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化思维与三十年代中国文学论争

;8年2月15日第2号。)这种唯我独尊的独断性思路，也是导致无产阶级文学倡导者们与鲁  迅、茅盾等人之间发生论战的重要因素。他们“认为老的作家都不行了，只有把老的统  统打倒，才能建立新的普罗文艺”。(注：《郑伯奇谈“创造社”、“左联”的一些情  况(节录)》，《蒋光慈研究资料》，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
　　与这种独断性紧密相连的是绝对化，即看问题时，往往采用的是一种简单的二元对峙  ，非此即彼的思路。“革命”与“反革命”成了一种绝对化的存在，偏于一极，第三条  道路在尖锐的政治对峙面前是不被认可的。“反革命”固然难以被容忍，“不革命”也  同样被视为一种对革命的挑衅而不被认可，诚如成仿吾直接宣称的那样：“谁也不许站  在中间。你到这边来，或者到那边去!”(注：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8年2月)。)在革命文学论争时期，创造社、太阳社成员中的  多数都是持这种偏执的、绝对化的思路。郭沫若在《桌子的跳舞》一文中认为“不革命  的作家们”只有具备“艺术的，天才的作品才行”，“要有托尔斯泰或者陀斯妥耶夫斯  基那样的天才。而且写的还要是‘天才的小说’”。这就是说，一般的“不革命”的文  学作家是不被允许存在的。在该文中，他在文学观念的表述上也体现出绝对化的思维的  特点：“文艺是阶级的勇猛的斗士之一员，而且是先锋。他只有愤怒，没有感伤。他只  有叫喊，没有呻吟。他只有冲锋前进，没有低徊。他只有手榴弹，没有绣花针。他只有  流血，没有眼泪”。(注：麦克昂(郭沫若)：《桌子的跳舞》，《创造月刊》第1卷第11  期(1928年5月)。)这里的“只有”、“没有”是一种典型的否认事物的矛盾性、多样性  、复杂性的绝对化的思路。
　　“左联”作家在与“第三种人”的论争中，也是从“革命”、“反革命”二元对峙，  非此即彼的思路来看待“第三种人”的。他们从一开始就否认“第三种人”存在的可能  性：“每一个文学家，不论他是有意的，无意的，不论他是在动笔，或者是沉默着，他  始终是某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在这天罗地网的阶级社会里，你逃不到什么地方  去，也就做不成什么‘第三种人’。”(注：易嘉(瞿秋白)：《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  不自由》，《现代》第1卷

第6期。)鲁迅在《论“第三种人”》、《又论“第三种人”  》中也否定了“第三种人”存在的可能性。事实上，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客  观上是存在着大批的中间派作家的。对此，冯雪峰就曾在《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  与理论》一文中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否认我们——左翼的批评家往往犯着机  械论的(理论上)和左倾宗派主义的(策略上)错误”。(注：丹仁(冯雪峰)：《关于“第  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现代》第2卷第3期(1933年1月)。)
　　在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事实上多数作家作为文化人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政  治文化人”的特点。30年代不同政治观念、不同思想倾向的作家，他们的政治态度虽相  去较远，但就其思想方法、思维方式都往往有某种一致性。以独断性、绝对化思路为例  ，许多左翼之外的作家是对左翼作家的一种反“模仿”。例如，左翼作家强调文学的阶  级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将文学的阶级性推向极端；而一些自由主义作家则强调文学的  人性，同样将文学的人性推向极端，否认一切阶级性。左翼作家强调文学的政治功能，  主张文学为革命服务，并将此功能视为惟一；而一些自由主义作家则否认文学的任何政  治功能，主张文学的绝对自由，以“自由”为惟一，这实际上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独断，  也显示出了思维的绝对化的特征。例如，梁实秋认为：“纯正之‘人性’乃文学批评惟  一之标准。”(注：梁实秋：《文学批评辩》，《晨报·副刊》1926年10月27、28日。)  以自己的文学标准为惟一，是典型的独断性和绝对化的思路。在这样的“文学标准”下  ，他自然不能容忍革命文学。再如，在沈从文看来，当文学“被政治看中，企图用它作  工具(在野的则当武器，在朝的则当点缀物)”(注：沈从文：《短篇小说》，《国文月  刊》1942年第18期。)，当文学“与国内政治不分，成为在朝在野政治工具之一部”时  ，“它的堕落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注：沈从文：《新文学运动和新的文学观》  ，《烛虚》，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0年。)这里，他否定了文学与一切政治的结缘  ，否定了一切政治，多少也是走向了绝对化和片面性。总之，在30年代的文学论争中，  独断性、绝对化是论争双方普遍存在的思维方式之一，这正是特定的政治文化氛围下的  必然的产物。
　　　　　　四
　　在30年代文学论争中，论争各方所依据的常常就是自己的政治文化立场，所使用的理  论和知识也是为其政治立场服务的。论争中双方所特别关注的也许不是对方使用的理论  和知识的正确性，而主要是说话人所持的政治态度，即站在什么立场上讲话。因此，对  方话语中的丰富内涵几乎被忽略的，关注的只是其话语的政治指向，即真理性、正确性  服从于对说话人属于“敌”或“友”的关系的判断，大家算的是政治账。例如，左翼文  坛对“自由人”胡秋原的批判、讨伐，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左联许多成员一  开始就“确认”胡秋原是“托派”，是所谓的“社会民主党”成员。这就将其在政治上  定位在敌对的阵营中了。因而，尽管胡秋原对国民党统治者扶持的“民族主义文学”进  行了猛烈的抨击，尽管他也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批评各种文化和文学现象，尽管  他在许多理论观点上与左翼文坛不仅不相违背，而且比较一致，但是，他的所有的言论  均因其被“确认”的政治定位而被视为是站在敌对立场上对左翼作家的攻击。
　　在30年代，对作家政治立场的定性，常常左右着论争的进程和决定着论争的结果。例  如左翼作家与“第三种人”的论争，“论争的中心问题，依旧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革  命文艺家对小资产阶级作家的态度问题”。“这场论争的实质可以说是1928—1929年那  场论争的延续，所以论争开始时，鲁迅、茅盾都没有参加”。(注：夏衍：《懒寻旧梦  录》，第209—210页。)直到1932年11月，鲁迅才发表《论“第三种人”》，而在文章  一开始就将胡秋原和苏汶区别开来，指胡秋原为别有用心的“论客”，而将苏汶视为是  可以“同走几步的‘同路人’”。文中虽也批评“第三种人”“生在有阶级社会里，而  要作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要离开战斗而存在，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  作品”，这只不过是“一个心造的幻影”；但也肯定了苏汶所谓的“与其欺骗，与其做  冒牌货，倒还不如努力去创作”，“定要有自信的勇气，才会有工作的勇气”等言论是  正确的。(

《政治化思维与三十年代中国文学论争(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