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英雄崇拜情结”及其悲剧

 谁是英雄？不同的时代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如果我们抖去历史的尘封，翻开一部厚重的中华民族史，认真地作一次追本溯源的巡礼，这对于理解我们的主题将是很有益处的。 
通常讲中华民族史，大都习惯于从人文初祖炎、黄以降的“五帝时代”开始，那也就让我们从这里开始发议论吧。 

    “五帝时代”被称之为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时代”，因为在这时，我们的祖先为了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在与大自然和周边其他民族的斗争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巨人般的英雄。今天的人们肯定要问，这一时代的英雄都是些什么样的英雄？那时侯的人们对他们面前的英雄怀着什么样的感情？这显然是些并非尽人皆知却又十分有趣的问题。对此，我们还是让古人来回答这个问题更好，古人说： 

    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鲧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

    这段珍贵的史料为我们保留了什么有关的信息呢？至少有如下几点： 

    一、 我们民族的“英雄崇拜情结”的产生，至少可以追溯到原始氏族社会末期。 

    二、 这时的英雄，都是与本氏族成员同血缘的人物，“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即外族的英雄一律被排除其外。 

    三、 这时的英雄，都是些对本氏族有突出贡献的人，他们不是发明家，就是劳动能手，不是战斗英雄，就是治水专家，等等。 

    总之，“英雄时代”的英雄与后世那些令人望而生畏，莫敢仰视的英雄们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就在于，这些处在“天下为公”这种特殊社会环境中的英雄人物，按照氏族社会的惯例，无一例外都必须来自民众，必须经过氏族成员的考验和民主推举，必须尊重民众的选择，成为英雄之后，还必须回到民众中去，事事走在民众的前面，并且不断地作出更为突出的业绩，否则就会在民众的“选贤举能”中被无情地淘汰，也就是说，英雄的命运掌握在民众的手中。 

    “五帝时代”最后一位氏族领袖，治水的英雄大禹就是这样一个最突出的人物0。当华夏民族面临黄河这条桀骜不驯的巨龙疯狂肆虐而命运岌岌可危时，大禹──这位由民众推举出来的氏族领袖，毅然率领全体氏族成员，劈波斩浪，因势利导，与滔滔的洪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坚苦卓绝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大禹这位民众的领袖时时站在民众之中，走在治水队伍的最前列，“身执耒锸以为民先，股无跋，颈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为了社会的公益和民众的福祉，他确实称得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不过，悲剧的帷幕从此也就徐徐拉开了。
 
    治水的成功，使大禹成了一个声名远播的大英雄。民众向他欢呼，四夷向他膜拜，以此来表达对他的爱戴和景仰之情，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有谁知道，就在人们陶醉于对英雄的欢呼和膜拜的狂热气氛之际，英雄的形象便被有意无意地放大了，夸张了，严重的扭曲了。在人们的心目中，这场威胁我们民族生存的大洪水似乎仅仅是靠大禹个人超人的智慧和力量才被击退的，那些跟在他后面的成千上万的治水民众似乎可以缩小为可有可无的陪衬。如果不是这样，人们就会很自然地问，同样是治水，鲧带领着成千上万的民众为什么没有取得成功呢？可见民众确是可有可无的陪衬，而真正的英雄才是一个民族亟需的救世主！于是英雄的神话产生了：“禹治水，有应龙以尾画地，即水泉流通，禹因而治之”?，在神话中，治水的成功被说成是大禹具有指挥应龙的超自然的神力；与此同时，治水的广大民众却被治水的神话一笔抹杀，淹没在历史的黑暗中。借助于神话，从此大禹便从民众之中脱离出来，逐渐成为一个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万民仰视的民族之神！ 

    我们要问，是谁制造了英雄的神话？最初，肯定地说是民众。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英雄的神话呢？因为他们需要英雄的神话。当氏族社会的民众还不可能认识到英雄那超人的意志和力量本该是自己的属性时，他们就必然渴望一个能够体现自己意志和力量的英雄横空出世,跪拜在他的面前，以便换取他们所最需要的安全感，这是“英雄崇拜情结”产生的最主要的社会根源。 

    那么，此时的英雄又是怎样对待民众崇拜的呢？
 
    据先秦古书《吕氏春秋·当务篇》记载说：“禹有淫湎之意。”结合其它的史料，我们觉得《吕氏春秋》的话是可信的。治水的成功，民众的崇拜，权力的集中，地位的上升，很容易使大禹飘飘然，忘乎所以，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最终导致与民众的彻底分离，成为居于民众之上的至高主宰。这点，首先表现在他对手中权力的运用上，治水成功后的大禹在处理事情上就不那么民主了，据另一本先秦古书《国语·鲁语上》记载：“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在当时，这实在是空前反常的惊人之举！要知道在氏族社会中，按其习惯法，对违反氏族社会行为规范的最严厉的惩罚也不过是流放而已，但现在大禹竟然利用手中的权力，未经氏族全体成员的同意，轻易地杀掉了一个部落的酋长。可见，英雄崇拜的结果，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权力的滥用，防风氏仅是“英雄崇拜情结”的第一个牺牲品罢了。事情并未到此为止，要知道，权力的滥用必然导致权力的独占倾向，因为越是尝到滥用权力甜头的人物就越急切地希望独占权力。在氏族社会末期，氏族显贵出现了，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把民众赋予他们的权力永远据为己有，大禹又何尝不是这样！否则又怎能有历史上“夏传子，家天下”的沧桑巨变呢？总之，大禹死后，社会的最高权力落到了大禹的儿子启的手中。他靠什么作到这一点的呢？当然不是靠氏族传统的“选贤举能”的的“禅让制”。而是靠着家族显赫的地位和赤裸裸的暴力抢夺！ 

    问题是广大民众居然容了这种严重“违法”的行为！所以如此，那是因为中华民族当时正处于由“天下为公”的“野蛮时代”向“天下为私”的“文明时代”作结构性整体转型的关键时刻，

新与旧，公与私，野蛮与文明，民主与专制的激烈冲突此起彼伏，并错综复杂的纠结在一起，而这种前所未有的冲突又必然在广大民众内心深处造成难以抑制的焦虑、忧患和骚动不安，于是，“英雄崇拜情结”就开始作怪了，此时，无所适从的民众再次渴望一个大禹式的英雄能够耸立在他们的前面，把他们尽快带出眼前黑暗的混沌中。他们一相情愿地以为，既然大禹曾经拯救过他们，那么，大禹的儿子肯定也会具有如此神通广大的法力，就这样，在历史的最关键时刻，广大民众站到了大禹的儿子启这边来。 

    然而，广大民众这次却为自己这一虚幻的“英雄崇拜情结”付出了万劫不复的惨痛代价！人类的走过的路无情地告诉我们：每当民众将自己的命运寄托给某个救世主式的英雄时，他们得到的并非是他们所渴望的拯救和解放，而是奴役和枷锁！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不是这么走过来的吗？&n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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