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英、法、德、澳、加等国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探析
、德、澳、加等国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模式与特色
从近10年这些国家的研究状况看，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法国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德国等国受到政治、语言、资金等诸多因素影响，研究成果及其成果的传播有一定的局限。目前，这些国家在研究的理论和专题方面呈现出不同的模式与特点。
（一）研究范式与重点
1962年科学哲学研究者库恩提出并发展了“范式”这一概念，所谓范式，就是共同具有的方法、标准、解释的模式、理论或共同具有的知识。一定时期内占主要位置或有较大影响的理论观点在西方被视为学术潮流。如以往的“西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等在学术界曾经有过相当的影响。一般的西方学者比较看重自己的研究范式是否入流的问题。因为，离开了某种主要的研究范式，也就难于入流。由于这篇文章涉及的国家太多，也不仅仅局限在西方，我们难于将他们的成果统归于哪种范式。这里只能是依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较有影响的西方国家的研究情况而言。这些国家的学者与美国的同行联系比较紧密，研究范式受美国的影响也比较多。90年代以来，在“规范意识危机论”的影响下，这些国家出现了与美国相似的情况。仅就我们所接触的一些来中国做研究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的研究课题看，比较多的人侧重于微观的探索和个案的分析，他们认为只有对微观的、个案的分析掌握得越多，对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研究以及对中国问题的理解才能把握得越准确。
受这种观点的影响，他们的研究方向比较分散，也没有占主流的理论观点。他们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史上面。
从《中国季刊》、《中国研究》等影响较大的刊物所刊载的文章就可以看出，分析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以来的成功与失误，特别是对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思想、政治、社会方方面面的深刻变革的研究，成为大多数国家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主流。
（二）研究特点
与90年代以前国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研究相比，近10年来各国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出现了两大特点：
第一，对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研究呈两种类型：越南、韩国等亚洲国家和南美洲等国家的研究，比较接近中国或俄罗斯的传统研究模式，即就党史本身研究党史，研究的体例和风格也比较规范。然而，西方国家的研究，往往是党史、国史不分。特别表现在对中国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研究，多与同时期中国问题研究一起进行。受近年来多学科交叉研究方式的影响，他们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当代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除政治、经济方面仍然是研究重点外，社会主义时期的法制、军事、文化、社会事物、两岸三地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也呈上升的趋势。这是一种新的研究特点，也是一种新的研究趋势，它对研究西方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史的范式产生重要影响。
第二，跨国联合研究有一定的发展趋势。近年出现了比较多的国际合作项目和成果。如前面提到的北欧诸国的联合研究；由几个国家的知名学者联合编辑出版专著或论文集。如美国的阿尔夫·德里克、新西兰的保罗·希利和澳大利亚的尼克·奈特合作编辑出版了《毛泽东思想的评析》论文集。此外，哈泼书局出版的系列丛书也汇集了多国学者的论文。如托尼·塞奇和汉斯·范德文合编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新概念》，另一本由美国的齐慕石和塞奇合编的《关于中国国家社会主义的新概念》正是如此。参加这两本书编撰的作者有26人次，其中包括乔治·本顿、齐慕石、沈大卫、塞奇、毕仰高、泰韦斯等。法国学者毕仰高认为当代中国研究现在已经真正成为一项全球性的研究事业，现在的任务是扫除各国间的壁垒，在研究资料和研究项目之间共同协作。如英国的经济与社会研究所已经开展的“亚太研究计划”，欧洲联合会的“中国2000网络”，美国与日本的“与中国对话”，以及英国和日本的“当代中国对话”等，这将有助于消除国与国之间无法沟通的壁垒，但是更大的工作是需要把世界上所有的中国问题专家联合起来。
（三）著名研究刊物成为研究的主阵地
尽管在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水平和规模上，美国在西方国家中处于前列。但是，有国际影响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重要期刊却不在美国。这些刊物主要有英国的《中国季刊》、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和加拿大的《近代中国》。他们在众多的学术刊物中逐渐成为研究的主要阵地。
90年代以来，《中国季刊》继续发挥研究的主阵地作用，相继刊出了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专辑；包括《邓小平专辑》（第135辑）、《〈中国季刊〉与35年变化同步》（143辑）、《中国经济演进》（144辑）、《变化中的中国军事》（146辑）、《当今台湾》（148辑）、《香港回归》（151辑）、《中国环境》（156辑）、《澳门问题》（160辑）、《中国的司法改革》（145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159辑）等。这些专辑中既有宏观研究，也有微观问题的探讨，甚至研究一些具体的小县城和个人经历，绝大多数是研究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其中第六任主编沈大卫是一位很活跃的学者，他在任主编期间出了不少专辑。之后，他又将影响较好的文章编辑成论文集出版。
《中国研究》上刊登的文章比较偏重于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多方面现象的分析研究，角度也较新颖，如“关系学”市场、国企的劳动力管理、个体经济协会的作用、农民与国家的矛盾等。第40辑是“变革中的亚洲社会主义”专辑，主要是对中国和越南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亚洲为什么能站稳脚根，从历史的渊源到当今改革各有什么特点进行分析，试图找出社会主义在这两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原因，找出社会主义在亚洲是否还继续发展的答案。
