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儒知识分子的权力穿孔
2，苛酷秦法
秦国法律来自魏国魏文侯时期魏相李悝编著的《法经》，被商鞅仕秦变法时带入秦国。《法经》今已不存，据《晋书·刑法志》的介绍，著名法家人物李悝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他把战国初年各国所通行的法律搜集起来，加以排比、分类、整理，编成一本具有完整系统的法律大全，就是《法经》。内容共分六个部分，即六章。一、二章是《盗》、《贼》，古代法律术语中，”盗”与”贼”是有区别的，”盗”为窃取他人财物，”贼”为伤残他人身体，所以要分章讨论。三、四章是《网》、《捕》，”网”指对付盗、贼的组织系统，包括刑狱制度、户口制度等；”捕”则指具体缉捕盗贼的方法。第五章《杂律》，包括赌博、偷越城墙、借贷不廉（高利贷）、官吏生活超过制度允许范围等。第六章《具律》，则是判刑的种类以及轻刑、重刑的原则，包括一些具体的案例。这本《法经》对中国的统一和实行中央集权制度，打下了一个法律基础，其历史作用显而易见。
然而，《法经》总结的是各国战时体制之下要求过度集中专制的统治阶级思想，而不是和平时期有利于长治久安的统治阶级思想。这样，《法经》就必然产生两大弊端，其一，它主要针对盗贼而不是针对官吏的，它在约束官吏方面只占极少份量，这就说明，它对政治措施不当和官吏腐败导致盗贼孳生的这一规律认识不足。其二，由于集中各国刑罚，就集中了各国的严刑峻法。而这两大弊端正是秦王朝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
3，耕战入仕
战国时代，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以”耕战”作为进入官吏队伍的唯一道路，完全排斥了教育、培训、教化的因素，思想、道德、文化等官员必备的素质被挤在一个十分微弱的地位上。这在战争时期，固然可以收到集中物力人力财力的速效，但时间一久，官员素质急剧下降，就是必然的趋势了。
其实，自春秋以降，各派私学兴起，庶民上层可以进入官吏队伍，统治阶级中一部分因各种原因也会失去地位，这就给新形成的士人阶层一个机会，成为特殊的政治力量。士人阶层既包括统治阶级下层，又包括庶民上层，既是官僚下层，又是官僚后备军。这一新形成的士人阶层，既有站在统治阶级立场考虑利益的趋向，又有站在庶民立场为庶民代言人的趋向。”处士横议”，士人有议政之权，几乎已经是一种职业习惯，各国国君都认可了。这就形成一种社会监督力量，对于防止官吏腐败，是一剂特殊的清洗剂。今天我们看《孟子》、《墨子》，甚至道家著作，里面对政治的批评，随处可见，就是明证！但是，自从法家商鞅一派，以耕战作为唯一的晋身之阶，士人阶层的队伍和职能，都不断破坏和缩小。这就从两个方面使社会失衡，官吏缺少监督力量，民众少了榜样和代言人，时间一长，势必造成官吏腐败，民众道德水准下降，官民对立尖锐的后果，最后则是天下大乱。中国封建社会实行法家时间一长，这种弊政就非常明显，包括汉武帝后期对匈奴的长期征战把全国拖入战时体制，同样也出现了官吏腐败，素质下降和社会风俗败坏的局面！
当一个国家的人民承担不起政府所要求的义务，不能忍受残酷的社会控制，缺乏统治官员的上下流动和表达民意的渠道时，它离灭亡还会远吗？可见，秦王朝的灭亡，法家思想是始作俑者，法家使天下分崩离析”定于一”⑸，然而它赤裸裸的统治理念和方式没有遮羞布，终于在历史的演进中败下阵来，成了一个隐藏在中国政治舞台后面数千年的”导演”。
（二）儒家的登场
儒家从来不掩饰自己对权力的热衷，这从他们教授”《诗》、《书》、《易》、《礼》《乐》、《春秋》”六艺可以看出，和周代官吏教育中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比较，去除了习武的内容，增加了当代史教育，以自觉加强自我修养为核心，形成一整套文官制度的教学内容。老夫子授学三千，带徒七十二人，声势可谓浩大，他周游列国，各国君主赞其论而不用其人，伤透了儒家门徒的心，那时候，正是战国纷争时代，儒家的一套，根本不适合战时体制。于是，儒学成了春秋战国时代的”未来学”，”向隅而泣”不被人理睬。
