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汉对音和上古汉语

多德《历史》称之为suguda，（注：更多的词形见黄振华《粟特文》，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无不表明“弋”字的古声母是d-，甚至现代英法诸文字的Sogdiana也可为此提供佐证。例外的现象只有《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ｓū＠②利”，这好像是巴列维语sulih的对音，不过这个译名出现的年代太晚，大概谁也不会相信以母的“弋”在唐代还读lik。（注：参看冯承钧《关于西域语之讨论——冯子衡致方欣安书》，《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商务印书馆，1962年。）结合梵汉对音的情况来看，我们显然应该支持传统的结论，认为后汉三国时期的以母y-是从三四百年前的d-变来的，而构不成对音规律的、没有其他资料支持的“乌弋山离”不能用为上古汉语以母读l-的证明。
　　　　三
　　“乌弋山离”这个译名可以把我们的思路带入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在使用这条材料前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下，《汉书·西域传》里的乌弋山离真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亚历山大城么？
　　现代英语中的Alexandria一般用以指非洲北部的那座亚历山大古城，这座城的遗址已于上世纪下半叶在埃及水下发现，而《汉书》所记的乌弋山离则在条支（叙利亚）以东，大约位于今天的伊朗南部，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相距遥远，其非一地自属无疑。当然，地点不同不见得使用的名称一定不同，事实上我们也不完全否认它可能和古代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东征时所建的亚历山大城有关，但是古书所载的乌弋山离和亚历山大的异称却使我们今天很难把它们混同起来。《汉书》乌弋山离在《魏略·西戎传》简称为“乌弋”，《魏略》又说“乌弋一名排特”。（注：沙畹在1905年的T'oung  Pao上分析了这则史料，未敢肯定乌弋山离为Alexandria的译音。见冯承钧译《魏略西戎传笺注》，《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第52页。）我不知道“排特”的原型是什么，但它不是“乌弋山离”的译音则是可以肯定的。至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史记》写成“犁轩”，《汉书》写成“犁ｑｉáｎ＠⑤”，《后汉书》写成“犁犍”，和“乌弋山离”迥然有别。伯希和对这一古城考订精审，惟断“犁ｑｉáｎ＠⑤”即为Alexandria的译音，在语音学上难以讲通。事实上正如伯希和所指出的，惟一一个在地理和语音上都合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是《那先比丘经》中的“阿荔散”，（注：伯希和：《犁ｑｉáｎ＠⑤为埃及亚历山大城说》，冯承钧译文，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第34页。　）只不过细究“阿荔散”(a-le-san)的对音，与其说它近于英语的Alexandria，还不如说它近于后代意大利语的Alessandra。总之，与Alexandria完全吻合的译名我们至今好像在早期汉文典籍中还没有找到。
　　除“乌弋山离”之外，“ｊì＠⑥宾”这个译名也有同样的问题。自蒲立本以后，人们每每认为“ｊì＠⑥宾”是Kashmir（克什米尔）的对音，并以“ｊì＠⑥”译kash来作为古去声字带-s韵尾的证据。首先我觉得，人们引及的Kashmir只不过是个现代英语形式，若依梵文，至少应该使用（唐译“迦湿弥罗”）；其次，若以“ｊì＠⑥”为kash音译，则必以“宾”为mir音译，即使前一例或可勉强讲通，但后一例却明显不合情理，因为我们很难在古书中找到足够的证据来支持m=p这样一条译音规则，换句话说，我们不能解释古人为什么不把“ｊì＠⑥宾”译成对音更为严整的“ｊì＠⑥密”。烈维和沙畹曾指出，“ｊì＠⑥宾”按对音惯例应该是Kapil(a)或Kapir(a)，这个译名比较近似于托勒密地理的Kasperia。（注：烈维、沙畹：《ｊì＠⑥宾考》，冯承钧译文，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第58页。）
　　《汉书·西域传》说ｊì＠⑥宾西北与大月氏、西南与乌弋山离接，凭这样的记载我们一时还很难在地图上确定古ｊì＠⑥宾的准确位置，但设想它在今克什米尔一带当无大差，有的人认为即希腊人所说的Kophen，地在今喀布尔河流域，这种意见曾遭到烈维和沙畹的反对，但后者也仅仅是一家之言，因为《魏书》以后的记载都显示出ｊì＠⑥宾与克什米尔无关。事实上，ｊì＠⑥宾的地望和原始词形都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它不宜用作上古语音考据的资料，即使希腊文Kasperia的词形确与克什米尔一带的原词有直接渊源关系，我们似也不能保证那个未知的原形*kasper不会在附近的某地依巴利语规则变作*kapper。
　　另一个不成功的例证是郑张尚芳提出的，他注意到隋代东罗马史书称中国为Taughast，于是他认为这是“大魏”的音译，从而以“魏”译ghas来证明汉语去声曾有过-s韵尾。（注：郑张尚芳：《汉语声调平仄之分与上声去声的起源》，《语言研究》1994年增刊。）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有资格称为“大魏”的只有北朝的拓跋魏，但拓跋魏建国已是公元5世纪的事，距离齐永明年间沈约等人明确阐述四声概念仅数十年，应该说，以音调高低为基本特点的汉语四声在那时已经形成了，前上古时期的去声-s韵

