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出土文献与印度古典文学研究
一步的研究。”(注:杨富学:《吐蕃对敦煌的统治:百年研究述评》,收入《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2001年,80页。相关的研究论文有:王尧、陈践《敦煌古藏文<罗摩衍那>译本介绍》,《西藏研究》,1983年第1期。任远《<罗摩衍那>敦煌古藏文本与梵文精校本》,《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 文史·遗书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柳存仁《藏文本罗摩衍那本事私笺》,《庆祝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季羡林先生《<罗摩衍那>在中国》对我国境内各语种的《罗摩衍那》文本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注:季羡林:《<罗摩衍那>在中国》,《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205-239页。)。Santosh N.Desai在《<罗摩衍那>——印度与亚洲各地的历史接触、文化传递工具》一文中,则探讨了《罗摩衍那》在亚洲范围内所产生的文化影响(注:Santosh N.Desai原著,许章真译《<罗摩衍那>——印度与亚洲各地的历史接触、文化传递工具》,载《西域与佛教文史论集》,157-201页。)。
吐火罗文A(焉耆语)出土文献中也收有罗摩故事的缩影,仅
附图
事中的一段插话。西克和西灵克的《吐火罗文残卷》(10-11)中叙述了该故事的大致情节。总体看来,吐火罗语出土文献中不仅有佛教赞颂文学、譬喻文学、本生故事等,其突出的特色则是“戏剧多”。季羡林先生指出,“我在本书的另几个地方曾经说到过,《弥勒会见记剧本》,既然自称是‘剧本’,当然是戏剧无疑。有一些表面上看上去不像是戏剧的佛经,因为其中有丑角等戏剧特有的标志,事实上也是戏剧。再加上马鸣的梵剧,这可以充分证明,当时在新疆戏剧是非常流行的。这一点自来没有人提到过,对中国戏剧史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注:季羡林:《吐火罗文研究》,《季羡林文集》第十二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83页。)
从民间文学的层面而言,印度有许多世俗的寓言、民间故事、神话传说,被宗教作品采用,而赖以流传后世。大史诗《罗摩衍那》中的鹿角仙人的故事,在汉地的流传,白化文先生已经撰文论述(注:白化文:《从一角仙人到月明和尚》,《中国文化》第六期,1992年,81-87页。敦煌莫高窟第428窟东壁,画有“独角仙人本生”。)。类似的故事在西域出土文书中多有所见。《罗摩衍那》中的shǎn@(11)子的故事,就可以作为另一个例证。
四、受印度文学影响下的西域地方文学
——以于阗语文学为例
于阗位于新疆丝路南道,是佛教东传的重要据点之一。于阗语属于东伊朗语的一支,丰富的出土文献向现代人展示了古代于阗文化与文学的盛况(注:H.W.Bailey,“Khotanese Saka Literature”,in: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volume 3(2) The Seleucid,Parthi
Haven,1962,pp.42-50.H.W.Bailey,“Lyrical poems of theSakas”,Dr.J.M.Unvala memorial volume.Bombay,1964,pp.1-5.)。钢和泰藏卷(Baron A.von Sta@(12)l-Holstein roll)中也有抒情诗(注:钟兴麒:《<钢和泰藏卷>中的一首抒情诗》,《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74-76页。)。最长的于阗语佛教诗歌作品是《赞巴斯塔书》(注:R.E.Emmerick,The Book of Zambasta:AKhotanese Poem on Buddhis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其四,佛教故事类,《本生赞》中就包含有大光明王本生故事、龙王本生故事、帝释天马王故事、月光本生故事等。本生故事是于阗佛教故事中文学色彩最丰富的一部分(注:H.W.Bailey,“An Indo-Scythian Version of the Kusa Jātaka”,Sarūpabhāratī,or The Homage of Indology;being
The D 《西域出土文献与印度古典文学研究(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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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火罗文A(焉耆语)出土文献中也收有罗摩故事的缩影,仅
