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族因素对苏联调停三区革命的影响

sp; 1919年红军对中亚地区的胜利进军，激发了一部分人的革命狂热。当时有许多跨中苏两国同一民族的人在俄国内战期间在红军服役，并参加了俄共（布）。8其中，以维吾尔族人数为最多。在阿拉木图活跃着一个维吾尔族共产党员小组。在七河地区有50个各种革命组织和共产党小组，其中维吾尔族（主要是来自新疆的塔兰奇、回族、喀什人）的党员达1500人之多。9此外，还有数十名来自新疆各民族的学生在苏联的高等院校学习，共产国际试图通过他们与新疆建立联系，在新疆建立革命组织，然后创建革命党。蒙古族的共产党员则帮助共产国际在居住于新疆的蒙古族中进行工作。101923年曾准备召开“中国新疆省革命者代表大会”，俄共（布）中央中亚局为此还通过了专门的决议，并拨款5万卢布作为会议经费。11会议虽未开成，但说明旅居苏联中亚地区的新疆革命者有了比较大的影响，以至得到了俄共（布）中央中亚局的支持。毫无疑问，当时红军在中亚胜利进军的形势以及旅居中亚的新疆各族革命者的积极活动，激发了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一些领导人在新疆发动革命的冲动。特别是1921年5---6月份红军进入新疆与流窜到这里的白卫军作战之后，红军在新疆地区的影响急剧上升，在新疆发动革命问题被一些人提上了日程。
    1919年秋，俄共全俄执行委员会和俄联邦人民委员会向突厥斯坦派遣一个全权委员会（后来改为俄共〈布〉中央中亚局），从1920年7月起，绝大部分国际关系问题，其中包括对新疆关系问题都要经过该委员会（中亚局）讨论。在讨论中，该局成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负责人亚.鲁祖塔克正式提出了在中国新疆建立喀什和准噶尔苏维埃共和国的建议，并将该建议提交1921年6月4日举行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行讨论。当时任外交人民委员的契切林坚决反对这个建议，列宁也支持契切林的意见，鲁祖塔克的提议被否决了。12但是共产国际的实际工作人员仍然试图将他们的想法付诸实施。而且，鲁祖塔克不乏支持者。1922苏俄驻新疆商务代表卡赞斯基（旧译作喀赞斯克依）就是一个激进的“世界革命”的鼓吹者。以致契切林不断指示外交人民委员部在中亚的工作人员进行调查，并提出切实的报告。这些在中亚和新疆的工作人员了解实际情况，他们认为在新疆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是异想天开。被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外贸人民委员部授予全权的联合特别委员会（当时设在在喀什，负责与新疆当局进行外贸谈判）的报告中特别指出，虽然在喀什举行武装起义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引发这一暴动有多么容易，将这种自发的社会力量引入相应的轨道就有多么困难。喀什的居民极其蒙昧，并仇视与‘异教徒’有关的一切事物。他们还处于宗法氏族阶段，刚刚出现西方意义上的社会政治分层的苗头。因此，对尽人皆知的‘阶级意识’格格不入。勿需成为先知就可预言，泛突厥主义者的民族革命浪潮冲击的不仅是汉人，还会冲击到我们。”由此，报告得出结论说：“目前我们不应向着喀什的穆斯林群众，而应向着他们的奴役者汉人。我们应在一段时间里停止任何形式的使喀什人发动革命的尝试，我们的行为在中国人看来应该是奉公守法的。”13对有人想将新疆从中国分割出去的想法，驻中国新疆地区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全权代表C.纳措夫予以坚决驳斥。他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破坏中国完整的运动将给协约国以口实，实现其将中国置于国际监督之下的夙愿，这意味着中国彻底地被国际资本奴役。”其二，纳措夫认为，新疆超前的、无组织的武装斗争“势必使我方冒提供切实的武装援助之风险，可能会有损于我们在全中国范围内的外交工作：因为国际外交界无疑会利用类似的机会在中国公众中进行反苏宣传。”14以上为数众多的报告，特别是类似于上引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外贸人民委员部的报告和纳措夫的报告对苏联最高领导人做出对新疆的决 &nb sp;  策起了重大作用。另一方面，从十月革命胜利时起，中国新疆当局的领导人都坚持执行对苏联的友好政策，也为苏联最高领导保持与新疆的稳定的关系创造了条件。1927年2月1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听取了泽连斯基和卡拉汉（当时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负责对华事务）的报告后，就在新疆开展革命工作问题做出了“特别决定”，结束了关于是否在新疆举行革命的争论。决定说：
