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族因素对苏联调停三区革命的影响

什总领馆提出从苏联购买武器的请求，但遭到断然拒绝。18当时，正如在20年代所发生的情况那样，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一些思想激进的负责干部，特别积极地要求苏联当局站在起义者一边，就势在新疆推进社会主义革命。1931年9月驻塔什干共产国际代表多尔夫通知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说：联共（布）中亚局书记鲍曼认为，新疆的起义“具有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因此我们应当帮助这次运动，应在新疆开展积极的革命工作”，鲍曼还指出，“军事工作者和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工作人员坚定不移地反对帮助汉人镇压起义”。19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还向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提交报告，建议在新疆和甘肃开展革命工作，并依靠农民和城市劳动者建立革命党。20
    当时所有的情报都证明新疆政权已不堪一击，是支持摇摇欲坠的新疆现政权，还是支持起义者，苏联最高决策者在密切观察局势的发展。要求苏联支持维吾尔等新疆起义者的请求纷至沓来。但与此同时，由新疆起义激发起来的反苏洪水也开始大肆泛滥。插进起义队伍中的马仲英一下子成了在新疆叱咤风云的人物，而其背后的支持者就是日本，而英国则在喀什大肆活动。英国和日本特务在南、北疆兴风作浪，在新疆掀起了“泛突厥运动”的洪流。在宗教外衣的掩护下封建上层开始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起义者中“亲英的南方集团”和“亲日的北方集团”成为西方刊物司空见惯的术语。苏联工农红军情报处给政府的报告说：“起义运动的继续发展可能导致中国在新疆的统治寿终正寝和穆斯林国家建立的尝试。同时必须指出，这种尝试不可避免地导致争取自治的漫长的民族斗争（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回、维吾尔族之间的斗争），同时也不排除维吾尔人内部在和田与喀什之间争取自治的斗争。类似的情况会被英国人广泛利用，以扩大其在喀什的影响，消除我们对新疆经济影响的优势地位，并对我国边境构成威胁。”21这份报告引起了苏联最高决策者的高度警惕。
    所谓对苏联边境构成威胁的势力主要是指“移民”。俄国内战期间逃到新疆的白卫军和巴斯马赤分子混进了起义队伍，与新疆起义者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同时与他们在苏联境内的亲友保持着秘密接触，并怂恿他们向新疆迁移。当时中亚地区的农民正饱尝强行推行的“农业集体化”之苦，于是纷纷向新疆逃来，因为据说在新疆起义后的同胞已经掌握了大权，成了主人。据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中亚代表的报告，仅1933年一年，从苏联中亚移到喀什的吉尔吉斯移民（柯尔克孜人）就有60000人。中亚一些著名的移民活动分子也混杂在移民中来到喀什。红军情报处的报告预计：由于食品短缺，“巴斯马赤分子和民族反革命分子可能加紧活动，从喀什对我（苏联）领土进行偷袭。而移民与我境内千丝万缕的联系将激化移民情绪，在巴斯马赤队伍进入我境内时为其扩充势力奠定基础。”22
    最使苏联不安的是，1933年11月12日，在英国庇护下的沙比提大毛拉和穆罕默德.伊敏在喀什策划成立了一个“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宣布该共和国为“永久民主共和国”。 1931年在苏联中亚地区搞反苏暴动的“泛突厥主义”分子吉尔吉斯人加纳伯克和乌兹别克人色提瓦尔江等麇集喀什，借助英国和日本势力，串通流亡到柏林、喀布尔、安卡拉等地的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反苏分子，欲以新疆为跳板，重返中亚，继续进行反苏活动。他们与巴斯马赤分子沆瀣一气，大肆煽动苏联中亚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向喀什移民，其实质就是为了纠合反苏人马。“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加纳伯克一伙又成为沙比提大毛拉政权的依靠对象。很显然，任新疆局势发展下去，苏联中亚地区很快就会卷入民族大动乱的旋涡。
    鉴于以上情况，苏联决策者不理会激进派的各种反对意见，对新疆省当局逐步给予支持，以免其在起义烽火中彻底崩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31年8月5日决定向新疆出售两架飞机，飞机及两名飞行员和机械师很快被派往新疆；231932年6月23日又确认总价值为200705美元的军火交易，按规定，苏联总共向新疆供应8架飞机，还有空投炸弹、大炮、汽油等武器和战略物资。24在新疆省政权岌岌可危的关键时刻，苏联又毅然决定答应盛世才的请求，派出红军，全力支持他平息了新疆的民族动乱。
    苏联决定支持盛世才，引起世界革命派的激烈反对。共产国际上书联共（布）中央，罗列了不能支持盛世才的各种理由，指出：虽然穆斯林人民运动的首领中有封建主，“但却不能改变其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而我们对新疆反动军阀的武装援助并不能改变他们对我们的敌视态度，“借助于我们的武器，及随之而来的对维吾尔和其它民族的血腥镇压，不能不给整个民族解放运动造成伤害，并促使反革命势力的更大联合和扩大新疆的反苏基础。因此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援助新疆政府镇压新疆维吾尔人起义是不适宜的。”25就意识形态原则而言，共产国际不无一定道理

