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特性·蒙元史若干问题的思考

蒙古则是由成吉思汗在建国后大封诸弟、诸子，以大汗直辖的大“兀鲁思”（蒙古语民众、国家之意）为核心，诸弟列于左翼，称“东道诸王”，诸子列于右翼，称“西道诸王”。
    从入主中原后的情况，也可看出上述两类“家产制国家”的明显区别。第一类政权在建立汉式王朝后，其“家产制”色彩即表现为君主家族成员凭借其特殊身份直接参与国家管理，出将入相，占据重要职位。第二类的“家产制”表现则完全不同，最初以君主“家臣”身份出现的异姓贵族——而不是同姓家族成员——在以后的王朝历史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可能由于在古代草原游牧经济中家族经营的情况依然残存，同时也是出于维持政权统一以保持对外威势的需要，所谓“分封型家产制国家”的分封并不彻底，用于分割的仅是一部分“家产”。而帝国的核心部分仍由君主本人直辖，既属于家族公产，也是父家长权力的象征。因为同族子弟都已各自被向外分封，所以君主只能依靠异姓贵族来管理这份公产。如匈奴以异姓大臣“左右骨都侯”辅政，突厥则有俟斤、俟利发等早期官僚。与匈奴、突厥相比，大蒙古国的“公产”部分在国家中所占比重更大。《史集》记载成吉思汗时蒙古军队共129 000人，其中分封给子弟者仅28 000人，剩下101 000人皆由自己直辖。〔17〕而且分封主要限于草原，新征服的大片农耕地区都作为家族公产，由大汗统一派官治理。同时，蒙古的分封范围又更为广泛。除子弟分封外，后来还发展起了姻戚的分封，一些世代与汗室通婚的家族也得到封地。这样参与管理“公产”的，只剩下那些“家臣”阶层的次等异姓贵族。草原社会行政事务相对简单，因此在基本未占有农耕地区的匈奴、突厥国家中，异姓贵族势力的膨胀并不显著。大蒙古国则不然，它不仅征服了中原、中亚等农业定居区域，后来还进一步发展为汉族模式的大一统王? ??饩透?四切?凹页肌薄??蔚纫煨展笞宄浞掷┱故屏Φ幕?帷?nbsp;
    成吉思汗建国后，设立大断事官（也可札鲁忽赤）处理行政、司法事务，同时扩建自己的护卫军——怯薛组织，并赋予它襄理国务的职能。大蒙古国时期，宗室、外戚按照“各分地土、共享富贵”的原则，在各自封地内行使统治权力。他们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主要表现为出席诸王大会，决定立汗、征伐等大事，平时并不亲自参加大蒙古国日常行政事务的管理。而大断事官和怯薛成员（主要是其中主管文书的必阇赤）作为大汗的亲信家臣，恰恰在后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如耶律楚材、忙哥撒儿、孛鲁合等人，都以权重著称。忙哥撒儿任大断事官，“有当刑者，辄以法刑之乃入奏，帝（按指蒙哥）无不报可。帝或卧未起，忙哥撒儿入奏事，至帐前扣箭房，帝问何言，即可其奏”。〔18〕这种次等异姓贵族势力膨胀的趋势在以后的元王朝有增无减。忽必烈行用汉法，建立了一套汉式官僚机构。诸王大会不常召开，宗室外戚各居封地，养尊处优，与国家日常政务已基本无涉。终元一代，迄今还找不出明确的证据能够证明哪一位宗室成员曾任宰相，外戚拜相者也只有寥寥数人。相反由次等异姓贵族组成的怯薛组织，却是高级官僚的主要来源。加上皇帝权力欲较弱、不勤政务，“大臣权重”遂成为元代历史的一个基本现象。元后期大臣燕铁木儿、伯颜相继擅政，权侔人主，几乎危及孛儿只斤氏的统治。甚至到元朝灭亡、蒙古退回漠北以后，异姓贵族的势力依然强大。他们挟持汗室成员，互争雄长，使草原长期处于动荡之中。十五、六世纪之交，达延汗重振汗室权威，再度统一蒙古草原，并且又一次实行了分封。值得注意的是，达延汗虽以恢复成吉思汗事业的口号号召蒙古，但他的分封却与成吉思汗有很大不同，可以说更加彻底。他并未保留类似成吉思汗“大兀鲁思”那样由自己直辖、居中的家族公产，而是将全部领地分封为六万户。大汗统领左翼三万户，驻于察哈尔万户境内，到后来只能掌握这一个万户，并无力控制全蒙古。达延汗的这种分封方式，是不是有惩戒蒙元以来家臣势力膨胀教训的思想背景呢？对此还可以继续探讨。事实是他这种比较彻底的分封，的确保证了其后裔的特殊地位，抑制了异姓贵族势力的发展。然而蒙古的政治认同也因此而难以巩固，领主分立，汗权衰落，大蒙古国的荣耀最终只成为遥远的历史，也许是达延汗所始料不及的。

