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禁烟运动新评

所有输往中国的商品，对中国来说可有可无，中国有的是绸缎土布，英国毛呢在中国很难找到销路，不赔本就卖不出去。如英国从一七八六年到一八二九年，曾八次来到中国推销棉纺织品，都销路不佳，多次赔本。一八二一年英输往广州的英花呢四千五百零九匹，剪绒与天鹅绒四百一十六匹，在广州市场上拍买脱手，结果赔本百分之六十。

    英国的一些奢侈品，市场需要量很少，印度来的棉花尽管有用，但中国也是盛产棉花的国家，只有在苏，浙一带棉花歉收时，印度棉花才有销路。在十八世纪末东印度公司自中国输出茶叶每年约在四百万两左右，仅此一项就可以抵消当时英国输入中国的三项主要商品（毛纺品，金属品和棉花），中国结实的土布则又畅销欧，美市场，美商每年从中国贩运二、三百万匹。这样，当时的英美等国不能向中国提供什么象样的商品，而又迫切需要中国货，所以中国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大量的出超。以中、英间的贸易而论，到贸易战争爆发前夕，中国每年出超的价值，高达白银二、三百万两以上，英国必需用白银（西班牙、墨西哥银元）来支付，以至当时来广东进行贸易的外国商船，所带的货物不多，而大量的却是银元，东印度公司来华的商船，经常要带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现银，商货不多。所以，东印度公司对广州的整个进出口生意是无年不赔的。

    中国与英国之间的贸易差额，以及与其它美国等国之间的差额，这些开始加剧了双方的贸易矛盾和摩擦。造成当时这些差额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从中国方面说，由于中国地大物博，有丰富的物产和土地资源，本身的农业和手工业完全可以满足封闭的自给自足的需要；从西方国家来说，尽管他们的技术先进，产品新异，但是其工业产品规模要达到足以排挤中国的货物，攻破封闭的中国市场大门并不是十分容易的。比如最早来华的葡萄牙和西班牙，都还不是工业大国，拿不出什么制造品输入中国，葡萄牙虽然租借了澳门，但也只能把中国的丝绸、瓷器、手工艺品等运往南洋，印度和欧洲贩卖，而把南洋的香料，药材等物，以及少量的欧洲商品运销到中国。这种贸易，中国货经常出超，他们的支付手段是白银；西班牙也是经常从墨西哥运载大批白银到吕宋，而由闽，广商人贩运丝绸等货到吕宋换取银元载回中国。这两个原因说明，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和地大物博的古老的大国，并不是可凭一些少量的现代产品就可以打开其封闭的大门，也不可能通过少量的新产品，新技术就能改变中国民众的消费传统。见下表：

                 东印度公司输华商货的盈亏
一七七五至一七九九年每年平均数　　　价值单位：银两
年度 　  毛纺品    金属品 　东印度产品 总计
1775-79　   -23788         +7679 　+17512 -2831
1780-84     -22456 　 +6754 　-4849         -23199
1785-89     -26284 　 -4443　　      +24829 -7906
1790-94　   -1061877　     +24746   +26703 -62141
1995-99     -191552    +9772 　+20687 -168099 
（参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十七、二十页。）

    二、做着"天朝大国"美梦的清王朝

    从十六世纪开始西方各国就极力想打开闭关销国的中国门户，但是长期与世界割绝的清政府并不想急于同世界来往，在他们眼里中国仍然是一个"天朝大国"，其国内无所不有，不需要借助于外国，相反地由于民众与外界的接触，还会造成反对清王朝势力的增长，自然清政府反对打开国门。一六八三年台湾抗清政权被摧毁，第二年，康熙曾一度下令开放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今江苏连云港）四个口岸与外国通商，广州则是当时对外贸易的集中地；而到了一七五七年干隆帝索性将通商地限定在广州一地。

    为了限制外国商人，清政府还设立"公行制度"，规定外商来华办理贸易和其它事务，均须经过清政府特许的"公行"来进行。"公行"制度由来已久，早在明代废除"市舶司"制度就逐步形成了。在明代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设有专门机构，即"市舶司"来管理和经营。后来对外贸易发展了，这种由中国官吏直接与外商交易的"市舶司"制度就不适用了，于是废除这种制度，改由政府指定几个商人，设立牙行来进行进出口贸易。这种机构被称为"牙行""洋行"。到了十八世纪初，各洋行商人为了避免彼此间的竞争，就联合组成一种行会性质的"公行"。一切进出口贸易都由公行统一经营。公行通称十三行（最多时达到二十六家，最少时只有四家，并非固定十三家）。它在清政府对外关系上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公行首先是个垄断性的商业组织

。一切外国进出口货物，均由其承销。由中国内地出口的货物由其代销，并负责划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它还代替清政府执行政治方面的职权，外商来华贸易应缴纳船钞货税，均由其经手，即所谓"承保税饷"。此外，它还代政府办理一切对外商的外交事宜。外商是不准与官吏直接交往的，一切命令，文书均须由公行转达，所以公行实际上是兼有商务和外交两种性质的一个半官方组织。

    除此外，清政府对外商来华的活动还进行了种种限制。干隆时（一七六０年）两广总督李侍尧上奏"防夷五事"，由清政府颁布执行，所谓"防夷五事"是：第一，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第二，外商到粤后由"寓居行商管来稽查"；第三，"借领外夷资本及雇请汉人役使，并应查禁"；第四，"严禁外夷雇人传递信息"；第五，"夷船泊年""拨营员弹压稽查"。嘉庆十四年（一八０九年）又颁布了《民夷交易章程》，规定"兵船不准擅入内港，外商不准久住澳门，清查澳门户口"等等。到道光时（一八三一年）又制定《防范夷人章程》和《八条章程》。这个章程除重申以往的规定外，又增加了禁止外商偷运枪炮，禁止私雇买办，并限制外商在中国之行动，如禁止外商坐轿，禁止外国妇女进城，不许外商在所住商馆中擅自出入等项目。

    除此外，清政府对输出货物的品种数量也加以限制。粮食（米、谷、麦、豆、杂粮）五金（金、银、铜、铁、铅），军火（硝磺）以及书籍（史书、一统志，地理图等）均严禁出口。丝、茶、大黄的出口数量也有一定的限制。丝以琉球国为例，按照一七六四年干隆的谕诣，只准"岁买土丝五千，二蚕湖丝三千斤"。各口岸及出入地方，还要"严加复查，以杜影射"（《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第四九一至四九二页。）。进口货物的正税（包括船钞货饷）虽然很轻，约为值百抽二，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贪污成风，官府所取的"规礼"和公行所取的"行用"很多。据一七五九年新柱，李

《林则徐禁烟运动新评(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