附图
事中的一段插话。西克和西灵克的《吐火罗文残卷》(10-11)中叙述了该故事的大致情节。总体看来,吐火罗语出土文献中不仅有佛教赞颂文学、譬喻文学、本生故事等,其突出的特色则是“戏剧多”。季羡林先生指出,“我在本书的另几个地方曾经说到过,《弥勒会见记剧本》,既然自称是‘剧本’,当然是戏剧无疑。有一些表面上看上去不像是戏剧的佛经,因为其中有丑角等戏剧特有的标志,事实上也是戏剧。再加上马鸣的梵剧,这可以充分证明,当时在新疆戏剧是非常流行的。这一点自来没有人提到过,对中国戏剧史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注:季羡林:《吐火罗文研究》,《季羡林文集》第十二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83页。)
从民间文学的层面而言,印度有许多世俗的寓言、民间故事、神话传说,被宗教作品采用,而赖以流传后世。大史诗《罗摩衍那》中的鹿角仙人的故事,在汉地的流传,白化文先生已经撰文论述(注:白化文:《从一角仙人到月明和尚》,《中国文化》第六期,1992年,81-87页。敦煌莫高窟第428窟东壁,画有“独角仙人本生”。)。类似的故事在西域出土文书中多有所见。《罗摩衍那》中的shǎn@(11)子的故事,就可以作为另一个例证。
四、受印度文学影响下的西域地方文学
——以于阗语文学为例
于阗位于新疆丝路南道,是佛教东传的重要据点之一。于阗语属于东伊朗语的一支,丰富的出土文献向现代人展示了古代于阗文化与文学的盛况(注:H.W.Bailey,“Khotanese Saka Literature”,in: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volume 3(2) The Seleucid,Parthi
an and Sasnian periods,ed.E.Yarshater.Cambridge.1983.pp.1230-1243.)。总体而言,由于受到材料的局限,于阗语文学中的伊朗因素之探讨,问津者稀;而现存的写本则偏重于佛教较多一些,其中有一部译自梵文的《本生赞》(Jatāka-stava),赞颂的是佛陀的本生故事,其于阗文本的序言中,将朝廷、国王、王妃、太子、公主、百官们都盛赞了一番,其序言还表明当时的尉迟王族赞助文学活动。贝利在《古代于阗的塞人文化》一书(The Culture of the Sakas in Ancient Iranian Khotan)的第4章《于阗文学纵览》中,介绍了现存的于阗语文献的内容与价值,涉及到相关的文学作品(注:H.W.Bailey,The Culture of the Sakas in Ancient Iranian Khotan,New York:Caravan Books,1982,pp.63-78.)。据恩默瑞克的《于阗语文献导论》(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 of Khotan)一书(注:R.E.Emmerick,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 of Khotan,Second Edition,Tokyo,1992.),于阗语文书中现存的文学类作品,可以将其初步分为五类。其一,譬喻经类,有《阿育王譬喻经》(A@⑤okāvadāna)、《善财童子譬喻经》(Sudhanāvadāna)、《难陀譬喻经》(Nandāvadāna)等。其二,史诗作品,即上文提及的《罗摩衍那》。其三,抒情诗类,有多个写本(注:M.J.Dresden,“Notes on Khotanese Poetry”,Indological Studies in Honor ofW.Norman Brown,New
Haven,1962,pp.42-50.H.W.Bailey,“Lyrical poems of theSakas”,Dr.J.M.Unvala memorial volume.Bombay,1964,pp.1-5.)。钢和泰藏卷(Baron A.von Sta@(12)l-Holstein roll)中也有抒情诗(注:钟兴麒:《<钢和泰藏卷>中的一首抒情诗》,《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74-76页。)。最长的于阗语佛教诗歌作品是《赞巴斯塔书》(注:R.E.Emmerick,The Book of Zambasta:AKhotanese Poem on Buddhis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其四,佛教故事类,《本生赞》中就包含有大光明王本生故事、龙王本生故事、帝释天马王故事、月光本生故事等。本生故事是于阗佛教故事中文学色彩最丰富的一部分(注:H.W.Bailey,“An Indo-Scythian Version of the Kusa Jātaka”,Sarūpabhāratī,or The Homage of Indology;being
The D 《西域出土文献与印度古典文学研究(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