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的散官发展与清浊异同
23] ，但北朝“清官”出自法令一点，学者依然指为北魏独有："魏晋以来，人分士庶，官有清浊，但是均为习惯使然，未曾见官府以法令的形式规定哪些官是清官"[24] ，"以皇权的威力和法令的形式硬性规定(清官)"，“这是魏晋南朝皆不曾见而北魏独有的现象”[25] 。不过从后代看，北魏“清官”之制就并非“独有”了，它看上去更近于唐帝国的“清资官”、“清望官”、“清官”、“清流”制度[26] 。而唐朝“清官”，想已不会被错认为“门阀制度”的一部分，它是朝廷立法者对官职资望的正式认定。相对于南朝的"官以人而清"，不妨说这已是"人以官而清"：士人因居其职才获得了荣耀，而不是他个人门第为这个职位增添了“清华”。进而可以推论，北魏的"三清九流"出自皇权、出自法令一点，已与江左那种最典型的士族门阀制度，拉开了相当距离；在“清官”变迁史上，北魏之制已显示为江左到唐制的过渡形态。
至于那些因其特殊位望而为君臣瞩目的那类“清官”，北朝仍与南朝不同。考察魏、齐、周各朝"清显"、"清华"等语用法，便可知它们每每是指台省要职。 《北齐书》卷四二《崔劼传》：“何为不在省府之中、清华之所，而并出外藩，有损家代？”是省府要职即是"清华"。袁聿修"以名家子历任清华"。检其仕历，他九岁为州主簿，释褐太保西閤祭酒，本州中正、尚书度支郎、五兵左民郎中、太子中舍人、太子庶子、博陵太守、太府少卿、大司农少卿、吏部郎中、司徒左长史、本州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都官尚书、吏部尚书、太常少卿等。[27]
又许惇"久处朝行，历官清显"。检其仕历，则为司徒主簿、殿中尚书、司农卿、大理卿、度支尚书、太子少保、少师、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特进等。[28] 二人所居不乏省府要职，可以窥知魏齐所谓"清华"虽有同于南朝者，但比较而言，却更看重其是否权尊责重、职事切要。
众所周知，南朝贵游不乐台郎，把担任侍御史视作"南奔"，甚至御史中丞这样的要职都不得青目，所谓"江左中丞虽亦一时髦彦，然膏粱名士犹不乐"[29] 。可是尚书台郎和侍御史，在北朝都在"清华"、"高选"之列。《魏书》卷十四《元子思传》：“谨案尚书郎中臣裴献伯、王元旭等，望班士流，早参清宦。”又《魏书》卷六九《袁翻传》：“加以尚书清要，位遇通显。”《北齐书》卷四七《酷吏宋游道传》："出州入省，历忝清资。"按宋游道原为司州从事，文襄帝高澄使为尚书左丞。《北史》卷三六《薛慎传》：西魏“六官建，拜膳部下大夫，慎兄善又任工部，并居清显，时人荣之。”[30] 膳部、工部，前后代均属尚书省职。可见北朝的尚书台官不乏清望。
北魏的御史号称"高选"，不仅取人精慎，而且采取考试录用之法。孝明帝时，御史中尉元匡曾"博召辞人以充御史，同时射策者八百余人"。[31] 又"御史中尉元匡高选御史"，高道穆以"欲厕影髦徒，班名俊伍"为言，希求"身隶绣衣，名充直指"。在高道穆官至御史中尉时他仍其旧贯，"选用御史皆当世名辈，李希宗、李绘、阳休之、阳斐、封君义、邢子明、苏淑、宋世良等四十人"，还曾为此踌躇满志："自今以后，当得精选御史矣！"[33] 东魏"中尉崔暹精选御史，皆是世胄，广独以才学兼御史，修国史。"[32] 所以史称："后魏御史甚重，必以对策高第者补之。"[35] 学者因而指出，北朝没有像南朝那样出现御史台位望下降，御史官遭门阀歧视的情况。[34] 北魏孝文帝定起家“清官”："上则散骑、秘、著，下逮御史、长兼。"[36] 可见御史正在"省府之中、清华之所"范畴之内。与御史相类，廷尉也号称“清官”。元雍曾打算任用三公曹令史朱晖担任廷尉评，元顺云："朱晖小子，身为省吏，何合为廷尉清官！"[37] 推知廷尉正监平及廷尉均为“ 清官”，并未因其是"法职"而失其"清"。以上与南朝判然有别的情况，都显示了北朝对政务、法制的重视，进而显示了对"清浊"的不同理解。 《魏书》卷八八《良吏明亮传》：
延昌中，世宗临朝堂，亲自黜陟，授亮勇武将军。亮进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号至浊。且文武又殊，请更改授。"世宗曰："今依劳行赏，不论清浊，卿何得乃复以清浊为辞！"亮曰："圣明在上，清浊故分。臣既属圣明，是以敢启。"世宗曰："九流之内，人咸君子，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独欲乖众，妄相清浊！所请未可，但依前授。"……亮曰："请改授平远将军。"世宗曰："运筹用武，然后远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得平远也！"亮乃陈谢而退。
