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化思维与三十年代中国文学论争

坛的“尊严和健康”。(注：梁实秋：《＜新月＞前后》、《谈徐志摩》，《梁实秋文  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者的强势话语面前，  难以以自己的意愿来重整文坛，他们的压力感中多少包含了自己难以获得文坛霸主地位  ，难以获得话语霸权的遗憾感和失落感。
　　“自由人”胡秋原在与左翼作家的论争中，也曾感觉到了一种强势话语的压力。他在  《勿侵略文艺》一文中认为，“普罗文艺”中有“主观地过剩”的“政治主张”。(注  ：胡秋原：《勿侵略文艺》，《文化评论》第4期(1932年4月)。)胡秋原曾一再声称，  并不反对普罗文学，“承认普罗文学存在的权利”。而二者之间之所以发生论争，其中  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争夺话语权。胡秋原打出的也是“拥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旗  号，甚至主张“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联合起来，强化统一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线”，  “克服马克思主义阵营一切左右偏曲倾向”。(注：胡秋原：《为反帝国主义文化而斗  争》，《文化评论》创刊号(1931年12月25日)。)这之所以没有得到同样信仰马克思主  义的左翼作家的认可，是因为左翼作家与胡秋原对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同的理解和阐释。  连苏汶也看得出胡秋原与左翼作家之间“两种马克思主义是愈趋愈远，几乎背道而驰了  ”。(注：苏汶：《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现代》第1卷第3期(1932年7  月)。)左翼文坛要获得政治文化上的强势话语权，就不能丢弃理论的阐释权，就不能不  排斥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阐释。
　　在30年代的诸多文学论争中，许多人都曾作为论争的一方，感到了来自左翼文坛的强  势话语的压力。例如苏汶就曾认为，左翼文坛常常“借革命来压服人”，拒绝“中立的  作品”，把文学内容限制到“无可伸缩的地步”等等。(注：苏汶：《“第三种人”的  出路——论作家的不自由并答复易嘉先生》，《现代》第1卷第6期(1932年10月)。)再  如，沈从文在“反差不多”论争中认为，文艺只有从“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种‘一尊独占  ’的趋势里解放出来，它才能够向各方面滋长，繁荣”。而“另一种‘一尊独占’”，  显然是指左翼文坛。(注：沈从文：《一封信》，《大公报·文艺》1937年2月21日。)  又如，林语堂在小品文论争中，面对来自左翼文坛的强势批评，表示了这样的不满情绪  ：“《人间世》提倡小品文，也不过提倡小品文，于众笔调之中，看重一种笔调而已，  何关救国?”(注：林语堂：《今文八弊》，《人间世》第27、28、29期(1935年5—6月)  。)“现在明明提倡小品文，又无端被人加以夺取‘文学正宗’的罪名”。(注：林语堂  ：《方巾气研究》，《申报·自由谈》1934年4月28、30日，5月31日。)毋庸置疑，上  述左翼文坛的论争对手们的种种报怨其实都带有某种政治情绪，其言论未必公允，未必  正确。但这些言论却道出了一个事实，即左翼文坛事实上在当时的几乎所有论争中，都  牢牢控制了话语权，对论争对手构成了强势话语的压力。这里用语义政治学的术语来表  述，就是左翼文坛获得了“权力话语”。(注：根据语义政治学理论对“权力话语”的  解释，所谓权力话语是指在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具有一种“控制、占有并以自  己为中心统一其他”的潜在欲望与能力的话语。)正是这种“权力话语”的获得，才使  左翼文坛牢牢雄踞于霸主地位。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30年代“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  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注：鲁迅：《二心集·黑暗中国的文艺  界的现状》，《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85页。)
　　在时过境迁的今天，我们也许可以更公允地来评价30年代的一场场文学论争中的是非  功过，但我们却不应该忘记，在30年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如  果没有获得话语权的自觉意识，没有一种对于营构强势话语的潜在政治欲望与能力，其  结果，很可能是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文化专制之下的万马齐喑。左翼文坛，依靠营构  自己的权力话语，获得了文坛霸主地位。这固然对其他论争对手构成了某种压力，但左  翼群体站在权力客体位置上对权力主体构成的威慑力量，为同处于权力客体的其他亚政  治文化群体争得了更多的生存空间。应该说，营构自己的权力话语，获得文化上的主导  地位，这正是左翼文学获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
　　　　　　二
　　在30年代文学论争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文学家人格的政治化。许多作家，  他们从事的是文学的事业，但却对政治非常投入，或者说在自觉不自觉中总是以“政治  ”考虑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这与当时特定的政治文化氛围有关。“政治文化的一大功能  是把‘文化人’塑造成‘政治文化人’”(注：孙正甲：《政治文化》，北方文艺出版  社，1992年，第24页。)，身处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政治心理的积存越来越丰厚，  在政治心理的潜在支配下进行活动，久而久之便成了一种自觉的行为。从30年代文学论

  争中的表现来看，多数作家未能避免成为“政治文化人”。许多作家在一系列的文学论  争中，其政治意识不断加强，甚至对自己的文学见解等也表现出一种“今是而昨非”的  态度，以不断适应政治形势发展的需要。这方面就连茅盾、鲁迅也不例外。例如茅盾，  他在与创造社、太阳社进行论争中坚持的许多观点，在其后的一些论争中不仅不再坚持  ，反而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否定。在对待“五四”的评价上，观点明显发生的变化，其中  就可以看出其政治意识的迅速加强。他的《“五四”运动的检讨》，是向“左联”的“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提交的一份政治性很强的报告，无论是从政治理论的运用  ，鲜明的政治见解的阐释和从政治角度发言的口吻，都可以看出作者对于政治的投入。
　　再如鲁迅，他在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争中受到“围攻”，曾产生非常愤激的不满情  绪，认为创造社、太阳社作家们“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  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注：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界之一  瞥》，《鲁迅全集》第4卷，第297页。)尽管如此，鲁迅多年之后却是从政治、革命的  高度来认识这场论争的，他说：“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  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  关忍受。”(注：鲁迅：《南腔北调集·答杨ｃūｎ@①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鲁  迅全集》第4卷，第628页。)这种态度和认识表明的是一种政治文化人的胸襟。在30年  代一系列的论争中，我们明显感觉到鲁迅的许多见解是出于政治的考虑，这种出于政治  的考虑且越来越明显。例如在关于大众化问题的几次讨论中，鲁迅就有一个由担心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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