    三 元朝的汉化迟滞问题

    元朝的历史，如从广义上算，自1206年大蒙古国建立，到1368年元亡，共一百六十三年。从狭义上算，则自1260年忽必烈即位汉地，改行汉法，建元中统，到1368年，只有一百零九年。作为大一统王朝，它的寿命并不长久。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中国古代许多大一统王朝都是在内忧外患交织的情况下走向灭亡的，而元朝则有所不同。终元一代，基本没有强大的外患，只在前期与西北察合台、窝阔台两汗国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战争，到元朝中期战事已完全平息。元朝短命而亡，主要亡于内忧。由于内部治理不善，

使得这样一个盛极一时的大帝国，过早地崩溃了。内部治理的问题究竟何在呢？我们过去习惯于用“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危机深重”之类理由解释一个朝代的衰亡，元朝也不例外。但这类理由适用于任何朝代，无助于显示各自的特殊性，即使正确，也只是表层的阐释。如果我们不满足于此，就必须深入到各朝代的历史事实中探究其衰亡的具体缘故。对于元朝，恐怕需要从文化背景方面去找原因。也就是说，元朝的短命而亡，主要是亡于统治集团与被统治地区的文化差异未能弥合。
    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在入主中原后受到汉族农业文明的熏陶，走上汉化道路，是一个总的历史趋势。但如具体分析，它们各自受汉文化影响的深浅和疾缓，是大有差别的。就元朝而言，它的汉化道路与北魏、金、清等进入内地的北族王朝相比，显得尤为艰难、尤为迂回曲折，可用“迟滞”二字概括。所谓“迟滞”，不是指停止不动，而是指进展迟缓（相对于其他北族王朝）。大蒙古国的草原本位政策，决定了蒙古大汗对汉地只采取间接统治，重搜刮而轻治理，造成“汉地不治”的局面。忽必烈即位后，改弦更张，推行汉法，将统治重心由漠北移到汉地，从而在汉化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而忽必烈推行汉法的方针，从一开始就是不彻底的。随着政权设置大体完备和仪文礼制初步告成，进一步推行汉法、弥合文化差异的工作趋于停滞。此后终元一代的汉化进程，虽在个别问题上还有发展，但总体来看并未越出忽必烈所画的圈子。大量阻碍社会进步的蒙古旧制，因为牵涉到贵族特权利益，都在“祖述”的幌子下得到长期保存。统治者热衷于对外扩张、对内敛财，使社会元气在尚未充分恢复的情况下不断受到新的打击。凡此种种，都使得元朝成为一个没有“盛世”、享年不永的大一统王朝。
    元朝汉化的迟滞，是一个很复杂、值得探讨的题目。它有多种表现，其中的一些史学界已作过充分研究，如民族歧视政策的推行等等，兹不赘言。此处想首先就统治集团的文化素质这一侧面来考察。在元朝，以皇帝为代表的蒙古贵族接受汉文化十分缓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始终对汉族地区的典章制度、思想文化比较隔膜。这应当是汉化迟滞的一项主要内容。
    蒙古贵族起初信仰多神的萨满教，后来皈依喇嘛教，尊奉吐蕃僧侣为帝师，对其狂热崇拜，皇帝亲自从之受戒。元中期在各路广修帝师殿，祭祀第一任帝师八思巴，其规模制度超出孔庙。相形之下，儒学在蒙古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要逊色得多。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他们对儒家学说的概念、体系感到难以理解。忽必烈早年曾对儒学产生一些兴趣，但体会粗浅，后来在理财问题上与儒臣发生分歧，认为后者“不识事机”〔19〕 ，与其渐渐疏远。直到元亡前夕，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北元昭宗）仍然“酷好佛法”，自称“李先生（按指其师傅、儒臣李好文）教我儒书许多年，我不省书中何义，西番僧教我佛经，我一夕便晓”〔20〕 。元朝诸帝中只有仁宗、英宗父子儒化稍深，但因具体政治环境制约，都未能有很大作为。就整个朝廷而言，可以说儒家思想始终没有被明确树立为治国主导方针，失去了“独尊”的地位。
  

《元朝的特性·蒙元史若干问题的思考(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