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Q正传》的心理描写特色

　一、突出时局对人物思想的影响
　　从最后三章看，时局是构成《阿Q正传》典型环境的主要因素。在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上，作者突出了时局对人物思想的影响Q平时有一种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而当举人老爷的船给未庄带来了大不安。人心摇动，时局发生了急剧变化，他的思想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对革命党由深恶痛绝而转为“神往”，并要“投降革命党”。而当他公开宣布造反，未庄人都用惊惧的眼光看他，这情景，“又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他更加得意地飘飘然起来，因而思想更加兴奋，喜不自胜，于是就产生了要在政治、经济以及婚配问题上获得翻身的一系列“革命思想”。而当“未庄的人心日见其安静”，政权仍然被“原官”把持，也就是说，革命形势趋于低潮的时候，阿Q就变得“很容易闹脾气”，“总觉得自己太失意”，特别是当他到静修庵去革命碰了钉子，去“结识”假洋鬼子遭到了挫折以后，其情绪更是一落千丈，觉得“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甚至由忧愁转为恼怒，产生了一种强烈而奇特的报复心理。阿Q思想的每一个变化无不深受时局变化的影响。作者正是在阿Q思想变化的过程中生动而形象地刻画了阿Q迫切要求“革命”而又始终不觉悟这一基本的性格特点。同样，小说中的反动人物也因时局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心态。在革命风声高涨时，他们一方面感到惶恐不安，一方面机关算尽，施展阴谋，或讨好自认为是革命党的阿Q，或相互勾结投机革命。时局趋于平稳时，他们一个个摇身一变，以革命者自居，“目空一切”，甚至挥动“哭丧棒”镇压革命。作者正是通过心态的变化刻画他们奸狡、阴险的性格特点的。
　　在社会生活中，时局是最为敏感的问题。时局的变化对社会人群牵系最大最普遍。从时局的影响方面去描写心理活动，更能揭示人物的思想本质；同时也丰富了人物心理的时代内涵，使人物的性格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更重要的是，由于人物心灵的胶片上留下了当时的人生世相、时代风云影象，从而使《阿Q正传》成为反映辛亥革命的一面镜子。
　　二、熔心理共性于心理个性之中
　　文学作品中的典型性格是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共性概括得越广泛，这种形象就越有代表性，揭示的社会问题就越有普遍性。个性是指这个人物不同于任何其他人物的独有的性格特征。个性越突出，人物形象就越鲜明，越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共性和个性又是有机地统一在一个人物身上的。阿Q的共性和个性的有机统一主要是通过心理描写来实现的。熔心理共性于心理个性之中，可说是《阿Q正传》的心理描写的又一重要特色。从共性方面看，阿Q的“精神胜利法”集中地反映了旧中国整个国民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是长期的封建文化中消极因素的沉淀与鸦片战争以后出现的失败主义相结合的产物。《阿Q正传》发表以后，许多人以为是骂自己，可见其心理内涵包容了多么深广的内容。同时，阿Q向往革命，渴望改变艰难处境的强烈愿望，也是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的，可以说是生活在黑暗的旧中国的广大贫苦农民的共同心声。从个性方面看，阿Q的心理活动又总是与他的社会地位、生活环境、思维方式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喜欢自夸也许是旧中国国民的共同弱点，但自夸的内容却是各不相同的。地主、资本家以钱财傲视他人，官僚们以权势地位傲视他人，知识界也可以知识傲视他人，然而所有这一切于阿Q无缘，他一无所有，也一无所知，就只好拿“先前”来傲视他人：“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这就是阿Q的自夸，不可能是别人的。喜欢别人奉承自己，这也许是许多人共有的心理，然而喜欢奉承自己的内容却有个性之别。阿Q对“真能做”的“颂扬”“很喜欢”。因为这与他的“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的工作很合拍，偶有“颂扬”，也就感到很对味甚至不辨是真心还是讥笑，而感到“很喜欢”。这种心态自然也就为阿Q所独有。偏执守旧是封闭落后国家国民的通病，而这种通病在阿Q身上却表现得极富于个性。一方面因进了几回城而“更自负”，另一方面又认为城里人“条凳”的叫法和用“葱丝”的做法是错误的、“可笑”的。然而阿Q怎么知道这恰是他自己的可笑之处呢?