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

社会不同经济和政治利益集团矛  盾的历史形式，在中国历史的特定阶段尤其是革命战争年代，曾经是社会的主要特征。  但在和平发展时期，毛泽东把本属于政治经济领域的阶级矛盾扩大转移到文化与意识形  态领域。红色经典在这个阶级斗争扩大转移的过程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尽管有以上种种内在矛盾和谬误，红色经典所建构的情感结构却仍然深入人心，首先  为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和工人阶层拥护。这主要是红色经典紧紧抓住了大众的喜恶和  习俗，尤其是中国大众的平均主义价值取向，大力鼓吹民粹主义的“均贫”观念，以及  “艰苦奋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道德奉献和自我牺牲等类似宗教原教旨主义  的理念。中国从1949年建国以后，一直处在冷战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夹缝和前沿。二  次大战后美国卷入的两次地面战争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无一不是针对中国。60年代  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大国交恶，最后竟然走到战争边缘。中国的周边环境十分险恶。在国  民经济落后和“一穷二白”的状况下，中国政府采取高积累、低消费的建设方针，使6  亿多人口强制性压抑个人物质生活的需求和欲望，而达到高速度完成工业化基本建设和  国防建设的目的。因此革命文化霸权扮演了说服和赢得民心、凝聚民意的重大作用。毛  泽东利用红色经典建构的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建造了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使6亿中  国人口的大多数心甘情愿地为国家建设而压抑了个人欲望和物质追求。
　　　　　　三、经典的沉浮与再造
　　中国红色经典的生产和建构如同大多数的现代经典建构一样，带有鲜明的历史特征和  功利主义色彩。当它产生的时代转换之后，其内在矛盾就暴露出来。这个暴露过程跟文  革悲剧密切相关，当文革被彻底否定时，红色经典也被无情地抛弃了。毛泽东时代的一  个重大失误就是对知识分子的无情压制和利用。中国知识分子本来是革命的真正骨干，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正是五四时代的启蒙激进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是中国都市社会中最开  放和最早接受现代观念的阶层，也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先锋。关于毛泽东知识分子政策的  成败得失已经有大量的论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建国后知识分子阶层作为文化生产和  建构革命霸权的主力，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政治运动的斗争对象，这就造成了中国  社会这一虽非人口多数、但却举足轻重的阶层的离心离德。他们在文革中跟政府官僚一  道成为斗争对象。文革之后，他们自然对文革深恶痛绝，成为否定文革的主力。红色经  典的生产和建构本来均出自于知识分子之手，但他们对自己的产品却产生了心理上强烈  的厌恶，因为红色经典的阶级斗争主题所引起的联想正是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受到的种种  非理性的迫害。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对现代化方案开始作根本性的调整，彻底抛弃意识形态革  命策略，而转向经济至上、科技至上的发展主义模式。在高积累、低消费的基本建设已  经完成的情形下，转向以个人物质消费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模式。这一转变在中国的话语  表述是“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国际大语境中的表述是“全球化  ”。全球化乃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就是意识形态上的市场经  济主义(或新自由

主义)成为新的、全球化的普遍真理。中国20多年来的现代化转型已经  明白无误地表明，中国进入全球化大潮流的趋势不可逆转。但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的  全球化转型可以说是步履艰难，危机四伏。在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出于对文革的憎恨  ，自觉地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反文革的主力和鼓吹改革和现代化的主力。当时中国  盛行的是“文化热”，是对西方资本主义“蔚蓝色文明”的热情拥抱和对中国宗法和封  建的“黄色文明”的全盘遗弃。革命文化霸权、红色经典被视为封建传统的现代表征而  受到知识分子的无情鞭笞。在红色经典文本中自我贬低、自我忏悔和自我织罪的知识分  子，终于得到了报复性的心理满足。在10多年时间中，红色经典的正面形象几乎完全消  失在中国文化舞台，惟有以负面形象出现在反映文革悲剧的背景之中。
　　中国政府在现代化转型中越来越认识到革命文化霸权及其意识形态与新的政策和中国  社会现实的不适应和矛盾。虽然在话语体系的创新方面没有什么真正的突破，至今仍一  直沿用毛泽东时代以来的国家话语体系(这点以国家主流媒体的政治话语为代表，具体  体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人民日报头版和社论等)，然而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  意识形态和话语的转型也如同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势头一样，不可逆转，已经和正在给中  国带来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性转变。作为革命霸权时代的文化生产的主力和80年代  鼓吹新政的主力，中国知识分子从90年代开始逐渐发现，他们的主力军地位也已经不可  逆转地丧失了。80年代末的政治意识形态风波并未扭转风向。90年代中国社会沿着全球  化的“与国际接轨”的轨道，越来越走向市场化和商品化的时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被  边缘化和市场化。知识分子逐渐分化，有极少部分成为坚持社会关怀的“公共知识分子  ”，绝大多数成为文化教育机构的“学者”、“专业人士”。取代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  分子主力地位的是企业管理、金融、营销、工程技术领域的专家，他们成为社会新的精  英和中坚力量。
　　而红色经典在90年代中期(毛泽东百年诞辰之后)又逐渐地出现在中国文化舞台上。这  一次重现，开始并不是国家机器的推动，而是民间自发和新兴的商业性大众文化产业的  合作。90年代初期发行量惊人的《红太阳》革命歌曲新唱和卡拉OK，以及重新上演的革  命电影和样板戏、再版的革命小说、革命故事等等，给大众文化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商机  。到了90年代末，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终于与商业性大众文化产业联手，轰轰烈烈地推出  了新的红色经典热，在全球化的时代再造革命经典。新红色经典的生产者一部分是国家  意识形态机器所雇用的专业人士，在国家媒体中享有新的物质资本和政治文化特权。另  一部分是非国有文化产业的“影视人”、自由作家，他们不受国家指令而服从市场需求  。红色经典的再造主要服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指令和市场需求的双重制约，是在一个  文化市场多元化的氛围内的一种生产趋势。这和红色经典在五六十年代诞生的时代有了  巨大的差异。红色经典一诞生就一枝独秀，而四五十年后的今天，它的再造不过是中国  文化多元多极状况中的一种不大不小的时尚而已。
　　红色经典今天的市场主要来自中国的多数民众，他们大部分处于中年以上的年龄段，  集中于工人、农民以及中年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是红色经典创立时代的主要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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