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英、法、德、澳、加等国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探析

　　　　一、英、法、德、澳、加等国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历史考察
　　　　（一）英国
　　英国对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20世纪50年代伦敦大学等一些高等院校开设了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现代史等课程。这些学院及其研究所是研究人员最集中的地方。90年代以后，这些研究机构仍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现代史的主要组织。如伦敦大学的东方与非洲研究院的中国现代史研究所。此外，牛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爱丁堡大学、伯明翰大学也有中国问题的研究所，英国中国学研究会等学会也发挥重要作用。英国的研究队伍虽人员数量不多，但其出版的有关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研究成果却在除美国之外的英语国家中位居前列，在这些成果中有关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日渐增多。1960年创办的国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第一份刊物《中国季刊》，至今仍是我们了解英国及西方国家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状况的主要窗口和渠道。近年比较活跃的学者有格利格尔·本顿，他是英国中国学界有名的中国通，曾在中国工作过，会说流利的汉语，以前曾在英国的利兹大学任教，现在英国威尔士的加第夫大学历史系任教授。
　　　　（二）法国
　　法国虽然是最早开展中国研究的西方国家之一，但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中国学专家纪业马在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成立了“当代中国研究和资料中心”之后，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才得以进一步展开。法兰西中国研究协会主办的、在香港发行的《中国ｌｉàｏ＠①望》月刊，是惟一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的法文刊物。法国学者有“厚内薄外”、“厚今薄古”的研究传统。但自80年代以来，他们的研究开始向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史方向转移。巴黎国家图书馆和当代中国文献研究中心是西欧仅有的收藏中外资料较集中的几个地方之一。90年代以后，由于政府经费投入有限，他们的研究队伍局限于20人左右，在年龄上呈梯队分布，各年龄段的学者都有成果问世。比较著名的学者除纪业马、谢诺外，还有毕仰高等学者。毕仰高是法国汉学协会副会长，欧洲汉学协会会员，曾任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现代中国研究和资料中心主任，1994年在日本出版了《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一书。
　　　　（三）德国
　　德国自50年代和60年代开始，先后由原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各自开展有关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研究。德国统一后，原民主德国的洪堡大学和原联邦德国的萨尔大学仍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中心。汉堡亚洲研究所收藏的中文资料在欧洲相对占优势。但是由于经费、资料和语言的限制，研究人员较少。德国统一以及苏东剧变等诸多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原有的研究和整理出版相关资料的计划。1992年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达成一项协议，联合编辑出版4卷有关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档案文件集，曾计划在2001年底能全部出齐。这将对研究苏共、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等问题提供大量的原始材料。
　　　　（四）北欧国家
　　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四国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人员较少，而且大多是散落在各国的东亚或亚太研究机构之中，各国也只有一些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或博士。
　　鉴于分散研究带来的不便，北欧的学者愿意加强欧洲国家学者间的学术交流，于90年代成立了联合性的研究机构，以弥补各国研究力量的不足。例如，1991年斯堪的那维亚亚洲研究所专门成立了北欧中国研究学会，就是其中的一个。这种类型的研究机构目的是加强人文社科领域对中国问题研究的交流与合作。布罗斯加德组织了“东亚国家与社会”研究网络，进行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国家的社会性质、经济增长的体制根源、传统与现代、中央与地方关系、公民社会、宗教文化、地区与周边国家的相互影响等课题的研究，每年举行两次研讨会。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主要进行中国军事方面的合作研究。此外，欧洲国家实施的名为“埃拉斯穆斯”的研究计划正在不断深入地开展下去。这一计划以荷兰莱顿大学为协调机构，有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加入，该计划鼓励各国学生和研究者在欧洲内部进行学术交流，促进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这一研究计划每年都举行专题研讨会。北欧的研究队伍被分成三代：其中第二代被认为是与第一代完全不同、摆脱了中国官方资料束缚而进行研究的人员，他们的研究范围较宽，思维较活跃。1989年以后出现的以撰写博士论文为代表的第三代学者则倾向于民族关系、民族和文化的同一性、政策的形成与贯彻以及目前存在争议的一些问题，如公民社会、私有部门的作用。（注：《国外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论文集》（二），中国共产党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600～613页。）
　　　　（五）加拿大
　　加拿大的中国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但是真正得到发展还是在20世纪60年中期。80年代至90年代，是加拿大中国研究的大发展时期，成立了一系列的研究机构和组织。
　　加拿大亚洲研究会是最大的东方学研究机构，太平洋关系协会则是近代亚洲研究的中心，其中中国问题占据了重要位置，它是有关中国研究的重要学术机构，重要的著作都由该协会出版。协会的刊物《太平洋事务》是一本刊登有关亚洲事物的学术观点的正式刊物。高校是中国问题研究最集中的地方。其中多伦多大学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成为中国研究的两个中心。亚洲太平洋基金会资助当代中国的研究，《近代中国》是其有国际影响的中国学研究的学术刊物，刊登了各国学者许多有价值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论文和书评。加拿大的研究人员由大学教授、华人华裔学者和曾在中国工作过的人士三部分组成。陈志让是其中成就卓著者。加拿大放宽移民政策，引用外国研究人员，利用网络向邻国美国索借图书资料为己所用，如陈志让就是从英国招聘来到约克大学从事中国研究的。加拿大正是以这种大力引进人才的方式使其中国学研究早出成果，快见成效。
　　90年代以来，受加拿大的大学经费减少的影响，中国研究的发展也受到限制。但是近代中国的研究多数是得到联邦政府的主动支持，他们把一些直接关注中国问题的学术问题组织成一个项目。加拿大政府直接参与了与中国有关的研究，包括经费支持、学术活动的安排等。加拿大的中国研究发展得比较稳定，也比较适度，反映了加拿大的研究特性，即目标关系有限，缺乏中国研究的特有资源。政府的主动性在加拿大现代中国研究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提出了一些淡化意识形态但也注重实用性的研究课题。
　　　　（六）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国家
　　澳大利亚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在80年代以后，逐步受到各国同行的关注。有些大学的历史系开设了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的课程，并有了中国史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90年代以来，以费子智、弗雷德里克·泰韦斯、尼克·奈特为代表的中国问题专家十分活跃，不断带动澳大利亚的中国问题研究向专题化、规模化发展。澳大利亚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队伍人数并不多，但一直保持发展的势头。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远东历史系和当代中国中心先后于70年代创办的《远东历史论丛》和《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一直到现在都较有影响，这两个刊物现已更名为《远东史》和《中国研究》。特别是《中国研究》，它一直是澳大利亚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主要刊物，它所刊登的文章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诸方面，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澳大利亚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党史和当代中国研究的进展及最新动态，成为公

认的国际性中国学的学术刊物。
　　荷兰对建立欧洲地区的当代中国研究网络较为重视。1993年莱顿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荷兰皇家艺术和科学院联合成立了欧洲高级研究院，成为欧洲的高级研究人才培养的基地，培养相关的研究人员。目前，莱顿汉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是欧洲三个收藏当代中国资料较为集中的机构之一。托尼·塞奇是该国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代表人物，侧重研究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以及“文化大革命”等专题。
　　新西兰的纪保宁是个年轻学者，她多年研究革命根据地和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研究问题。她在《中国季刊》第140期上发表的论文《延安道路与陕甘宁边区的农业合作化》，探讨了延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的农业合作化的历史经验。
　　此外，越南和韩国也在90年代继续进行对当代中国的研究，但尚未形成规模，研究成果的影响也相当有限。
　　　　二、英、法

《近十年来英、法、德、澳、加等国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