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的说法在中国已经有一段时间。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红色经典丛书 ”，重印五六十年代的一批长篇小说，包括《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20 01年夏，中宣部、文化部等推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重点献礼文艺作品，在中 国各地电视台和电影院热播一大批反映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和电视连续剧，如《长 征》、《红岩》、《忠诚》、《日出东方》等，收视率可观。出版部门同时大量重印、 再版各种革命题材的文学、文艺作品。中国舞台上重新上演革命题材的剧目和音乐舞蹈 。当年的“样板戏”再受观众青睐。MTV、卡拉OK等新的大众电子娱乐形式也热衷“红 色”题材。中国媒体包括互联网大量报道和评论红色经典的流行。总之“再造红色经典 ”的话题，已成为中国在世纪转换时刻的一种文化现象。这一时刻又与全球化时代接轨 ，凸现了文化“再造”的当代意义。
红色经典是指革命题材的文艺作品，也是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化生产，是革命文化领 导权(或文化霸权)建构的核心部分。中国革命文化领导权建构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建立 之初即已开始，1949年建国后成为国家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在六七十年代文革时期达 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几乎取代了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建设任务。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由 于对文革的否定，也使得红色经典销声匿迹10多年。到了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3年毛 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之后)又逐渐重返中国文化舞台。从中国革命史和现当代文化史的 角度来看，红色经典的沉浮无疑是一重要的风向标。就当代文化研究而言，在全球化语 境下的红色经典再造又展现了何种文化动向?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方面来看，是否意欲 把红色经典纳入中国文化新传统，并予以“博物馆化”?而以商业利益为主导的大众文 化，是否在利用和打造某种文化怀旧情怀，来使之商品化?这些趋向与红色经典文本所 包含的意义，有着尖锐的对立。红色经典文本作为国家建设的主要部分，确立了一整套 的话语体系和文化生产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情感结构以至生活方式、表达方式。 虽在80年代以否定文革为主旨的文化热中，革命文化受到全面攻击和否定，但未能彻底 清除和抹煞这种深层的“政治无意识”。惟有经过90年代中国文化全面商品化、“与国 际接轨”后的今天，方以新的文化资本的形式和面貌重新出现。其中所显现的当代中国 文化政治的动态，便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一、红色经典的产生
任何一个文化都有其经典。经典的产生都要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通过历史的积淀与 考验，大浪淘沙，千锤百炼，真金闪烁，终成正果，堂皇步入经典之殿堂，被后代景仰 供奉，反复诵咏，成为文化传统中的瑰宝和精华、文明的象征。这是我们长期以来被告 知的经典的产生和形成过程，是自然选择、文明进化的过程。同时我们知道，任何主流 文化都是经典的当然诠释者和捍卫者，经典通过图书馆、博物馆、出版、学校、传媒等 文化机构(或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得以传播、保存、阐发，影响社会。经典的确立、维护 和发展自古有之。而在现代化时期，又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多方重视，起了确立民族国家 的文化认同、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作用。
经典的作用在现代化时期并未削弱，而是大大加强了。在现代化初期，曾经有过激烈 的反传统、反经典的运动，在西方有启蒙运动，其标志就是对基督教神学经典进行理性 的批判和反思(其实这种反神学经典运动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了)。在中国这样的现 代化“后发”国家，也有五四反儒学经典的激烈反传统运动。但是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建 立离不开经典，西方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如法国的卢梭、伏尔泰，德国的康德、黑格尔 、歌德，英美的亚当·斯密和杰佛逊等，各自为自己的民族国家确立了新的经典，在一 方面包容希腊和犹太传统这一西方文明共同遗产的同时，另一方面强调的是各国的“民 族性”的“时代精神”。没有什么文化遗产的美国也特别重视经典的作用，它强调的自 然是西方文明的共同遗产和现代经典，包括自由主义理念、市场、科技、法治的经典。 80年代美国知识界受到后现代主义激进思潮的影响，出现了反思和批判白人至上、男性 至上、欧洲中心的西方经典的趋势。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于是进行了反击，由保守派 学者领头，媒体、政客纷纷呼吁，重建美国文化的经典和“伟大传统”。(注：关于美 国保守派于80年代鼓吹再造白人文化经典，可参见E.D.Hirsch,Jr.,Cultural Literacy :What Every American Needs to Know.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7;and AllanBloom,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7。)
现代经典的建立跟过去最大的区别就是略去了漫长岁月的洗礼，抛开了“自然选择” 的面纱，大规模地、急功近利地重建、再造、修正经典，为民族国家的利益服务，为政 治权力、为经济效益服务。人们在历史去魅的现代，认识到经典的建立乃是一个充满权 力政治争斗的过程，从古至今，历来如此。只不过在现代，这个过程变得十分赤裸裸。 当然在经典确立之后，其诠释者们又无不强调经典的自然天成，天经地义。
