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流刑考

详律意”。明成化刻本。
[60] 《明孝宗实录》卷152，弘治十二年七月甲子条。
[61] 分见高举《明律集解附例》卷22。王樵、王肯堂《大明律附例笺释》，万历四十年官刻本。
[62] 《明英宗实录》卷1，宣德十年正月壬午条。
[63] 根据姚思仁《大明律附例注解》中所附例统计。
[64] 万历本《明会典》并没有收录嘉靖、万历朝全部的问刑条例。以万历朝论，其中收录的主要是万历《问刑条例》中属于万历朝新定的，或作修改的条目，与弘治或嘉靖《问刑条例》相同的条目基本没有收录。可参见《明会典》卷175《罪名三·充军》
[65] 在弘治《问刑条例》中，明初充军为军官军人特设的特征还有残留，类似“属军卫者发充军，属有司者发口外为民”的同罪异罚现象，据沈家本统计还有13条。（参见沈家本《充军考》）但在弘治《问刑条例》中，还有一类军民“同罪异罚”，即同罪之下，“属军卫者发边卫，属有司者发附近，俱充军”，笔者统计，这样的条例在《问刑条例》中约有15条。如果说前此13条的设定还带有明初军民异籍的特征，还体现了充军与军官军人之间特殊的关系，后15条更多体现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军民因为所处的环境不同，在充军这一刑罚面前，起点不同，发同等程度的充军，其惩治效果其实是有区别的，民人发附近充军显然比军人发附近充军的惩治力度要强，因此，在一般的罪行中，显然需要区别罪犯的身份特征，以求惩治的合理。沈家本仅据前13条军民的同罪异罚提出，弘治时期，充军仍具有为军官军人特设的特征。显然有失偏颇。此外，以上两类军民的区分也只限于一般的重罪，如果罪行更重，这种区别就会不作考虑，常常不分军民，一概发边卫充军。如越诉诬告，如果本人赴京或至巡抚等官处，奏告叛逆等

项机密重事不实，并全诬十人以上，则属军卫者，发边卫充军；属有司者，发口外为民。若代人捏写本状，教唆或扛帮赴京，或至巡抚等官处奏告，奏告叛逆等项机密重事不实，并全诬十人以上，则俱问发边卫充军。如同区分首从，初犯与累犯，在一般重罪中会予以区分，在更为重大的罪行中，则不再区别。若持沈家本的观点，显然也难以解释这种现象。

《明代流刑考(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