这与他长期生活在封闭式的未庄农村，对世间事孤陋寡闻有关，除了县城，他不知道外面还有更广阔的世界，所以以进城自负。又因为他长期生活在未庄，习惯于未庄的生活方式，凡与这种生活方式稍有不同，他就认为是错的、“可笑”的，正是阿Q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经历，使偏激守旧的通病在他的身上有了独特的表现。改变艰难处境虽是广大贫苦农民的共同愿望，但阿Q又有不同于其他任何贫苦农民的独特的心理内涵。其他的贫苦农民也可能想象到自己参加革命党的情形，但不会是革命党走过土谷祠，前来招唤他，“于是一同去”，因为这于阿Q最便当。其他贫苦农民也会有政治上翻身的要求，但不一定把小D看做第一个该死的，因为小D曾夺了他的活路，与他有过“龙虎斗”的前仇。这些心理活动的描写都形象生动地体现了阿Q独有的心理特点。
　　熔共性于个性之中的心理描写特点，还体现在阿Q心理内涵中变化因素与不变因素相统一的过程中。阿Q身上最突出的莫过于“精神胜利法”，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情况下，其内容又有所不同。当别人拿他头上的癞疮奚落他时，就报复以“你还不配”；当挨了打时，就有“儿子打老子”的想法；当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他就想“告一状”，使他被“抓进县里去杀头”，从而在精神上获胜。但是，在这些变动着的心理内涵之中，从本质上看，又是由“精神胜利法”一线贯穿的，这又是不变的。阿Q对革命党的印象也是这样的，当革命高潮到来时，他的头脑里就出现了威武雄壮的“白盔白甲”，当革命处于低潮时，他的脑海里就呈现出“白盔白甲的碎片”，这是变动的，但他向往革命以后，始终想到“白盔白甲”，直到抓进城里杀头，他还表明要“投”(革命党)，这又是不变的。由此出发，鲁迅先生曾断言：“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变的要素更多的体现了人物的心理个性，不变的要素更多地体现了人物的心理共性。
　　熔共性于个性之中的心理描写特色最突出地表现在阿Q的思维方式上。当阿Q遭受屈辱或前途受阻，就产生逆反心理，设法报复对方，这也是人们常有的心态，也可看做是阿Q的心理共性。然而唯阿Q逆反得奇妙。他头上长了癞疮，讨厌别人拿它开玩笑，这种护短的心理或许人皆有之，但阿Q拿自己的癞疮作为嘲笑对方的材料(“你还不配……”)，并进而觉得是一种光荣的标志(“仿佛在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并非平常的癞头疮”)，这可不是一般人想得出来的。当有人揪住他的黄辫子要他自己说是人打畜生时，他就承认是“打虫”。屈服于强敌也许不是阿Q独有的，但他由此“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并进而由“第一个”联想到“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把自己与状元等同起来，从而蔑视对方，这可就是一种超常的思维方式了。他报复赵太爷，报复王胡，报复假洋鬼子都采用了这种思维方式，也就是说，阿Q的心理过程始终没有离开过这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概括起来说，就是在遭受屈辱之后，千方百计把他认为最光荣或最权威的事物与自己挂上钩，从而在精神上战胜对方，获得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鲁迅先生称之为用“妙法克服怨敌”。不管这种思路是多么不合逻辑，多么荒唐，或者行不通，他还是死抱着这种思维方式不放。这样，他在现

实中总是失败的，而在精神上却总是胜利者。这是一种在强压下被扭曲了的病态的思维方式。造成这种思维方式的原因也许很多，最根本的还得从阿Q所处的社会地位方面去寻找。他长期生活在社会最低层，是一个极贫极弱者，社会强加给他的屈辱，他无力抗争，也没有勇气面对现实，就只好用自欺的方法求得精神上的解脱，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封建文化对他的长期毒害，也是造成这种奇特思维方式的原因之一。他对秀才、举人、状元以及家族威风的崇奉，对封建伦理道德的遵循，“样样合于圣经贤传”就透露了这方面的消息。鲁迅先生曾对阿Q“永远得意”下了一个评语：“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再看阿Q把癞疮看成是高尚、光荣的标志，与封建遗老们把封建文化的糟粕看成“国粹”，其思维形式是何其相似乃尔!从思维方式上表现人物性格比从心理活动上去表现更为重要。因为：其一，思维方式的形成比心理活动的形成需要更长久的历史沉淀，而且是心理活动开展的方式和导引，从而也就能在更深的层次上揭露社会的病根。其二，使人物性格更加鲜明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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