。但苏联决策者这时并不考虑意识形态原则，而是苏联现实的国家利益，并没有取消支持盛世才的决定。这次考验证明，苏联对新疆的传统政策是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为前提的，甚至是超越意识形态之上的。
    苏联出武器和军队打败马仲英，将盛世才扶上了台，又说服哈密起义领导人和加尼牙孜参加盛世才政府，平息了自哈密起义以来的新疆动乱。盛世才执行亲苏亲共政策，新疆生产、建设和社会生活都取得明显进步。盛世才本人还加入了联共（布），并两次提出新疆作为新的加盟共和国与苏联合并；以至莫洛托夫不得不在第七届全苏维埃联盟代表大会上宣告：苏联“绝对维护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的独立、完整和主权”。26可以说，苏联对新疆的务实政策在盛世才时期取得了最大的成功。
    但是，也正是在盛世才时代这一政策遭到了彻底失败。盛世才“倒戈”正是苏联抗击法西斯德国最艰苦时刻。当时高加索地区有几万穆斯林与希特勒合作，甚至有许多人还加入了德国的“东征军”，极大地影响了苏联中亚地区的稳定。盛世才在这一关键时刻“倒戈”无异于在苏联的侧肋上扎了一刀，造成了苏联十分被动的局面。
    盛世才的“叛卖”证明意识形态派那一通“阶级分析”是对的，使苏联领导人不得不考虑激进派的意见，从而导致了苏联对新疆传统政策的中止。斯大林与苏联其他决策者们从盛世才身上得出的基本教训是：“再也不能依靠统治新疆的汉族军阀，也不能指望那些民族领袖们，他们与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帝国主义的金钱要比真主实际得多。”于是苏联转而依靠新疆、特别是与苏联交界的三区真正的革命者，他们大多来自穷苦的农牧民家庭，而农牧民们受着国民党和民族上层的“双重压迫，只有依靠他们才能在我们（苏联中亚）边界筑起一道长城（安全屏障）”。这段话是苏联驻迪化领事对一位著名的新疆进步人士透露的机密。它道出了苏联支持三区革命策略的核心——在支持革命的过程中贯彻阶级路线，事实上在整个革命过程中苏联正是循着这条阶级路线走的，苏联支持三区革命者，发动了以伊宁为中心的三区革命，对新疆采取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策略——从传统的务实政策转移到意识形态派所主张的激进政策上来。但这时苏联仍然没有使新疆“独立”出去的思想，仅仅是企图由新疆原住民族建立一个新疆自治政权，能与苏联保持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保持苏联对新疆的政治经济的优越地位。这是苏联最高决策层在1944年5月初定下来的原则，新疆“解放组织”所发布的政策宣言也证实了这一点（关于苏联对新疆的战略要求需要转文论述）。
    可是，随着“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的出现，30年代哈密起义后所发生的一些险象一下子全露出了苗头。桀骜不驯的艾力汗吐烈一伙人极力将革命拉向斜路，而新疆移民像潮水般地向中亚地区涌来（与30年代不同，不是苏联中亚移民流向新疆，而是新疆移民涌向中亚）,仅此一项就给苏联中亚地区造成巨大损失，更不用说这个新出现的“伊斯兰国家”——“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不仅破坏中国领土和民族的统一，而且也对中亚几个加盟共和国的政治和社会稳定造成了重大冲击。十分清楚，泛突

《试论民族因素对苏联调停三区革命的影响(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