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汉对音和上古汉语
优婆塞：）、“ｐí＠①”(*bi)对应于pi（迦ｐí＠①罗卫：kapilavastu)，等等。（注：这种现象当然也可以解释为原来的清辅音受两边元音的影响而发生了浊化。）
6.汉译佛经位于词中两个元音之间的v（匣、云母）对应于梵语的p。（注：传统的研究成果已经告诉我们，上古汉语的匣母和云母（喻母三等）是不分的，它们在当时的实际读音都是，用在合口字中与梵语v[w]相近。）例如“和”(*va)对应于（伛和：）、“洹”(*van)对应于pan（须陀洹：)、“越”(*vat)对应于pat（檀越：)、“卫”(*vat)对应于pat（分卫：），等等。
限于原始资料和个人学识的贫乏，我不敢保证以上六个方面已经概括了汉译佛经语言中的全部现象。事实上我们在分析具体的对音词时所遇到的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面对这种未知的古老方言时也常有雾里看花之感。但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只要我们切实把握住其中的主流趋势，再参证传统音韵学的研究成果，利用番汉对音来推测在那以前八百年的上古汉语也不是全然不可能的。
二
俞敏先生在《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里把梵汉对音比作一条泥沙俱下的万里长河，这意味着每个研究者在开掘资料时必须加倍谨慎，否则他捡到的很可能就是泥沙。我们所说的谨慎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必须在尽可能穷尽原始材料的情况下归纳出普遍的规律，而不应该只挑选其中符合自己预期的个别现象去做文章；其二是必须利用传统的研究成果来验证自己的初步结论并为其间的差异寻求合理的解释，而不应该以出新奇为目的，轻易拿自己想象出来的结论去否定传统。在这方面，俞敏先生以自己的实践为我们做出了表率，相比之下，蒲立本在论证上古汉语时所选用的番汉对音资料虽然屡经当前中国学者转引，但其中的疑点却实在不少。
我们从人们为上古汉语一部分去声字构拟的韵尾-s说起。自从欧德利古尔据越南语提出上古去声-s韵尾的假定之后，（注：A.G.Haudricourt,Del'origine des tons en Vietnamien,Journal Asiatique 242,1954.冯蒸译作《越南语声调的起源》，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编《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第7集。）人们又在藏文中看到了同类现象的影子，这当然无可非议，然而我们在此想强调的是，蒲立本为证明汉语-s韵尾在后汉时代仍然存在而举出的一些番汉对音例子却是大有问题的。以和去声“卫”字相关的对音为例，蒲立本列出的有：
舍卫＝
迦维罗卫＝kapilavastu（注：除这两个词外，在《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中译本第131叶上还列出了一个“首陀卫”，注的梵文形式是，我没能查到出处，只好置之不论。按即“净居天”，据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十九，该词音译可以是“首陀娑婆”（末二字疑误倒）、“私陀”等。）
蒲立本认为“卫”在这两个词里的对音是vas，但他却没能尽可能多地搜集汉译佛经中的规律性译例以回答这样的问题：在早期佛经中，凡是去声字都用来译-s么？或者反过来说，凡是译-s的都是去声字么？另外，“卫”译vas还可以得到经典梵语以外的佐证么？
就资料的数量而言，早期佛经中去声字不译-s的比译-s的多得多，例如“致”相当于ti（三跋致：sampatti）、“度”相当于、“谛”相当于te（揭谛：gate）、“蔽”相当于pi（尼罗蔽茶：），等等。（注：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入声字。早期汉译词中只要出现入声字，相应的番语词的相应位置上必有一个辅音（p、t、k，也可以是b、d、g、、c、j等），这条规则没有例外，因而可以作为古入声字都带塞音韵尾的铁证。）在-s前面出现的平声字也比去声字多得多，（注： 潘悟云曾正确地指出，蒲立本所举关于韵尾-s的对音例中有的有“骑墙之嫌”，如“贵霜”(kushan)的sh蒲氏既算作“霜”的声母，又算作“贵”的韵尾（见所著《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56页）。为讨论问题方便起见，本文以下的举证仍沿用蒲立本“连诵”的旧例。）例如凭经验就可以判断，“阿”(*a)不可能译as，等等。