尾不可能一直存在到那么晚的时候，何况我们还没有充分的证据回答这样的问题——Taughast真的是“大魏”的对音么？
　　其实从18世纪欧洲人开始研究中国的时候起，Taughast的语源问题一直就是个悬案。这个名词最早出现于公元7世纪，突厥文碑铭写作，东罗马史书中相应的形式是Taughast，元代以后的习惯汉译是“桃花石”。“桃花石”指的是中国，这毫无疑义，但关于其语源则众说纷纭，粗算起来，即有“唐家”、“大夏”、“吐蕃”、“大魏”等等，而为多数学者接受的则是伯希和提出的“拓跋”。（注：伯希和：《支那名称之起源》，冯承钧译文，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编，第36页。）当然，不管是“唐家”、“大夏”、“吐蕃”还是“拓跋”，都既没有文献对译的实证，也没有严整的对音规律可循，这不过是人们在猜测了汉字古音的基础上再来猜测其语源，郑张先生不应该以其中一个猜测出的语源为基础反过来再猜测汉字古音。
　　按常理说，番汉对音研究应该在文献学和历史地理学考据之后才有条件进行，不过早期的历史文献资料保存到今天的毕竟太少，这使得人们在从事文献学和历史地理学考据时也常有捉襟见肘之感。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地下库藏出土，文献资料不足的遗憾是无法弥补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传统的考据原则就是所谓“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而今天则不然，学界明显在以“有一分材料说十分话”为时尚，甚至令人觉得是“为赋新诗强说愁”了。为了弥补实证的不足，人们在利用番汉对音研究上古汉语时不得不引入大量的“音理分析”手段，以至发展到宁信音理也不信实证的地步。我们举一个例子。据《汉书·匈奴传》可知匈奴谓天为“撑犁”，文献学考据已经证明这个词即是突厥语的tengri（腾格里），其中“撑”对译teng，这在我们知道“古无舌上音”之后本不再需要什么论证，可是若依蒲立本的办法，问题就复杂多了。他已预先假定“撑”字在汉代的声母是复辅音thl-，因为他认为只有thl-演化成后来的卷舌塞音才是合乎音理的，这样，他就不得不再在没有实证的基础上假定匈奴语的teng原先是个带复辅音的*treng，以求解释汉字“撑”(*thleng)的对音，然后再在没有实证的基础上假定匈奴语的*-r-在后来丢掉了，以求解释突厥语teng的读音——绕来绕去，这是何苦呢？
　　我无意贬低上古汉语研究中的音理分析，在这里想强调的只是，音理分析只能用来解释带规律性的、确实无误的文献资料，使人们明白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不能在没有文献资料或者不能确定资料性质的情况下用来虚拟事实。本文反复商榷人们对以母为*l-、去声为*-s的论证，这并不是否认它们在真正的上古汉语时期（公元前7世纪以前）有这样读的可能性，而仅仅是指出，人们举出的来自汉代（公元2、3世纪）以后的番汉对音证据是难以成立的。一旦认清了这一点，那么人们为论证同类问题而抛开历史考据、仅从当代少数民族语言词典中查出的词例就无需讨论了。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田下加比
　　　　＠②原穴下加卒
　　　　＠③原门里加者
　　　　＠⑤原革加干
　　　　＠⑥原四字头下加厂下加剡

《番汉对音和上古汉语(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