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陈友仁关系初探

除了合同。最后，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竟然密谋杀害鲍罗廷。7月中旬，陈友仁收到了孔祥熙让他转交宋子文的一份密电，“请告出售人，商人同意按索价付款。盼如期发货。”（注：陈丕士：《中国召唤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4页。）他明白这商人是指蒋介石，被出售的商品就是鲍罗廷。事情十万火急，陈友仁决定让大儿子丕士担当“警卫”，尽快把鲍罗廷护送回国。正如陈友仁所料，汪精卫一面在武汉车站隆重送别鲍罗廷，一面密电冯玉祥暗杀鲍罗廷。据冯玉祥回忆：“我到郑州的时候，接到汪精卫从庐山来的电报，通知我鲍罗廷即将由汉口经过郑州回俄，请我把他扣留并杀之。我心里想的说，你要杀他，你自己何不在武汉下手？他显然学的曹操的作法，想杀祢衡，自己却不下手，把祢衡送给刘表，刘表又借手于黄祖而杀之。可是我决不是黄祖。”（注：冯玉祥：《我的生活》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63页。）幸好冯玉祥没理会汪精卫的电报，鲍罗廷才逃过一劫。
　　“联共”是“三大政策”的核心，是孙中山重整旗鼓的良方，陈友仁则是这个决策的积极拥护者。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公开反共，陈友仁却不改初衷，继续坚持“联共”政策。1927年7月14日，陈友仁在汪精卫召开的秘密会议上，明确表示他和宋庆龄都反对“分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总理手订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发展成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注：《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50页。）后来，陈公博也在其回忆录中证实“重要中央委员中有三个人不赞成分共，第一个是孙夫人，第二个是陈友仁，第三个是廖夫人……”虽然三个人不赞成，而大多数通过了。”（注：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96～97页。）但是，当时右派的势力占了上风，陈友仁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孙中山亲自建立的国共合作走向分裂。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后，陈友仁再次建议“联共”，并派大儿子丕士回国拜见国民党重要人物，恳请他们说服蒋介石，尽快建立新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以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多年后，邓颖超在接见陈丕士时，特就此事对陈友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注：陈丕士：《中国召唤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69页。）。
　　“扶助农工”是三大政策的基础，也是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失败反思的成果。陈友仁对这个政策的解释很明智，即“中国无论是在社会结构还是在思想上，都还处于中世纪。但这古老的结构已不稳固了，它行将崩溃。问题是要找新的社会力量来支持建立新的社会结构，以使生活重新稳定下来。这些社会力量首先应是农民和工人。满足了这两个阶级的需要，社会基础才稳固。因为农民提供即使是原始社会也需要的粮食，而工人支撑一切有组织的生活，即所谓文明。因此，必须满足这两个阶级的基本需要。”（注：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千千万万中国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41～42页。）陈友仁认为工农群众不仅是国民党执政的社会基础，而且是对外交涉的强大后盾。他在担任广州政府外交部长期间，提出了“革命外交”（注：高承元：《广州武汉革命外交文献》，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年版，第144页。）的口号，认为不需要特别顾及过去的条约、协定与既成的事实，而应采取强硬的举措，借助民众运动的力量，以达成中国外交谈判的目的。1927年初，由陈友仁主持的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谈判，就是政府外交和民众运动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三
　　陈友仁跟随孙中山的时间并不长，但彼此之间却如此亲密和默契；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孙中山逝世之后，陈友仁依然执着地高举着他的旗帜，坚定地奉行“三大政策”，原因何在？1944年5月22日，颜惠庆在陈友仁葬礼上所致的悼词，比较客观地点出了个中的原委：“综观先生之生平，与孙总理有极相似之处”（注：颜惠庆：《简述陈友仁生平》，《申报》，1944年5月23日。），也就是说他们的人生轨迹相似，这无疑是从本质上为他们的关系作了注解。因此，我们不妨就从这个视角，对他俩的密切关系作一下剖析。
　　第一，他们的政治抱负相同。孙中山曾是医生，陈友仁曾是律师，在事业和经济上都是成功者。但他们并不满足于个人的幸福，而是忧国忧民，把争取民族独立，实现民主共和作为人生的抱负。为了实现这个抱负，孙中山常年在外流亡奔波，宣传革命道理，筹集革命经费，最终积劳成疾，中年早逝；陈友仁毅然离别温馨的家庭，变卖全部家产，以报效危难中的祖国。为了实现这个抱负，他们以国家利益为重，个人则舍得一切，“认为做官是达到实现抱负的一种手段，”倘若“抱负不伸”，他们宁可“弃官不仕”（注：颜惠庆：《简述陈友仁生平》，《申报》，1944年5月23日。）。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为了推翻帝制，实现共和，让出了大总统的位置，专心搞实业；大革命失败后，陈友仁与背叛革命的汪精卫政府决裂，弃所有官职而不惜，秘密前往莫斯科。为了实现这个抱负，他们与时俱进，适时转变观念，顺应时代潮流。孙中山虽然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而当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后，他积极顺应历史发展，及时推出“三大政策”，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陈友仁回国之初，曾经对袁世凯产生过幻想，应聘过总统府秘书处的秘书（注：《公共记录》，藏英国政府档案馆，由陈一文提供。）。但当袁世凯破坏共和，恢复帝制伎俩暴露后，他即迅速地从拥袁转向反袁，“在‘天威咫尺’之下，直言无隐，力斥其非”（注：万平近：《林语堂论中西文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页。），成为新闻界的反袁斗士，乃至最终投奔孙中山的门下。
　　第二，他们在重大决策上意见一致。孙中山晚年的最大决策就是联俄和联共，联俄可以获取外援，联共既可以取悦苏俄，又可借用共产党内的能人志士来发展壮大国民党，重建中华民国。陈友仁也认为联俄符合国民党和苏俄的双方利益，国民党可以就此获得苏援，苏俄则在中国找到了盟友，有助于改善其在远东的外交处境。陈友仁还期望通过联共，争取广大的工农群众，以夯实国民政府的根基，因此他“认为应同共产党合作并组织工农，”因为“中国要有一个稳固的政府，首先得满足工农最基本的要求。”（注：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千千万万

中国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41页。）当然，从最新发掘的材料来分析，孙中山的联俄联共，实质上是一种策略，其目的是很明确的，即通过联苏这个外援和联共这个内援，改造国民党，增强国民党的实力，最终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陈友仁和孙中山的基本立场也是一致的。他始终坚持联俄的宗旨就是为了苏援，大革命失败后，他曾与宋庆龄、邓演达赴莫斯科，争取苏联援助，以期推翻蒋、汪政权，建立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平民政权。同样，他反对“分共”，也是出于维护“三大政策”的考虑，而并不是完全赞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因此他尽管坚持反蒋，但却没有同反蒋的共产党谋求合作，即使当他反蒋失败而无法在祖国立足时，也还是没有到共产党那里寻求出路。由此可见，陈友仁和孙中山一样，都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政治理想始终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陈友仁之所以能在孙中山逝世后，依然坚定地奉行“三大政策”，一是出于对孙中山的忠诚，二是由于他认为只有贯彻这项政策，国民革命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孙中山陈友仁关系初探(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