1993年以后，以江泽民为首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政治上逐步成熟起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在不断地走向深入。《中国季刊》登载了一大批有关中国研究的成果的书评介绍，学者们对当时的中国形势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进行评估。有几种典型的观点值得注意。一种极端的看法是：以奥弗霍尔特为代表，认为中国将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另一种极端的看法是：中国是最后的一个超级大国。但是萨特尔以及他的同事们却提出了介于二者之间的看法，认为中国的发展可能会有三种趋势，一是转型，二是衰退，三是经济霸权，政治专权（注：The China Quaterly,1994,Vol,138.）。
三、英、法、澳、加等国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主要著作及其观点
英、法、澳、加等国出版的主要著作中，研究范围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但其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于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研究。这些著作所涉及的范围包括：
一是专题研究，如关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人物专题研究，关于毛泽东以后的中国经济改革问题的研究，关于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的研究等。
二是出现了对个别国家和地区的中国问题研究做综述性评价的文章，涉及到的国家有加拿大、韩国、越南和欧洲一些国家（包括对北欧零散研究的分析）。这其中有本国学者对本国研究情况的评析，也有对他国学者研究情况的综述与分析。如美国学者评越南的当代中国研究，荷兰学者评欧洲的当代中国研究，丹麦学者评北欧的当代中国研究，日本学者评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
三是中美关系、中国在东亚和亚太地区的作用。其中中美关系仍是研究热点，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代表学者，出版和再版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专著。
（一）英国学者的主要代表性著作
格利格尔·本顿是英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著有《1937-1938年新四军的创建》（1991年）、《1934-1938年中国红军在南方的战争》（1992年）、《中国的托洛斯基与民主》（1992年）、《陈独秀与中国的托洛斯基》（1994年）、《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华中抗战比较(1937-1945)》（1996年）、《中国的城市革命：1921-1952年中国托洛斯基历史探索》（1996年），他还翻译了反映1925-1950年中国共产党工人运动缩影的人物传记《郑超麟回忆录》。
英国的弗里德里克·李顿运用了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瑞士、美国等多国的档案，并同时使用上海工部局的卷宗和原共产国际档案文件，撰文详细地叙述了牛兰事件的全过程。牛兰是共产国际远东部的工作人员，他和夫人汪得莉于1931年6月在上海公共租界 《近十年来英、法、德、澳、加等国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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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10年这些国家的研究状况看，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法国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德国等国受到政治、语言、资金等诸多因素影响，研究成果及其成果的传播有一定的局限。目前，这些国家在研究的理论和专题方面呈现出不同的模式与特点。
（一）研究范式与重点
1962年科学哲学研究者库恩提出并发展了“范式”这一概念，所谓范式，就是共同具有的方法、标准、解释的模式、理论或共同具有的知识。一定时期内占主要位置或有较大影响的理论观点在西方被视为学术潮流。如以往的“西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等在学术界曾经有过相当的影响。一般的西方学者比较看重自己的研究范式是否入流的问题。因为，离开了某种主要的研究范式，也就难于入流。由于这篇文章涉及的国家太多，也不仅仅局限在西方，我们难于将他们的成果统归于哪种范式。这里只能是依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较有影响的西方国家的研究情况而言。这些国家的学者与美国的同行联系比较紧密，研究范式受美国的影响也比较多。90年代以来，在“规范意识危机论”的影响下，这些国家出现了与美国相似的情况。仅就我们所接触的一些来中国做研究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的研究课题看，比较多的人侧重于微观的探索和个案的分析，他们认为只有对微观的、个案的分析掌握得越多，对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研究以及对中国问题的理解才能把握得越准确。
受这种观点的影响，他们的研究方向比较分散，也没有占主流的理论观点。他们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史上面。
从《中国季刊》、《中国研究》等影响较大的刊物所刊载的文章就可以看出，分析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以来的成功与失误，特别是对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思想、政治、社会方方面面的深刻变革的研究，成为大多数国家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主流。
（二）研究特点
与90年代以前国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研究相比，近10年来各国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出现了两大特点：
第一，对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研究呈两种类型：越南、韩国等亚洲国家和南美洲等国家的研究，比较接近中国或俄罗斯的传统研究模式，即就党史本身研究党史，研究的体例和风格也比较规范。然而，西方国家的研究，往往是党史、国史不分。特别表现在对中国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研究，多与同时期中国问题研究一起进行。受近年来多学科交叉研究方式的影响，他们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当代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除政治、经济方面仍然是研究重点外，社会主义时期的法制、军事、文化、社会事物、两岸三地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也呈上升的趋势。这是一种新的研究特点，也是一种新的研究趋势，它对研究西方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史的范式产生重要影响。
