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化思维与三十年代中国文学论争

论的正确与否，  这有时便会导致宗派主义。茅盾就曾指出过“左联”内部的这种宗派主义，“‘唯我最  正确’，‘非我族类，群体而诛之’的现象，以及把‘左联’办成政党的做法”。(注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09页。)在“两个口号  ”的论争中，连鲁迅也明显感到，他因主张“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的口号而遭到的  非议，其根源可能还是宗派主义在作祟：“正因为不入协会，群仙就大布围剿阵”，“  其实，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注：鲁迅：《书信·360828致杨霁  云》，《鲁迅全集》第13卷，第416页。)入不入群体，事关重要。入了群体，自家人好  说话，有错误也是“内部矛盾”；不入群体，那言论的正确与否当然也很重要，但更紧  要的是作为异己力量就首先要遭到排斥、遭到攻击。可见，30年代在群体之间发生论争  时，事实上却不被看作具体参与论争的个人的事，而是整个群体的事。
　　在30年代文学论争中，宗派主义情绪常常在起着潜在的支配作用。宗派主义情绪是伴  随着政治情绪而来的。政治观念表达的情绪化，在30年代的难以避免，其原因很多，但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政治理论的不成熟。30年代的各派理论家们，就根本而言，都  缺少政治理论的系统性，缺少应有的本土政治实践的基础。理论基础不坚实，浮躁的情  绪化的冲动，就成为必然。夸大的方式、极端的心态常常成了企望中的对待相异观点并  战而胜之的法宝。例如，创造社提倡革命文学时，就特别注重渲染“最强烈最普遍的一  种团体感情”。(注：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1926年5月)  。)如果在论争中过分强调情感和情绪而忽略理性，偏激和叫骂的行为就不可避免。在  革命文学倡导时期，就有人公开为叫骂正名，宣称要提倡“新流氓主义”。他们认为：  “假如要反抗一切，非信仰流氓ism不行。”“骂是争斗的开始，人类生存最后的意识  ，也不过是争斗，所以我们不认为斗争的开始——骂，是有伤道德。”(注：潘汉年：  《新流氓主义》，《幻洲》第2卷第8期(1928年1月)。)后期创造社青年作家们的论争风  格，与采取这种“新流氓主义”不无关系。而激进化、情绪化等，在30年代文学论争中  一直存在着。鲁迅曾指出：“分裂，高谈，故作激烈等，四五年前也曾有过这现象，左  联起来，将这压下去了，但病根未除，又添了新分子，于是现在老毛病就复发。”(注  ：鲁迅：《鲁迅书信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685页。)论争的群体性情绪化  ，是30年代文学论争的一个显性特征。
　　　　　　三
　　30年代文学论争中的政治化思维有时还表现为政治上的过度敏感，即有很强的政治防  范意识。胡秋原对“民族主义文学”进行批判时提出：“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  。”这段话是明显针对“民族主义文学”“摧残思想的自由，阻碍文艺这自由的创造”  ，“用一种中心意识，独裁文坛”而来的。(注：胡秋原：《阿狗文艺论》，《文化评  论》创刊号(1931年12月25日)。)但在左翼文坛看来，这种“文艺自由论”固然是对“  民族主义文学”以及国民党的文化专

制的一种批判，但它对左翼文坛所力倡的文艺的阶  级论、文艺的党派性等等也将起一种消解的作用。这种政治上的过度敏感，就使许多左  翼作家将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论”置于一种敌对观点的位置上加以抨击。
　　30年代发生的关于“善于调和”的论争，也可以说是由过度政治敏感引起的。一位署  名“绍伯”的人仅因为看到《社会月报》八月号同时发表鲁迅和杨ｃūｎ@①人的文章，便在《大晚报·火炬》上发表文章，指摘鲁迅“善于调和”，“使人疑心思想上的争斗也渐渐没有原则了”。这引起了鲁迅的愤怒，他不得不声明：“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事先知道。”(  注：鲁迅：《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6卷，第148页。)这位“绍伯”，  鲁迅认为是“田汉”，尽管田汉并不承认，但可以肯定这是一位左翼群体中的、明显带  有过度政治敏感性的作家。
　　这种政治上的过度敏感，有时很容易导致政治上的猜疑。例如，左翼文坛在与“自由  人”论争时，就有左翼作家一再称“自由人”是社会民主党或托派(注：洛扬(冯雪峰)  ：《“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文艺新闻》第58号。)，而据胡秋原称：“我和  我的朋友当时根本没有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当时在中国，也根本没有这种组织。”(注  ：胡秋原：《关于一九三二年文艺自由论辩》，《文学艺术论集》，台湾出版社，1979  年。)这种政治上的猜疑在30年代的论争中时有出现，例如在两个口号论争中，一些左  翼作家因胡风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发行的杂志《时事类编》上发表翻译文章，而称他在“  中山文化教育馆领津贴”，并猜疑他为国民党的特务。
　　“领津贴”，在30年代文学论争中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猜疑的内容。在“革命文学”的  论争中，杨ｃūｎ@①人就曾说鲁迅“领到当今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院的奖金”。(注：  文坛小卒(杨ｃūｎ@①人)：《鲁迅大开汤饼会》，《白话小报》1930年第1期。)“新月派”的梁实秋在与革命文学作家论辩时，便称左翼作家“到×党去领卢布”。(注：  梁实秋：《资本家的走狗》，《新月》第2卷第9号(1929年11月)。)“三民主义文学”  、“民族主义文学”作家在与左翼作家论战时，也一再诽谤左翼作家是“藉了卢布的作  用”，“领了卢布的津贴”。(注：林振镛：《什么是三民主义文学》，《民族文艺论  文集》，杭州正中书局，1934年。)上述所谓的拿了谁的“津贴”，有些确实是属于政  治上的猜疑，当然也不乏其造谣和诽谤。指称论争对手拿了谁的“津贴”，成了一种陷  论敌于不利的境地的政治手段：或者是通过造谣，借统治者的政治势力来剪除异己；或  者是通过这种猜疑或暗示，借民众对统治者的厌恶来将论争对手在“政治上搞臭”。这  里“津贴”一词实际上成了一种政治的标签，通过贴上这种标签将论争对手挂靠到某一  政治势力的实体上，将对手推上政治的极端，目的也在于引起与之敌对力量的“敌忾”  ，引起己方同道们“全伙”的政治义愤。
　　政治化思维还特别强烈地表现为论争中的独断性和绝对化。在30年代文学论争中，论  争双方往往是以自己认定的文学观念和评价标准来衡量一切，来判定文学的是非，而否  定其它文学观念和评价标准存在的合理性与可行性，显示出一种独断性。例如，在“革  命文学”论争中，无产阶级文学倡导者们在一开始提出文学主张时就表示：“我们不惟  应该把我们对于文学的见解，与有产者的对立起来，而且非把有产者文学论克服，实无  从建设我们的革命文学。”(注：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192  

《政治化思维与三十年代中国文学论争(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