学人往往引证上文，
北魏孝文帝时，工商皂隶"或染清流"一类事情已时时发生。宣武帝时，"法开清浊，而清浊不平，申滞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怀怨"，"中正卖望于下里，主按舞笔于上台。"[38] "蕃落庸鄙"也得以"操铨核之权"[39] ，宦官、恩倖居然滥厕中正之位，承担起了"清定门胄，品藻高卑"的庄严职责[40] 。北周制度，便已“选无清浊”。[41] "士庶"界限日益含糊不清，"清浊"、"文武"更不足以阻止官位、名号向武人普授。北魏 "以军功为给事中"、"以军功除员外散骑常侍"、"以功授员外散骑侍郎"、"讨盖吴诸贼皆有功，拜散骑常侍"、"以军功累至书侍御史、通直散骑常侍"，"累以战功进至左光禄大夫"、"征伐有功，稍迁中散大夫"、"以军功累迁金紫光禄大夫"、"以军功至太中大夫"[42] 等现象，史不绝书；进而到魏末五等大夫、东西省散官向"督将兵吏"们普授、滥授和"双授"，不过是百尺竿头、再进一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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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那些因其特殊位望而为君臣瞩目的那类“清官”，北朝仍与南朝不同。考察魏、齐、周各朝"清显"、"清华"等语用法，便可知它们每每是指台省要职。 《北齐书》卷四二《崔劼传》：“何为不在省府之中、清华之所，而并出外藩，有损家代？”是省府要职即是"清华"。袁聿修"以名家子历任清华"。检其仕历，他九岁为州主簿，释褐太保西閤祭酒，本州中正、尚书度支郎、五兵左民郎中、太子中舍人、太子庶子、博陵太守、太府少卿、大司农少卿、吏部郎中、司徒左长史、本州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都官尚书、吏部尚书、太常少卿等。[27]
又许惇"久处朝行，历官清显"。检其仕历，则为司徒主簿、殿中尚书、司农卿、大理卿、度支尚书、太子少保、少师、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特进等。[28] 二人所居不乏省府要职，可以窥知魏齐所谓"清华"虽有同于南朝者，但比较而言，却更看重其是否权尊责重、职事切要。
众所周知，南朝贵游不乐台郎，把担任侍御史视作"南奔"，甚至御史中丞这样的要职都不得青目，所谓"江左中丞虽亦一时髦彦，然膏粱名士犹不乐"[29] 。可是尚书台郎和侍御史，在北朝都在"清华"、"高选"之列。《魏书》卷十四《元子思传》：“谨案尚书郎中臣裴献伯、王元旭等，望班士流，早参清宦。”又《魏书》卷六九《袁翻传》：“加以尚书清要，位遇通显。”《北齐书》卷四七《酷吏宋游道传》："出州入省，历忝清资。"按宋游道原为司州从事，文襄帝高澄使为尚书左丞。《北史》卷三六《薛慎传》：西魏“六官建，拜膳部下大夫，慎兄善又任工部，并居清显，时人荣之。”[30] 膳部、工部，前后代均属尚书省职。可见北朝的尚书台官不乏清望。
北魏的御史号称"高选"，不仅取人精慎，而且采取考试录用之法。孝明帝时，御史中尉元匡曾"博召辞人以充御史，同时射策者八百余人"。[31] 又"御史中尉元匡高选御史"，高道穆以"欲厕影髦徒，班名俊伍"为言，希求"身隶绣衣，名充直指"。在高道穆官至御史中尉时他仍其旧贯，"选用御史皆当世名辈，李希宗、李绘、阳休之、阳斐、封君义、邢子明、苏淑、宋世良等四十人"，还曾为此踌躇满志："自今以后，当得精选御史矣！"[33] 东魏"中尉崔暹精选御史，皆是世胄，广独以才学兼御史，修国史。"[32] 所以史称："后魏御史甚重，必以对策高第者补之。"[35] 学者因而指出，北朝没有像南朝那样出现御史台位望下降，御史官遭门阀歧视的情况。[34] 北魏孝文帝定起家“清官”："上则散骑、秘、著，下逮御史、长兼。"[36] 可见御史正在"省府之中、清华之所"范畴之内。与御史相类，廷尉也号称“清官”。元雍曾打算任用三公曹令史朱晖担任廷尉评，元顺云："朱晖小子，身为省吏，何合为廷尉清官！"[37] 推知廷尉正监平及廷尉均为“ 清官”，并未因其是"法职"而失其"清"。以上与南朝判然有别的情况，都显示了北朝对政务、法制的重视，进而显示了对"清浊"的不同理解。 《魏书》卷八八《良吏明亮传》：
