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早期宪政思想探析

和立宪政治的比较，说明了二者的区别。他认为，从根本上讲，“专制之世，国之建也，基于强力；立宪之世，国之建也，基于民意”[2](p735)。具体来说：“盖唯民主义乃立宪之本，英雄主义乃专制之原。而立宪之所以畔夫专制者，一则置重众庶，一则侧重一人；一则使知自重其秉彝，一则多方束制其畀性；一则与以自见其我于政治之机，一则绝其自见其我于政治之路。凡为立宪国民，道在道能导民自治而脱他治。民以是相求，政以是相应，斯其民之智能，必能共跻于一水平线而同＠②并育。彼其众庶，立于水平线以上，以驱策英雄俾为民用可也；降于水平线以下，以待英雄提撕，听英雄之指挥不可也。彼其英雄守一定之限度，以代众庶而行众意可也；越一定之限度，背众庶以独行其意不可也。此实专制国民服事英雄与立宪国民驱使英雄之辨，亦即专制政治与立宪政治之所由殊也。”[2](p350-351)通过以上比较可知，民主代替专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2.自由精神　作为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的李大钊一向推崇西方的代议政治，但是，代议政治绝非设立了议会、组织了政党就能轻易实现的。它首先需要广大民众具有自由独立的人格，正如他所说的：“代议政治之施行，又非可徒揭橥其名，而涣汗大号于国人之前，遂以收厥成功者，必于其群之精神植一坚固不拔之基，俾群己之权界，确有绝明之域限，不容或紊，测性瀹知，习为常轨，初无俟法制之力以守其藩也。厥基维何？简而举之，自由是已。”[2](p340)不仅如此，李大钊还将自由看作是人生价值，而这种价值的实现必须以宪法来做保障，“盖自由为人类生存必需之要求，无自由则无生存之价值。宪法上之自由，为立宪国民生存必需之需求；无宪法上之自由，则无立宪国民生存之价值。吾人苟欲为幸福之立宪国民，当先求善良之宪法；苟欲求善良之宪法，当先求宪法之能保障充分之自由”[2](p432)。他尤其强调思想自由，认为思想自由除需提供法律保障之外，也需要社会成员之间彼此尊重对方的这种自由，否则便不能形成自由争辩的精神和实行宪政的社会环境。他说：“但察其是，勿拒其非，纵喜其同，莫禁其异，务使一群秉彝之所好，皆得相当之分，反复辩论，获其中庸之理以去。最后彖定之辞，勿得轻用，终极评判之语，勿得漫加。健全之舆论成，而美满之宪政就矣。”[2](p354-355)同时，对于思想自由的内涵及其与宪政的关系，他作了如下解释：“盖立宪政治之精神，即在使国民得应有尽有之机会，对于凡百国政，俾人人获以应有尽有之意思，如量以彰布于社会。而社会之受之者，亦当虚心察之，不当以成见拒之；当以尚异通之，不当以苟同塞之；当存非以明是，不当执是以强非；当以反覆之讨论求真理，不当以终极之判断用感情。如是则真正之理实，适宜之法度，始得于群制杂陈、众说并进、殊体异态、调和映待之间，表著于政治。此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之所以可贵，而代议政治之所以为良也。苟行代议政治之国，此类尊重自由之风习，必使熏陶培养以弥纶乎社会个人之间，奉为金科玉律。其持己之严，至尊重他人之自由，与要求他人尊重己之自由相为等量，则自由之基始固，立宪之治始成。”[2](p507-508)
　　3.法治精神　立宪政体实质上是法治政体，它与以人治为主要特征的封建专制政体是截然相反的。在中国，由于实行了几千年的人治，不仅封建统治者不懂得依法行政，养成了专断习性，广大民众也几乎没有法治观念，养成了盲从的奴性。李大钊认为，“此性不除，终难以运用立宪政治于美满之境”[2](p350)。提倡法治精神，需要有完善的法律和法制作保障，而当时的中国要么无法可依，固守封建人治的恶习，要么从形式上照抄西方国家法律条文，形成军阀混战、争权夺利、理法不存的局面。针对这种情况，李大钊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了理法互补，相依并存的主张。他说：“盖法易腐而理常新，法易滞而理常进。”[2](p356)国家以法律为存在前提，人以理为生存价值。“故立宪国民之责任，不仅在保持国之权威，并宜尊重人之价值。前者政治法律之所期，后者学说思想之所为。前者重服从、尚保守，法之所禁不敢犯也，法之所命不敢违也。后者重自由、尚进取，彝性之所趋，虽以法律禁之，非所畏也。彝性之所背，虽以法律迫之，非所从也。”[2](p356)所以，必得理之力与法之力有机结合起来，使其相互促进，“既以理之力为法之力开其基，更以理之力为法之力去其障，使法外之理，无不有其机会以入法之中，理外之法，无不有其因缘以失法之力。平流并进，递演递嬗，即法即理，即理即法，而后突发之革命可免，日新之改进可图”[2](p357)。实际上，这时的李大钊已经提出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
　　　　三
　　由上述可知，李大钊的早期宪政思想是十分丰富的，有些内容对于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法治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不可否认，由于历史的限制，当时的李大钊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其早期宪政思想也带有明显的局限性，突出表现是：
　　（一）由于当时的李大钊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其思想明显带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色彩，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缺少本质的认识。例如，他曾一度对袁世凯抱有极大幻想，他所提出的裁都主张，虽然目的是为了打击地方军阀势力，但也打击了南方的革命党，客观上帮助了袁世凯以武力统一中国，实行封建统治的行径

。
　　（二）从李大钊早期的一系列宪政主张来看，基本上局限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理论和宪政理论的范畴。他希望在中国建立立宪政体，积极参加关于宪法的讨论，并创办《宪法公言》专门研究制宪事宜，主张采用一院制、实行间接选举、限制选举，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不改变国体，这些主张是无法实行的，因此，只能陷入空想。
　　（三）李大钊早期宪政思想中带有明显的调和主义色彩。他在《政治对抗力之养成》一文及后来的论述中，多次提出制定宪法要调和各种势力的利害冲突，完全没有认识到当时的民主进步势力与封建专制势力是无法调和的，只有彻底推翻封建势力的统治，才能真正实现宪政。
　　（四）他积极热情地倡导法治，但却并没有从理论和实践上弄清宪政与法治的关系。他摒弃了人治，但又不自觉地提倡英雄主义，提出“若惩人治之弊而专任法律，与监法治之弊而纯恃英雄，厥失维均，未易轩轾。排斥英雄之说，失其中庸，必至流于众愚政治”[2](p350)。从而陷入严重的思想矛盾之中。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李大钊迅速转入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其政治思想也发生了质的飞跃。
　　收稿日期：2001-10-15
【参考文献】
　　[1]　李大钊全集（第一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2]　李大钊全集（第二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齿加斤
　　　　＠②原字艹下加区

《李大钊早期宪政思想探析(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