第二，跨国联合研究有一定的发展趋势。近年出现了比较多的国际合作项目和成果。如前面提到的北欧诸国的联合研究；由几个国家的知名学者联合编辑出版专著或论文集。如美国的阿尔夫·德里克、新西兰的保罗·希利和澳大利亚的尼克·奈特合作编辑出版了《毛泽东思想的评析》论文集。此外，哈泼书局出版的系列丛书也汇集了多国学者的论文。如托尼·塞奇和汉斯·范德文合编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新概念》，另一本由美国的齐慕石和塞奇合编的《关于中国国家社会主义的新概念》正是如此。参加这两本书编撰的作者有26人次，其中包括乔治·本顿、齐慕石、沈大卫、塞奇、毕仰高、泰韦斯等。法国学者毕仰高认为当代中国研究现在已经真正成为一项全球性的研究事业，现在的任务是扫除各国间的壁垒，在研究资料和研究项目之间共同协作。如英国的经济与社会研究所已经开展的“亚太研究计划”，欧洲联合会的“中国2000网络”，美国与日本的“与中国对话”，以及英国和日本的“当代中国对话”等，这将有助于消除国与国之间无法沟通的壁垒，但是更大的工作是需要把世界上所有的中国问题专家联合起来。
（三）著名研究刊物成为研究的主阵地
尽管在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水平和规模上，美国在西方国家中处于前列。但是，有国际影响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重要期刊却不在美国。这些刊物主要有英国的《中国季刊》、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和加拿大的《近代中国》。他们在众多的学术刊物中逐渐成为研究的主要阵地。
90年代以来，《中国季刊》继续发挥研究的主阵地作用，相继刊出了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专辑；包括《邓小平专辑》（第135辑）、《〈中国季刊〉与35年变化同步》（143辑）、《中国经济演进》（144辑）、《变化中的中国军事》（146辑）、《当今台湾》（148辑）、《香港回归》（151辑）、《中国环境》（156辑）、《澳门问题》（160辑）、《中国的司法改革》（145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159辑）等。这些专辑中既有宏观研究，也有微观问题的探讨，甚至研究一些具体的小县城和个人经历，绝大多数是研究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其中第六任主编沈大卫是一位很活跃的学者，他在任主编期间出了不少专辑。之后，他又将影响较好的文章编辑成论文集出版。
《中国研究》上刊登的文章比较偏重于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多方面现象的分析研究，角度也较新颖，如“关系学”市场、国企的劳动力管理、个体经济协会的作用、农民与国家的矛盾等。第40辑是“变革中的亚洲社会主义”专辑，主要是对中国和越南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亚洲为什么能站稳脚根，从历史的渊源到当今改革各有什么特点进行分析，试图找出社会主义在这两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原因，找出社会主义在亚洲是否还继续发展的答案。
1993年以后，以江泽民为首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政治上逐步成熟起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在不断地走向深入。《中国季刊》登载了一大批有关中国研究的成果的书评介绍，学者们对当时的中国形势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进行评估。有几种典型的观点值得注意。一种极端的看法是：以奥弗霍尔特为代表，认为中国将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另一种极端的看法是：中国是最后的一个超级大国。但是萨特尔以及他的同事们却提出了介于二者之间的看法，认为中国的发展可能会有三种趋势，一是转型，二是衰退，三是经济霸权，政治专权（注：The China Quaterly,1994,Vol,138.）。
三、英、法、澳、加等国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主要著作及其观点
评析
英、法、澳、加等国出版的主要著作中，研究范围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但其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于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研究。这些著作所涉及的范围包括：
一是专题研究，如关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人物专题研究，关于毛泽东以后的中国经济改革问题的研究，关于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的研究等。
二是出现了对个别国家和地区的中国问题研究做综述性评价的文章，涉及到的国家有加拿大、韩国、越南和欧洲一些国家（包括对北欧零散研究的分析）。这其中有本国学者对本国研究情况的评析，也有对他国学者研究情况的综述与分析。如美国学者评越南的当代中国研究，荷兰学者评欧洲的当代中国研究，丹麦学者评北欧的当代中国研究，日本学者评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
三是中美关系、中国在东亚和亚太地区的作用。其中中美关系仍是研究热点，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代表学者，出版和再版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专著。
（一）英国学者的主要代表性著作
格利格尔·本顿是英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著有《1937-1938年新四军的创建》（1991年）、《1934-1938年中国红军在南方的战争》（1992年）、《中国的托洛斯基与民主》（1992年）、《陈独秀与中国的托洛斯基》（1994年）、《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华中抗战比较(1937-1945)》（1996年）、《中国的城市革命：1921-1952年中国托洛斯基历史探索》（1996年），他还翻译了反映1925-1950年中国共产党工人运动缩影的人物传记《郑超麟回忆录》。
英国的弗里德里克·李顿运用了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瑞士、美国等多国的档案，并同时使用上海工部局的卷宗和原共产国际档案文件，撰文详细地叙述了牛兰事件的全过程。牛兰是共产国际远东部的工作人员，他和夫人汪得莉于1931年6月在上海公共租界 《近十年来英、法、德、澳、加等国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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