    “1、未与联共（布）中央中亚局具体商定人选，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不得派出维吾尔族工作人员。2、建议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采取措施取缔武器交易并防止维吾尔族武装人员穿越我国国界进入新疆。3、建议中亚局和哈萨克边区党委重新审查维吾尔族分部（由维吾尔族党员组成的俄共基层组织）的组织人员构成，不允许参与新疆维吾尔运动的人员从事这项工作。4、责成贸易人民委员部吸收中亚团体参与制定活跃和加强苏联与新疆的经济联系的措施。5、认为促使新疆或该省的一部分脱离中国的任何活动或鼓动都是极为有害的和不能容许的。”15从此 ，维族联共（布）党员和维族红军军人以及苏联武器弹药一律禁止进入新疆，共产国际在新疆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苏联对新疆的贸易更加顺畅的发展（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新疆方面的投诉，责令苏联外贸部门，改变拖拉对新疆供货，扣押新疆商人的货物等违规做法），至于关于鼓吹新分裂祖国立等割裂新疆宣传，更受到严格禁止。
    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使苏联对新疆的基本政策稳定了下来。经过实践中的充实发展，这一基本政策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几点：1、不搞新分裂祖国立，维护中国领土完整；2、不管新疆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如何，都与新疆省政权打交道（“向着汉人” ），不与地方民族势力打交道（“不向着穆斯林” ）；3、只要新疆地方政权不反苏，执行对苏友好睦邻政策，就积极与其发展经贸关系，支持这个政权存在。由于苏联多年坚持，于是这些内容形成了苏联对新疆的传统政策。
    统治新疆的中国军阀们也深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奥妙。从杨增新时代（1912---1928）起，金树仁、盛世才等新疆统治者基本上执行两

大政策：对内，承认中央政府，不打独立旗号，以取得中央政府的正式任命，亦即取得统治新疆各族人民的合法性；同时尽量排斥中央势力进入新疆，保持新疆半独立状态，以维持其独裁统治。对外，亦即对苏联实行亲善友好的政策，以取得苏联在政治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援助，维持新疆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这样，新疆当局与苏联就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相互依存关系——苏联为中亚地区的稳定需要新疆局势稳定，新疆当局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就必须稳定新疆局势，而要稳定新疆局势，就必须执行对苏友好政策。正是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使苏联对新疆的传统政策经受住了几次严峻考验。
    第一次考验是发生在20年代末中苏关系全面危机时期。1928年蒋介石取得全国政权。他的上台，与苏联在北伐战争中对国民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全面支援是分不开的。但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驱逐苏联顾问，断绝与苏联的一切联系。但当时的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增新不顾中央的命令，坚持维持对苏友好政策。苏联也没有以中国中央政府的对苏联的态度而改变其对新疆的政策，即使是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白热化阶段，苏联驻新疆的所有外事机构，都收到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命令：苏联对新疆关系要“维持原状”。16苏联有关机构严格遵守命令。这样，在中国中央政府处于对苏关系极度恶化的情况下，而在新疆一隅却维持着同苏联的友好关系。这次考验说明，只要苏联在新疆的特殊利益得到维护，它并不理会中国中央政府对其态度如何，照样维持与新疆的传统关系。
    第二次考验，也是最严峻的考验，是1931年新疆发生的哈密事变17，和由此引发的泛突厥主义的大泛滥——喀什成立了一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当时各族人民武装起义的烽火几乎遍及全疆，起义者曾控制了新疆80%的土地。由于苏联一直宣传自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天然盟友，新疆起义各族与苏联中亚地区各族又大多属于同一个民族，一些起义者很自然地把乞援的目光投向了苏联，要求苏联给予实际的援助。起义领导人之一、曾留学苏联、并与共产国际有密切接触的尼扎梅金就曾向苏联驻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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