延昌中，世宗临朝堂，亲自黜陟，授亮勇武将军。亮进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号至浊。且文武又殊，请更改授。"世宗曰："今依劳行赏，不论清浊，卿何得乃复以清浊为辞！"亮曰："圣明在上，清浊故分。臣既属圣明，是以敢启。"世宗曰："九流之内，人咸君子，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独欲乖众，妄相清浊！所请未可，但依前授。"……亮曰："请改授平远将军。"世宗曰："运筹用武，然后远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得平远也！"亮乃陈谢而退。
学人往往引证上文，
以证明北魏选官"文清武浊"。不过明亮不乐武号，实在与北魏的传统和现实格格不入。宣武帝驳斥他"独欲乖众，妄相清浊"，一点儿也没有委屈他。我颇疑明亮的真意是嫌"勇武将军"太低，便搬出"清浊"作"请更改授"借口。宣武帝明确宣布"九流之内，人咸君子，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否定"文清武浊"之论，这不过是以现实相告而已。北朝勋贵传记，每有"武艺绝伦，有将帅之略"、"性雄豪，工骑射"、"膂力过人，便习弓马"语，这与魏晋史传叙人多"风神夷简"、"雅有远韵"，南朝史传叙人多"词采遒艳"、"善为文章"，大相径庭。在北朝还常能看到这样的说法："欲求宦达，当资干世之务"，"文章之事，不足流于后世，经邦致治，庶及古人"，"男儿当提剑汗马以取公侯，何能如先生为博士也"，"书足记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笔砚、为腐儒业乎！"甚至北朝的汉族士族也难免世风熏染，而把"以武达"和"以文通"同等地视为振兴家门之途。
北魏孝文帝时，工商皂隶"或染清流"一类事情已时时发生。宣武帝时，"法开清浊，而清浊不平，申滞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怀怨"，"中正卖望于下里，主按舞笔于上台。"[38] "蕃落庸鄙"也得以"操铨核之权"[39] ，宦官、恩倖居然滥厕中正之位，承担起了"清定门胄，品藻高卑"的庄严职责[40] 。北周制度，便已“选无清浊”。[41] "士庶"界限日益含糊不清，"清浊"、"文武"更不足以阻止官位、名号向武人普授。北魏 "以军功为给事中"、"以军功除员外散骑常侍"、"以功授员外散骑侍郎"、"讨盖吴诸贼皆有功，拜散骑常侍"、"以军功累至书侍御史、通直散骑常侍"，"累以战功进至左光禄大夫"、"征伐有功，稍迁中散大夫"、"以军功累迁金紫光禄大夫"、"以军功至太中大夫"[42] 等现象，史不绝书；进而到魏末五等大夫、东西省散官向"督将兵吏"们普授、滥授和"双授"，不过是百尺竿头、再进一步而已。
三、“门品秩序”和“官品秩序”
以上辨析显示，南朝的“清浊”观念阻碍了文散官向武人的普授、滥授，进而阻碍了文散官的阶官化；下面我们再从“双授”入手，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魏末、北周之时，以将军号与五等大夫的"双授"成了普遍做法。我认为这个事实，对于文散官的阶官化曾构成重大推动，并把这种作用名之为“拉动”。魏晋以来，将军号的“散阶化”要早得多，其序列化程度也高得多，而文散官的"散阶化"则相对迟缓。不过由于魏末的“双授”泛滥，诸文散官便与军号建立了密切的对应关系，令军阶得以把其序列化形式和位阶性质传递给了与之“双授”的文散官，将之"拉"入了散阶序列的境界。这在北周军号、散官两个序列的一一对应关系之中，明白无误地体现出来了。正是魏末泛滥于时的“双授”，使军号得以发挥强劲的“拉动”之功，北周才得以完成了一次文散阶制度的飞跃。[43]
进一步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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