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化思维与三十年代中国文学论争

注：鲁迅：《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鲁迅全集》第4卷，第440  —441页。)全文态度是严肃而诚恳的，其语调也与《“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等针对“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的论文完全  不同。这是因为，在许多左翼作家那里，对苏汶等“第三种人”的政治定位还是认为他  们当时“在阶级斗争中动摇着，但未能抱住任何一种政治”，虽然他“要使文学也同样  地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但他“至少已经消极地反对着地主资产阶级及其文学了”。  (注：冯雪峰：《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现代》第2卷第3期。)也就是  说，就当时“第三种人”的政治立场而言，还无法将其在政治上定性为“敌人”。因而  ，在张闻天以哥特笔名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之后，左翼阵营对其的批判还  曾一度缓解。最终促使这场论争发生质的变化的，是“第三种人”的“转向”。1933年  以后，先是发生了杨ｃūｎ@①人的脱党并宣称“愿意作个‘第三种人’”(注：杨ｃūｎ@①人：《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读书杂志》第3卷第1期(1933年5月)。)；继而要“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摆出了与“左翼”文学对阵的架势。(注：杨ｃūｎ@①人：《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现代》第2卷第4期(1933年2月)。)接着又发生了1933年底的“献策”事件。鲁迅估计他们可能“还要联合第三种人，发表一种反对检查出版物的宣言”，“以掩其献策

的秘密”。(注：鲁迅：《书信·331105致姚克》，《鲁迅全集》第12卷，第255页。)加之韩侍桁、苏汶等人连续不断地发表与左翼阵营相对抗的文章，“第三种人”发展至此，引发了左翼文学阵营对其重新进行政治定性。左翼作家们认为，“对于‘第三种人’的讨论，还极有从新提起和展开的必要”。因为这是为了“将营垒分清，拔去了从背后射来的毒箭!”(注：鲁迅：《南腔北调集·又论“第三种人”》，《鲁迅全集》第4卷，第535页。)因此，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左翼作家都写文章对“第三种人”进行了新一轮的批判，态度之严厉、文章语调之激烈，都明显要甚于前阶段。尤其是鲁迅，写了《又论“第三种人”》、《脸谱臆测》、《中国文坛上的鬼魅》等文章，揭露“反对文学和政治相关的‘第三种人’们，也都坐上了检查官的椅子”(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文坛上的鬼魅》，《鲁迅全集》第6卷，第157页。)，指称“第三种人”“终于显出白鼻子来了”。(注：鲁迅：《且介亭杂文·脸谱臆测》，《鲁迅全集》第6卷，第134页。)从左翼作家与“第三种人”论争的前后态度的变化可以看出，对论争进程和论争结果起着关键作用的是论争对手的政治态度和所持的政治立场。
　　政治立场之重要，在30年代文学论争中是显而易见的，而对“立场”的定性，有时却  又显得简单化。当时左翼作家在给论争对手作政治立场的定性时，一条重要的依据就是  其与“官方”的关系。王平陵曾说：“鲁迅先生惯用的一句刻毒的评语，就是骂人是代  表官方说话。”(注：王平陵：《骂人与自供》，转引自鲁迅《准风月谈·后记》，《  鲁迅全集》第5卷，第409—410页。)这是针对鲁迅在《官话而已》一文中指称王平陵“  但看他投稿的地方，立论的腔调，就明白是属于‘官方’的”。(注：鲁迅：《伪自由  书·不通两种》，《鲁迅全集》第5卷，第22—23页。)王平陵对此很敏感，且认为“刻  毒”，是因为他深知其背后的政治定性。事实上，是否代表“官方”，这在当时，确已  成为鲁迅等左翼作家划分论争对手政治性质的一条界限标准。这种标准，其实质，就是  看论争对手的政治立场，然后由其政治立场来评判其言论的对与错。30年代的一些笔墨  官司，似乎可以从这方面找到某种解释。例如，当时左翼阵营对施蛰存《文学之贫困》  一文的责难，据施蛰存讲，他在30年代并未提倡“纯文学”，而只是认为，“‘文学’  的范畴应当宽一点，当时的责难，其实是因为我这篇文章发表在国民党办的《文艺先锋  》，倒并不重在该文的内容”。(注：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书简录》，《新文学  史料》1991年第4期。)也就是说，在“官方”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被看成了一种政治表  态，其“立场”被视为站到了“官方”。又如，当时鲁迅对赵景深翻译理论的批评，据  赵景深讲，他当时“并不是反对鲁迅所译的科学文艺理论”，他认为：“恐怕鲁迅不仅  仅是由于翻译问题而批评我，而是由于我有一次在国民党政府的一个宴会上说错了话而  批评我。”(注：赵景深：《鲁迅给我的指导、教育和支持》，《新文学史料》1978年  第1辑。)也就是说，鲁迅批评赵景深的“翻译”理论，其背后是因为他站在“官方”立  场上讲话。施蛰存、赵景深这两位当事人对当年一些论争的分析并不全面，但其中也提  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信息。
　　类似的情况，在非左翼作家那里也存在着。例如，梁实秋批评鲁迅的“硬译”，其背  后包含着对鲁迅翻译普罗文学理论的不满，他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就明  白表示了“批评所谓无产者文学理论”的立场。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梁实秋的不满是  在于“梁先生首先以为无产者文学理论的错误，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  ，这与他“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的观点是相对立的。(注：鲁迅：《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第203页。)
　　如此来看30年代文学论争中的评价标准，其相对性、不确定性的特征是显而易见的。  评价标准的不确定性常常表现为因时而异和因人而异。所谓因时而异，主要是指人们评  价事情对与错的标准常常是按形势发展的需要来确定的。同样的事情，在不同时间里，  有可能得到不同的评价。例如，1933年9月，施蛰存应《大晚报》的编辑之约，向文学  青年推荐《庄子》与《文选》，“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这一举动被鲁迅、茅盾、曹  聚仁等作家指责为是守旧行为。对此批评，施蛰存曾认识到：“因为当局者正在运动这  反动潮流，故对于我在这时候介绍这两本书表示不满，这意见我是诚心接受的。”(注  ：施蛰存：《＜庄子＞与＜文选＞》，《申报·自由谈》1934年10月8日。)但当1935年郑振  铎将《庄子》与《颜氏家训》列为《世界文库·中国之部》的书目时，施蛰存又发表了  《“不得不读”的＜庄子＞与＜颜氏家训＞》一文，大发牢骚。施蛰存的牢骚包含了他自认  为的委曲，但他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同样的问题因其提出的时机的不同，可能会带来  效果上的本质性差异。因时而异的评价标准，其根源在于那样一个政治形势多变的时代  环境。
　　所谓论争中评价标准的因人而异，则主要是指，相同或类似的观点，因不同人的提出  ，所得的评价也会不同。例如，有关文学写什么的问题，梁实秋发表于1928年的《文学  与革命》一文中说道：“在革命的时代不见得人人都有革命经验(精神方面的生活也是  经验)，我们决不能强制没有革命经验的人写‘革命文学’。”(注：梁实秋：《文学与  革命》，《新月》第1卷第4号(1928年6月)。)几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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