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出土文献与印度古典文学研究
的佛教文学作品。诗歌
附图
注释：
(17)杨富学：《德藏西域梵文写本：整理与研究回顾》，原载《西域研究》1994年第2期，127-138页；收入《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此见该书155-156页。
的文书(编号SI P/38)和一件无标题的譬喻文书(编号SI P/63)(注：G.M.Bongard-Levin and M.I.Vorobyova-Desyatovskaya,Indian Texts From Central Asia(Leningrad Manuscript Collection),Tokyo: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Buddhist
Studies,1986.)。阿富汗近年出土的@④卢文佛经写卷，“根据邵瑞祺(Richard Salomon)的研究，从这批@④卢文的写卷中，目前可以辨认出的经典，大致有经、注疏、偈颂以及譬喻几类。在譬喻类的经典中，提到了公元一世纪初乾陀罗地区的两位大月氏‘总督’或者说国王Jihonika和A@⑤pavarman。邵瑞祺的看法，这些譬喻故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与释迦牟尼时代那些为人熟知的传说人物有关，另一类则似乎是以当时由月氏人统治的乾陀罗作为背景。这两种类型的譬喻故事，虽然抄写在不同的卷子上，但却混编在了一块。”(注：Richard Salomon,Ancient BuddhistScrolls from Gandhāra:The British Library Kharosthī
Fragments,Seattle:University Washington Press,1999.王邦维书评，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349页。)对邵瑞琪的分辨出的譬喻及其相关文献的研究价值，王邦维先生在此书的书评中业已指出，“这些‘譬喻’类的文献，本身还可以与其他语言或部派传承的‘譬喻’作对比，大大帮助我们今天了解和研究这类文献最初形成的情形和后来发展的过程。”(注：王邦维书评，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346-347页。)在西域出土的于阗语文书中也有一些“譬喻”类资料，详见下文。这些譬喻故事不仅为印度譬喻文学的宝库增添了数块宝石，更重要的意义也许在于研究譬喻故事的整体形态的演变，以及研究印度原生的故事在西域的本土化过程中所出现的融合与变异。
(二)佛传文学
佛传文学是印度古代传记文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古代东方传记文学园地中的奇葩。佛传文学中最著名的作品是马鸣的《佛所行赞》(Buddhacarita)。周一良《汉译马鸣所行赞的名称和译者》考察了该作品的原名和汉文翻译者(注：周一良：《汉译马鸣所行赞的名称和译者》，原载《申报·文史副刊》第十九期，1948年。附录于氏著、钱文忠译《唐代密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200-206页。)。孙昌武《艺术性与宗教性的成功结合——佛传：＜佛所行赞＞》一文，指出《佛所行赞》堪称佛典翻译文学作品的精心之作，具有宗教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双重文学价值(注：孙昌武：《艺术性与宗教性的成功结合——佛传：＜佛所行赞＞》，觉醒主编《觉群·学术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1年，288-293页。)。《佛所行赞》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早由饶宗颐先生指出(注：饶宗颐：《马鸣＜佛所行赞＞与韩愈＜南山诗＞》，原载日本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十册，收入《梵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313-317页。又，参见袁书会《谈唐＜佛所行赞＞的艺术性及其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玉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2期。袁书会《＜佛所行赞＞与中国文学》，《吉首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对《佛所行赞》的梵汉诸本的对勘与研究，国外学者的成果甚多，比如，E.B.Cowell、E.H.Johnston、平等通昭等学者都做了重要的工作(注：E.B.Cowell,Buddhacarita,editio princeps,Anecdota Oxoniensia,Aryan Series,vol.1,part 7,