事实上如果考虑到佛经原始语言(Prakrit)的情况，我们也许就不会掉进这个经典梵语的陷阱了。按巴利文规则，位于音节开头的复辅音st-要变成tt-，所以梵文的在巴利文是，梵文的kapilavastu在巴利文是kapilavattu。以此考虑，我们应该相信“舍卫”和“迦维罗卫”的“卫”实际上对应的是巴利文的vat(-t)而不是梵文的vas(-t)。“舍卫”旧又译“舍婆提”(*a-ba-di)或“尸罗跋提”(*i-la-bat-di)，“迦维罗卫”旧又译“迦维罗越”或“迦维罗阅”(*ka-vi-la-vat)，都指向巴利文的读法，也就是说，平声字“婆”和入声字“跋”、“越”、“阅”都表示词中并没有一个充当“去声韵尾”的-s。再多看几个梵汉对音的例子：译作“分卫”，其中“卫”(*vat)相当于pt;dnapati译作“檀越”，其中“越”(*vat)相当于pat;uddhodana译作“阅头檀”，其中“阅”(*vat)相当于ud——这里面哪里有“韵尾-s”呢？因此我们可以有绝对的把握说，“卫”在佛经中实际代表的是vat，蒲立本及后来学者构拟的-s是不能在梵汉对音中取得证明的。
运用类似的思路我们再考虑一下人们为上古以母（喻母四等）构拟的l-。自蒲立本提出上古以母接近于或者l的假定之后，人们又在藏文和古越南语中见到了同类现象的影子，而对以母古读的构拟也逐渐趋向于l-。（注：这方面的详细介绍见丁邦新、孙宏开主编的《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一）》，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226页以下。）不过，人们在论述中递相征引的番汉对音证据只有一条，相关的对音字也只有一个“弋”：
乌弋山离＝Alexandria
人们认为“弋”在这个词里的对音是lek，甚至有人据此单文孤证宣
可以确定的是，佛经对音里所有的l-都是用来母字对译的，并没有一例用以母字译l-。如上所述，比较常见的情况是以母相当于梵文的或j-，除此之外也还有一些用以母字译y-的例子，如“由”(*yu)相当于yu（那由他：nayuta）或者相当于yo（由延：yojana)、“耶”相当于ya（ｐí＠①舍耶：vijaya），等等。的确，佛经对音中以母字的用法略显混乱，不易从音理上逐一解释清楚，但是我们看到所有的译例（、j、y)都暗示着它是一个舌面音，它最有可能是y-，即使不是y-，也一定与作为舌尖中音的l-差得很远。具体到“乌弋山离”，我觉得把它认作Alexandria的译名并不稳妥。首先，人们大概都相信其中的“山”(*an)对译的是sand，虽然汉译省略了n后面的d，这并非全然无据可援，（注：比较晚近的例子如Samarkand译“撒马耳干”，Tashkend译“塔什干”，词尾的-d都被省略了。）但以译s在当时毕竟极其少见。“山”的译音既不可靠，“弋”的译音更不可解。我们知道，汉语以母（弋）在中古时期读y-[j-]是无需质疑的，而在上古时期，确切地说是在大批造出汉字的前上古汉语(Pre-Archaic Chinese)时期，它频繁地和定母字(*d-)出现谐声关系也无需质疑。按照语言学常识，d＞y的演化是正常的，而d＞l＞y的演化就不大正常了。尽管l-假说的提出者和支持者费了很大的力气要把这种演化解释得合乎音理，但我仍然认为，音理解释无论多么完美，其价值也比不上文献的直接证明。辛辛苦苦思考了许多年，一旦有新的文物出土，以前的猜测全被推翻，发生在名家身上的此类事例我们见得太多了。
查《后汉书·西域传》，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个带“弋”字的译名——粟弋，这就是《周书》里说的“粟特国”。从“特”(*d)字考虑，我们可以想到“弋”在公元前2世纪西域初通时的声母必是d-，全词依对音惯例大约是*sugdak，恰合于突厥“阙特勤碑”铭文的soзdak。粟特文献称自己为sugd、波斯铭文称之为sugude、希罗 《番汉对音和上古汉语(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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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汉译佛经位于词中两个元音之间的v（匣、云母）对应于梵语的p。（注：传统的研究成果已经告诉我们，上古汉语的匣母和云母（喻母三等）是不分的，它们在当时的实际读音都是，用在合口字中与梵语v[w]相近。）例如“和”(*va)对应于（伛和：）、“洹”(*van)对应于pan（须陀洹：)、“越”(*vat)对应于pat（檀越：)、“卫”(*vat)对应于pat（分卫：），等等。