历史总是喜欢跟人开玩笑，帮助儒家权力穿孔的，是文才武略都不如秦始皇嬴政的汉高祖刘邦。历史记载：亭长出生，担任农民起义军领袖的刘邦，”好酒及色”，性情豁达大度，善于结交人，属于那种见面熟的人物。他来自平民，懂得民生的艰难，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从善如流的刘邦善于审时度势，拥护谁，反对谁，拿的很准。招降纳顺，赏善惩恶的一套也做得出色。张良是没落贵族的后裔，陈平是游士，大将樊哙是个屠夫，周勃是吹鼓手，灌婴是个卖布贩子，娄敬是车夫，韩信是渔民，彭越是强盗，这些人无论出身如何，地位怎样，刘邦都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至于韩信，一生最怕者，恐怕就是刘邦，刘邦两夺军符，两次囚禁韩信，都像老鹰捉小鸡，轻轻松松。这些天生的和后天磨练的政治家素质，使刘邦成为一个开明的帝王。
1，叔孙通干仕
秦亡汉兴，民生凋敝，百废待举。儒家开始干仕。首先是善于审时度势的叔孙通。秦朝时叔孙通已经是待诏博士。当陈胜农民起义军起，秦二世召博士咨询将如何处理，众博士都说陈胜将反或者为盗，必须发兵征讨，胡亥不高兴，于是叔孙通说，几个”群盗鼠窃狗盗” ⑹而已，地方官吏就可以捕捉了。议论的结果，讳病忌医的秦二世胡亥下令将那些主张出兵征讨的博士全部拿下，奖励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 ⑹。出来以后，一些人纷纷责备叔
孙通”谀”，叔孙通则回答说刚刚脱离虎口，于是连夜逃亡，先投怀王，再投项王，最后降汉。在这里，我们不能简单的评价他是一个没有气节的人，在战乱时代，知识分子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不存在和某个政治军事集团的依附关系，所以叔孙通最后降汉，实在是敏锐观察到天下大势的明智之举。
刘邦文化不高，看不惯儒生的装束。于是叔孙通改穿楚地的短服，在那些顽固的儒生中，有一个能采取这样的姿态，自然博得了刘邦的赏识。据《史记》记载，叔孙通降汉时跟随的儒生有一百多位，可见叔孙通在当时的儒家学者中颇有声望和势力，这种情况下曲节投靠，没有非常之谋是难以做到的。
但非常奇怪的是，叔孙通向刘邦举荐的人都是一些原来当过强盗、壮士的人，儒家弟子一个也不举荐。于是儒生埋怨叔孙通不举荐他们。叔孙通解释说：汉王正在冒矢石打天下，你们不会打仗，所以先举荐斩将擎旗的勇士，你们要耐心等待，到一定的时间会推荐你们。叔孙通的这席话，并非信口胡说，而是”心有所定，计有所守”的表现。由于他举荐的人多次立功，刘邦欢喜，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
汉五年，刘邦已统一天下。叔孙通拿出秦朝朝仪、官制给新皇帝应用。刘邦认为过于复杂，指示一切从简。结果群臣在朝廷之上饮酒争功，拔剑击柱，刘邦又觉得这样太没有规矩。善于察言观色的叔孙通不失时机的郑重提出：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⑹。臣愿意去征召鲁地的儒生们，与臣的弟子们共同制定朝仪。”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这句话非常的厉害。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打天下儒家不行，治天下非儒家不可。可见叔孙通已经接触到战争时期政治体制与和平时期政治体制的区
《论汉儒知识分子的权力穿孔(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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