1894.E.H.Johnston,The Buddhacarita:or Acts of the Buddha,Calcutta,1935-1936。平等通昭《印度佛教文学の研究》，第一卷：《梵文佛所行赞の研究》，日本印度研究所，1981年，336页以下。)。钱文忠则以汉译本为参照，首次将《佛所行赞》(实名为《佛所行经》)现存的梵本进行了系统归类，对比研究了梵汉专名的对应情况，并考察了汉译本的来源(注：钱文忠：《试论马鸣＜佛所行经＞》，《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135-146页。)。他在《试论马鸣＜佛所行经＞》一文中，提到的西域出土残本有四种，即：
(1)斯坦因(M.A.Stain)在和阗附近的卡达里克(khadālika)所获kha.I，183号残卷。题记为“此即名曰‘入苦行林品’之第九品”。
(2)列维刊布的法藏梵本残卷。
(3)德国第三次吐鲁番探险队在硕尔楚克(@⑥or@⑦uk)发现的残本，现藏柏林德国科学院，编号分别为S.843和N.N.S.1049。
(4)德国第二次吐鲁番探险队在森尼木(S@⑧ngim)发现的残本，编号为Nr.2054a和Nr.2054b。另一件Nr.2250的出土
这些梵文残卷的价值不仅仅是提供了佛陀生平故事的“异本”，可供语言学家比较其语言的演变之用，也在于提供了一部文学作品的诸种流传形态，对考察诸本内容之间的变化关系以及该作品的传播史，都很有意义。
佛传文学不只局限于释迦牟尼一人的传记而已，广义而言，还可包括诸佛、菩萨、护法王、甚至高僧(尼)等的传记。阿育王是佛教史最有名的护法大王之一。他的事迹既见于阿育王的石刻铭文，也保存在汉译的《阿育王经》(僧伽婆罗译)和《阿育王传》(安法钦译)之中。法藏敦煌于阗语文献中有阿育王的故事(注：H.W.Bailey,“A Tale ofA@⑤oka”,Bulletin of Tibetology Ⅲ.3,1966,pp.5-11.)。1996年，阿富汗内战中出土的一批佛教写经，大部分被挪威的一位富商Martin 购得，目前由国际学者合力进行研究。据首批的研究成果揭示，这批藏品中就有一些阿育王的传奇故事的残片(Fragments from the A@⑤oka legend)，共有47个残片。Klaus Wille利用《天神譬喻经》(Divyāvadana)中与阿育王相关的四个譬喻故事，对这些残片作了辨认和初步的研究，还从中找出了A@⑤okamukhanāgavinayapariccheda的开头部分(注：Klaus&nb 《西域出土文献与印度古典文学研究(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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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注释：
(17)杨富学：《德藏西域梵文写本：整理与研究回顾》，原载《西域研究》1994年第2期，127-138页；收入《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此见该书155-156页。
的文书(编号SI P/38)和一件无标题的譬喻文书(编号SI P/63)(注：G.M.Bongard-Levin and M.I.Vorobyova-Desyatovskaya,Indian Texts From Central Asia(Leningrad Manuscript Collection),Tokyo: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Buddhist
Studies,1986.)。阿富汗近年出土的@④卢文佛经写卷，“根据邵瑞祺(Richard Salomon)的研究，从这批@④卢文的写卷中，目前可以辨认出的经典，大致有经、注疏、偈颂以及譬喻几类。在譬喻类的经典中，提到了公元一世纪初乾陀罗地区的两位大月氏‘总督’或者说国王Jihonika和A@⑤pavarman。邵瑞祺的看法，这些譬喻故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与释迦牟尼时代那些为人熟知的传说人物有关，另一类则似乎是以当时由月氏人统治的乾陀罗作为背景。这两种类型的譬喻故事，虽然抄写在不同的卷子上，但却混编在了一块。”(注：Richard Salomon,Ancient BuddhistScrolls from Gandhāra:The British Library Kharosthī
Fragments,Seattle:University Washington Press,1999.王邦维书评，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349页。)对邵瑞琪的分辨出的譬喻及其相关文献的研究价值，王邦维先生在此书的书评中业已指出，“这些‘譬喻’类的文献，本身还可以与其他语言或部派传承的‘譬喻’作对比，大大帮助我们今天了解和研究这类文献最初形成的情形和后来发展的过程。”(注：王邦维书评，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346-347页。)在西域出土的于阗语文书中也有一些“譬喻”类资料，详见下文。这些譬喻故事不仅为印度譬喻文学的宝库增添了数块宝石，更重要的意义也许在于研究譬喻故事的整体形态的演变，以及研究印度原生的故事在西域的本土化过程中所出现的融合与变异。