限于原始资料和个人学识的贫乏，我不敢保证以上六个方面已经概括了汉译佛经语言中的全部现象。事实上我们在分析具体的对音词时所遇到的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面对这种未知的古老方言时也常有雾里看花之感。但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只要我们切实把握住其中的主流趋势，再参证传统音韵学的研究成果，利用番汉对音来推测在那以前八百年的上古汉语也不是全然不可能的。
二
俞敏先生在《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里把梵汉对音比作一条泥沙俱下的万里长河，这意味着每个研究者在开掘资料时必须加倍谨慎，否则他捡到的很可能就是泥沙。我们所说的谨慎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必须在尽可能穷尽原始材料的情况下归纳出普遍的规律，而不应该只挑选其中符合自己预期的个别现象去做文章；其二是必须利用传统的研究成果来验证自己的初步结论并为其间的差异寻求合理的解释，而不应该以出新奇为目的，轻易拿自己想象出来的结论去否定传统。在这方面，俞敏先生以自己的实践为我们做出了表率，相比之下，蒲立本在论证上古汉语时所选用的番汉对音资料虽然屡经当前中国学者转引，但其中的疑点却实在不少。
我们从人们为上古汉语一部分去声字构拟的韵尾-s说起。自从欧德利古尔据越南语提出上古去声-s韵尾的假定之后，（注：A.G.Haudricourt,Del'origine des tons en Vietnamien,Journal Asiatique 242,1954.冯蒸译作《越南语声调的起源》，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编《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第7集。）人们又在藏文中看到了同类现象的影子，这当然无可非议，然而我们在此想强调的是，蒲立本为证明汉语-s韵尾在后汉时代仍然存在而举出的一些番汉对音例子却是大有问题的。以和去声“卫”字相关的对音为例，蒲立本列出的有：
舍卫＝
迦维罗卫＝kapilavastu（注：除这两个词外，在《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中译本第131叶上还列出了一个“首陀卫”，注的梵文形式是，我没能查到出处，只好置之不论。按即“净居天”，据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十九，该词音译可以是“首陀娑婆”（末二字疑误倒）、“私陀”等。）
蒲立本认为“卫”在这两个词里的对音是vas，但他却没能尽可能多地搜集汉译佛经中的规律性译例以回答这样的问题：在早期佛经中，凡是去声字都用来译-s么？或者反过来说，凡是译-s的都是去声字么？另外，“卫”译vas还可以得到经典梵语以外的佐证么？
就资料的数量而言，早期佛经中去声字不译-s的比译-s的多得多，例如“致”相当于ti（三跋致：sampatti）、“度”相当于、“谛”相当于te（揭谛：gate）、“蔽”相当于pi（尼罗蔽茶：），等等。（注：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入声字。早期汉译词中只要出现入声字，相应的番语词的相应位置上必有一个辅音（p、t、k，也可以是b、d、g、、c、j等），这条规则没有例外，因而可以作为古入声字都带塞音韵尾的铁证。）在-s前面出现的平声字也比去声字多得多，（注： 潘悟云曾正确地指出，蒲立本所举关于韵尾-s的对音例中有的有“骑墙之嫌”，如“贵霜”(kushan)的sh蒲氏既算作“霜”的声母，又算作“贵”的韵尾（见所著《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56页）。为讨论问题方便起见，本文以下的举证仍沿用蒲立本“连诵”的旧例。）例如凭经验就可以判断，“阿”(*a)不可能译as，等等。
