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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禁烟运动新评


特点,也正是在这种封闭的地理环境下,形成了中国民众是长期流行的"自我中心,自我为大"的观念,所谓"中国者,天下之中也",即是表现了一种自居于世界中心的狭隘的心理。


    三、打开中国市场的敲门砖--鸦片

    西方各国特别是英国在与中国的相互贸易中一直处于不利的地位,在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初期,所有英商不得不运送白银(多是西班牙、墨西哥的银元)到中国来贩运货物。十八世纪后半期,英商运到中国的商品,尤其是印度的棉花是可以回收一部分白银的,但数量仍然只能部分解决中英贸易的不平衡问题,总的来说,当时的中英贸易英国一直处在逆差方面。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到了十八世纪后期,英国的一些商人开始发现了鸦片这种东西能够谋取高额利润,又能够在中国找到销路,并且可以用来扭转英国在中英贸易中的不利地位。于是,鸦片就成为英国打开中国市场的"敲门砖"。

    鸦片原出产于印度,小亚细亚一带,在一七六七年以前由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每年数量不超过二百箱,当时清政府许可输入鸦片供医疗之用,一七七三年英属印度政府确立了向中国输入鸦片的政策,一七九七年又给英国东印度公司制造鸦片的专卖权,到一八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达二千箱。鸦片贸易对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和英属印度政府带来了较大的利润,以一八一三年为例,这年印度上等鸦片每箱成本费是二百三十七户布,而它的拍买价格,每箱是二千四百二十八户布,超过了原来成本的九倍。其次,鸦片税又是印度政府的大宗收入,在孟加拉它按鸦片成本百分之三百以上的税率抽税,一八二九年至一八三0年印度政府鸦片的税收已超过一百万英镑,约占全年部收入的十分之一。

    至于鸦片贸易,对于鸦片贩子来说,那更是一本万利的"生意",既不需要纳税,又能拿中国烟贩的现金,稳妥地坐收暴利。许多英国鸦片贩子,通过鸦片贸易在中国发了横财,对当时的英国政府来讲也是极为有利的。英国强迫印度生产鸦片,换取中国白银,借以扩大英国工业产品在印度的销路,印度用种植鸦片的收入购买英国用印度的鸦片换取中国的茶、丝、运销到英国和世界各地。可见,在英国--印度--中国,即棉纺织品--鸦片--茶丝,这种循环贩卖的"三角贸易"关系中,中国是受害者。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十九世纪初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输出迅速增加。鸦片贩子偷运鸦片的办法,是先把鸦片囤积在澳门,然后用船载往黄埔,秘密走私;而清政府的"缉私巡船",有些由于受到贿赂,也不闻不问,这样鸦片的输入量,到了嘉庆年间已达到了每年四千多箱,而到了一八四0年的鸦片战争爆发前,已达到了四万多箱,竟然扩大了十倍左右。

    鸦片的大量输往中国,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祸害,起初,吸鸦片的还只是一些土绅、官吏、大商人、大土地所有者,到后来依附于上层统治者的各种人物,如差役、兵丁、僧侣、道士、妓女等,还一些流浪汉、乞丐、土匪和一些下层人士都开始吸鸦片烟来,鸦片含有大量的的毒素,吸食者成瘾者,精神萎靡,身体消瘦,形成不生不死的状态,最后多数因衰竭致死。据称一八三五年估计,全国吸食鸦片者在二百万以上。从地区来讲,道光年间,西南至云贵,西北至晋陕,东北至盛京,各处城乡集镇,都有鸦片贩运出售,流行地区已从沿海扩大到内地十几个省;在经济方面,鸦片走私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方面的长期优势,中国一向出口的茶叶、生丝、布匹、药材等货物,不够抵偿鸦片烟价,每年还要流出大量的白银。一八二一年以后,鸦片走私激增,银荒已从沿海省份蔓延到全国各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的白银流出量至少达一千万两,接近清政府每年总收入的四分之一,据最低的估计,鸦片战争前的二十年(一八二一至一八四0年)从中国流出的白银至少在一亿元以上,这相当于当时银币流通总额的三分之一。白银的外流使中国发生了银贵钱贱的危机,当时中国通用的货币是白银和制钱(园形方小孔的铜钱),十八世纪末制钱七,八百文,即可兑换白银一两,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兑换一