(二)佛传文学
佛传文学是印度古代传记文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古代东方传记文学园地中的奇葩。佛传文学中最著名的作品是马鸣的《佛所行赞》(Buddhacarita)。周一良《汉译马鸣所行赞的名称和译者》考察了该作品的原名和汉文翻译者(注：周一良：《汉译马鸣所行赞的名称和译者》，原载《申报·文史副刊》第十九期，1948年。附录于氏著、钱文忠译《唐代密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200-206页。)。孙昌武《艺术性与宗教性的成功结合——佛传：＜佛所行赞＞》一文，指出《佛所行赞》堪称佛典翻译文学作品的精心之作，具有宗教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双重文学价值(注：孙昌武：《艺术性与宗教性的成功结合——佛传：＜佛所行赞＞》，觉醒主编《觉群·学术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1年，288-293页。)。《佛所行赞》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早由饶宗颐先生指出(注：饶宗颐：《马鸣＜佛所行赞＞与韩愈＜南山诗＞》，原载日本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十册，收入《梵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313-317页。又，参见袁书会《谈唐＜佛所行赞＞的艺术性及其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玉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2期。袁书会《＜佛所行赞＞与中国文学》，《吉首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对《佛所行赞》的梵汉诸本的对勘与研究，国外学者的成果甚多，比如，E.B.Cowell、E.H.Johnston、平等通昭等学者都做了重要的工作(注：E.B.Cowell,Buddhacarita,editio princeps,Anecdota Oxoniensia,Aryan Series,vol.1,part 7,
1894.E.H.Johnston,The Buddhacarita:or Acts of the Buddha,Calcutta,1935-1936。平等通昭《印度佛教文学の研究》，第一卷：《梵文佛所行赞の研究》，日本印度研究所，1981年，336页以下。)。钱文忠则以汉译本为参照，首次将《佛所行赞》(实名为《佛所行经》)现存的梵本进行了系统归类，对比研究了梵汉专名的对应情况，并考察了汉译本的来源(注：钱文忠：《试论马鸣＜佛所行经＞》，《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135-146页。)。他在《试论马鸣＜佛所行经＞》一文中，提到的西域出土残本有四种，即：
(1)斯坦因(M.A.Stain)在和阗附近的卡达里克(khadālika)所获kha.I，183号残卷。题记为“此即名曰‘入苦行林品’之第九品”。
(2)列维刊布的法藏梵本残卷。
(3)德国第三次吐鲁番探险队在硕尔楚克(@⑥or@⑦uk)发现的残本，现藏柏林德国科学院，编号分别为S.843和N.N.S.1049。
(4)德国第二次吐鲁番探险队在森尼木(S@⑧ngim)发现的残本，编号为Nr.2054a和Nr.2054b。另一件Nr.2250的出土
地已不明，可能是第三次吐鲁番探险队在硕尔楚克所获。
这些梵文残卷的价值不仅仅是提供了佛陀生平故事的“异本”，可供语言学家比较其语言的演变之用，也在于提供了一部文学作品的诸种流传形态，对考察诸本内容之间的变化关系以及该作品的传播史，都很有意义。
佛传文学不只局限于释迦牟尼一人的传记而已，广义而言，还可包括诸佛、菩萨、护法王、甚至高僧(尼)等的传记。阿育王是佛教史最有名的护法大王之一。他的事迹既见于阿育王的石刻铭文，也保存在汉译的《阿育王经》(僧伽婆罗译)和《阿育王传》(安法钦译)之中。法藏敦煌于阗语文献中有阿育王的故事(注：H.W.Bailey,“A Tale ofA@⑤oka”,Bulletin of Tibetology Ⅲ.3,1966,pp.5-11.)。1996年，阿富汗内战中出土的一批佛教写经，大部分被挪威的一位富商Martin 购得，目前由国际学者合力进行研究。据首批的研究成果揭示，这批藏品中就有一些阿育王的传奇故事的残片(Fragments from the A@⑤oka legend)，共有47个残片。Klaus Wille利用《天神譬喻经》(Divyāvadana)中与阿育王相关的四个譬喻故事，对这些残片作了辨认和初步的研究，还从中找出了A@⑤okamukhanāgavinayapariccheda的开头部分(注：Klaus&nb 《西域出土文献与印度古典文学研究(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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