事实上如果考虑到佛经原始语言(Prakrit)的情况，我们也许就不会掉进这个经典梵语的陷阱了。按巴利文规则，位于音节开头的复辅音st-要变成tt-，所以梵文的在巴利文是，梵文的kapilavastu在巴利文是kapilavattu。以此考虑，我们应该相信“舍卫”和“迦维罗卫”的“卫”实际上对应的是巴利文的vat(-t)而不是梵文的vas(-t)。“舍卫”旧又译“舍婆提”(*a-ba-di)或“尸罗跋提”(*i-la-bat-di)，“迦维罗卫”旧又译“迦维罗越”或“迦维罗阅”(*ka-vi-la-vat)，都指向巴利文的读法，也就是说，平声字“婆”和入声字“跋”、“越”、“阅”都表示词中并没有一个充当“去声韵尾”的-s。再多看几个梵汉对音的例子：译作“分卫”，其中“卫”(*vat)相当于pt;dnapati译作“檀越”，其中“越”(*vat)相当于pat;uddhodana译作“阅头檀”，其中“阅”(*vat)相当于ud——这里面哪里有“韵尾-s”呢？因此我们可以有绝对的把握说，“卫”在佛经中实际代表的是vat，蒲立本及后来学者构拟的-s是不能在梵汉对音中取得证明的。
运用类似的思路我们再考虑一下人们为上古以母（喻母四等）构拟的l-。自蒲立本提出上古以母接近于或者l的假定之后，人们又在藏文和古越南语中见到了同类现象的影子，而对以母古读的构拟也逐渐趋向于l-。（注：这方面的详细介绍见丁邦新、孙宏开主编的《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一）》，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226页以下。）不过，人们在论述中递相征引的番汉对音证据只有一条，相关的对音字也只有一个“弋”：
乌弋山离＝Alexandria
人们认为“弋”在这个词里的对音是lek，甚至有人据此单文孤证宣
称汉代的以母字都念l-。为了检验这个译例，我们到早期的佛经对音里去看一看。
可以确定的是，佛经对音里所有的l-都是用来母字对译的，并没有一例用以母字译l-。如上所述，比较常见的情况是以母相当于梵文的或j-，除此之外也还有一些用以母字译y-的例子，如“由”(*yu)相当于yu（那由他：nayuta）或者相当于yo（由延：yojana)、“耶”相当于ya（ｐí＠①舍耶：vijaya），等等。的确，佛经对音中以母字的用法略显混乱，不易从音理上逐一解释清楚，但是我们看到所有的译例（、j、y)都暗示着它是一个舌面音，它最有可能是y-，即使不是y-，也一定与作为舌尖中音的l-差得很远。具体到“乌弋山离”，我觉得把它认作Alexandria的译名并不稳妥。首先，人们大概都相信其中的“山”(*an)对译的是sand，虽然汉译省略了n后面的d，这并非全然无据可援，（注：比较晚近的例子如Samarkand译“撒马耳干”，Tashkend译“塔什干”，词尾的-d都被省略了。）但以译s在当时毕竟极其少见。“山”的译音既不可靠，“弋”的译音更不可解。我们知道，汉语以母（弋）在中古时期读y-[j-]是无需质疑的，而在上古时期，确切地说是在大批造出汉字的前上古汉语(Pre-Archaic Chinese)时期，它频繁地和定母字(*d-)出现谐声关系也无需质疑。按照语言学常识，d＞y的演化是正常的，而d＞l＞y的演化就不大正常了。尽管l-假说的提出者和支持者费了很大的力气要把这种演化解释得合乎音理，但我仍然认为，音理解释无论多么完美，其价值也比不上文献的直接证明。辛辛苦苦思考了许多年，一旦有新的文物出土，以前的猜测全被推翻，发生在名家身上的此类事例我们见得太多了。
查《后汉书·西域传》，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个带“弋”字的译名——粟弋，这就是《周书》里说的“粟特国”。从“特”(*d)字考虑，我们可以想到“弋”在公元前2世纪西域初通时的声母必是d-，全词依对音惯例大约是*sugdak，恰合于突厥“阙特勤碑”铭文的soзdak。粟特文献称自己为sugd、波斯铭文称之为sugude、希罗 《番汉对音和上古汉语(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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