《修真四要》、《中外卫生要旨》等著作，在价值和影响上虽不及《盛世危言》等书，但它们对读者全面研究郑观应的思想仍有帮助。此外，散落在各图书馆等机构的郑观应书札，未被《郑观应集》所收者，数量也不少。这些资料对研究郑观应的内心世界无疑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值得认真整理出版。其次，研究领域有待拓宽。郑观应一生交流广泛，其上司、同僚、朋友，对其思想、活动的影响巨大。将郑观应与其交际圈中的重要人物进行比较研究，无疑有助于郑观应研究的深化。此外，除经济思想外，对郑观应的研究在不少方面尚显薄弱，这些均有待广大学者的继续努力。
　　收稿日期：2002-07-30
【参考文献】
　　[1]　夏东元.郑观应[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2]　易惠莉.郑观应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　邓景滨.实业诗人第一家——郑观应诗歌研究[M].澳门：澳门近代文学学会，2000.
　　[4]　夏东元.郑观应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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