以创立不同选择的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自然要建立自己的经典。经典的建 立成为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自19世纪的鸦片战争起，一开始就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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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是指革命题材的文艺作品，也是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化生产，是革命文化领 导权(或文化霸权)建构的核心部分。中国革命文化领导权建构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建立 之初即已开始，1949年建国后成为国家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在六七十年代文革时期达 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几乎取代了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建设任务。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由 于对文革的否定，也使得红色经典销声匿迹10多年。到了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3年毛 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之后)又逐渐重返中国文化舞台。从中国革命史和现当代文化史的 角度来看，红色经典的沉浮无疑是一重要的风向标。就当代文化研究而言，在全球化语 境下的红色经典再造又展现了何种文化动向?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方面来看，是否意欲 把红色经典纳入中国文化新传统，并予以“博物馆化”?而以商业利益为主导的大众文 化，是否在利用和打造某种文化怀旧情怀，来使之商品化?这些趋向与红色经典文本所 包含的意义，有着尖锐的对立。红色经典文本作为国家建设的主要部分，确立了一整套 的话语体系和文化生产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情感结构以至生活方式、表达方式。 虽在80年代以否定文革为主旨的文化热中，革命文化受到全面攻击和否定，但未能彻底 清除和抹煞这种深层的“政治无意识”。惟有经过90年代中国文化全面商品化、“与国 际接轨”后的今天，方以新的文化资本的形式和面貌重新出现。其中所显现的当代中国 文化政治的动态，便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一、红色经典的产生
任何一个文化都有其经典。经典的产生都要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通过历史的积淀与 考验，大浪淘沙，千锤百炼，真金闪烁，终成正果，堂皇步入经典之殿堂，被后代景仰 供奉，反复诵咏，成为文化传统中的瑰宝和精华、文明的象征。这是我们长期以来被告 知的经典的产生和形成过程，是自然选择、文明进化的过程。同时我们知道，任何主流 文化都是经典的当然诠释者和捍卫者，经典通过图书馆、博物馆、出版、学校、传媒等 文化机构(或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得以传播、保存、阐发，影响社会。经典的确立、维护 和发展自古有之。而在现代化时期，又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多方重视，起了确立民族国家 的文化认同、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作用。
经典的作用在现代化时期并未削弱，而是大大加强了。在现代化初期，曾经有过激烈 的反传统、反经典的运动，在西方有启蒙运动，其标志就是对基督教神学经典进行理性 的批判和反思(其实这种反神学经典运动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了)。在中国这样的现 代化“后发”国家，也有五四反儒学经典的激烈反传统运动。但是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建 立离不开经典，西方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如法国的卢梭、伏尔泰，德国的康德、黑格尔 、歌德，英美的亚当·斯密和杰佛逊等，各自为自己的民族国家确立了新的经典，在一 方面包容希腊和犹太传统这一西方文明共同遗产的同时，另一方面强调的是各国的“民 族性”的“时代精神”。没有什么文化遗产的美国也特别重视经典的作用，它强调的自 然是西方文明的共同遗产和现代经典，包括自由主义理念、市场、科技、法治的经典。 80年代美国知识界受到后现代主义激进思潮的影响，出现了反思和批判白人至上、男性 至上、欧洲中心的西方经典的趋势。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于是进行了反击，由保守派 学者领头，媒体、政客纷纷呼吁，重建美国文化的经典和“伟大传统”。(注：关于美 国保守派于80年代鼓吹再造白人文化经典，可参见E.D.Hirsch,Jr.,Cultural Literacy :What Every American Needs to Know.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7;and AllanBloom,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7。)
现代经典的建立跟过去最大的区别就是略去了漫长岁月的洗礼，抛开了“自然选择” 的面纱，大规模地、急功近利地重建、再造、修正经典，为民族国家的利益服务，为政 治权力、为经济效益服务。人们在历史去魅的现代，认识到经典的建立乃是一个充满权 力政治争斗的过程，从古至今，历来如此。只不过在现代，这个过程变得十分赤裸裸。 当然在经典确立之后，其诠释者们又无不强调经典的自然天成，天经地义。
以创立不同选择的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自然要建立自己的经典。经典的建 立成为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自19世纪的鸦片战争起，一开始就是一
个寻求现代的不同选择的过程，是一个革命的过程。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成为领 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以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文化革命为主旨。 其中文化与意识形态革命在很长时期都是核心。瞿秋白、毛泽东等革命领袖一贯强调要 建立一个革命的文化，因为中国是个缺乏现代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落后农业国家，必须 创造一个革命主体。如何创造?靠暴力、强制和说服、赢得民心的双重手段，来确立起 革命的文化霸权或领导权，在农民中建立一个革命的主体意识。总之，文化革命是事关 革命成败的关键，即革命的主体建构问题。毛泽东的表述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 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如何确定敌与友的身份认同?如何确定我们 自己的革命主体性?要靠革命理论和革命话语来动员大众，要靠文化革命。瞿 《在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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