两银子就要制钱一千六,七百文,银价上涨了一倍以上。

    随着鸦片输入的不断增加,清政府也越来越感到鸦片的危害,嘉庆四年(一七九九年)清政府已下令禁止鸦片进口。嘉庆年间,清政府也曾多次发布禁烟禁令,例如嘉庆十九年(一八一四年)的上谕指出,"鸦片一物,其性质为毒烈,服之者皆邪慝之人,恣意妄为,无所不至,久之令血耗竭,必且促其寿命"。还指出:"其来由于香舶先至广东进关后,以渐贩往各省"。这道上谕认为在海上认真查禁,是禁锢活动"凡洋艘至粤,先由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甘结,方准开舱验货。其行商容隐,经事后查出者,加等治罪。"( 《清外交史料.嘉庆朝》第四册,故宫博物馆一九三二年编印页十九。)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两广总督阮元奏折中说:"现在内港及黄埔,澳门,虎门各海口,尚无偷透",这就是说,正式进口的商品中没有鸦片。

    通过正常的海关渠道的鸦片已被禁止,这样大部分鸦片主要是通过走私,两广总督阮元奏折中也承认:鸦片"外海地方,潜行贩卖,越入各省,不能保其必无。"(江上蹇,复燮:《中西记事》卷四,同治四年刻本页二。)大量的"鸦片趸船尽徒之零丁洋,其地水路四达,凡福建、江、浙、天津之泛外海者,就地交兑,其销数之畅如故也。"(《清道光朝外交史料》第一册,故宫博物馆一九三三年编印页四十一。)英国和美国的一些鸦片商人用来囤积鸦片的趸船,从黄埔到珠江口外的零丁洋(亦称伶仃洋)上,外洋运来的鸦片都存在趸船上。外国的鸦片贩子在广州和中国商人进行交易,由中国人的走私船到趸船上取货,这些走私船备有武器,成群结队,自由地越过关卡,把毒品输送到广东、福建、浙江以及其它沿海省份,一些官员从本国和外国的走私贩子那里得到大量的贿赂,对此事不闻不问,有些官员自已就参与走私鸦片的活动。虽然朝廷几乎每年都下令禁止进口和贩运鸦片,但是如何才能有效防止鸦片的蔓延,以及如何解决中国与外国的贸易不平衡,如何才能达到既禁了鸦片贸易,又不至于把中国封闭的大门关的更紧,围绕着这些问题在清廷内部也展开了争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种对待鸦片走私的禁运主张:即所谓的"驰禁"和"严禁"的主张。

    关于"驰禁"的主张,一八三六年六月,太常寺卿许乃济向道光帝上了一道《鸦片例禁愈严流敝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提出了他的关于解决鸦片危机问题的驰禁策。驰禁策的主要内容的三项:

    第一项,鸦片贸易合法,课征关税。具体办法是"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谁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这样,"夷人纳税之费,轻于行贿,在彼亦必乐从";

    第二项,禁官不禁民。即主张对"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或效职从公,或储材备用,不得任令治染恶习","如有官员士子兵丁私食者,应清予斥革","该官上司及保结辖官,有知而故纵者,仍分别查议";对"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

    第三项,准许内地种烟,以土烟敌洋烟。许乃济认为,洋烟性烈,土烟平和,"若宽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如此以土烟敌洋烟,洋烟"自不禁而绝"(《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第二一六至二一八页。)许乃济"以烟挤烟""以毒攻毒"的"驰禁策",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对于有效的抵制洋烟的"入侵"应该说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为许乃济的"驰禁策"是一种面对现实,积极的"禁烟主张",他既考虑到中英当时严重的贸易逆差,也从当中国封闭的实际出发。而许乃济的主张却遭到清延内部的一些保守派的攻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樽,兵部给事中许球等人反对许乃济的"驰禁策",由于道光皇帝本

《林则徐禁烟运动新评(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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