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都市经验
为居室经验提供源源不断的养料。在都市里获 取居室经验,是每一个流浪农民的梦想。但是,当一个人的街道经验渐渐枯竭的时候, 居室就成了经验的墓地。
都市的老居民,正是都市经验墓地的守门人。他们是那些最早离开农村,亲眼看到稻 田如何变成市场,并参与了都市街道“圈地运动”的人。如今,他们已经无需在街道上 疯狂地出卖自己的器官和技能。他们在街道深处的小巷里坐收渔利。他们不喜欢沉思和 写作。他们喜欢盘算和闭目养神。进入都市初期获得的丰富街道经验,既是他们的本钱 ,又是他们的利息。他们工作的地方,就是他们休息的地方。他们就这样躲在居室里、 躺在神仙椅上参与了都市的变革,躺在经验的功劳簿上坐吃山空。也就是说,老市民已 经没有经验了,他们只有经历。最后他们完全变成地租本身了。
对于老市民来说,居室经验已经完全脱离了感官的范畴,最终完全变成了抽象的地租 问题。是地租使得他们既在都市里,又不在都市里;也是地租使他们可以忽视街道经验 。他们似乎逃脱了都市“现代性”对人的分解和异化,实际上一个更大的阴影正笼罩着 他们,那就是地租的变化。如果说街道是都市涌动的血管,那么,老市民的居室就是都 市的淋巴。淋巴看起来木讷、迟钝,实际上它是最复杂的地方。老居民不会因一些小商 品价格的升降而动心,但是,任何一次都市中心迁移、新街道建设造成的地租升降,都 会使得这些“淋巴”红肿起来。北京四合院、上海石库门、广州老骑楼的拆迁,一度成 了一个十分敏感的社会问题,其敏感性丝毫也不亚于化肥涨价。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一 新的“圈地运动”要将老市民赶上街头,让他们重新接受新的街道经验的冲击。
“地租”的变化打击了老市民,也为新市民(各种涌进都市的流浪者)提供了机会。把 经验变成“地租”,把街道经验变成居室经验,正是所有新市民的梦想。他们试图将在 街道上遭受的伤害和打击,变成一种新奇而有力的经验武器,并不时地通过各种媒介, 刺激着老市民苍白而迟钝的皮肤,并试图改写“地租”的历史。这就是街道经验与居室 经验转换的背景。
单纯的习惯、制度和时间,是不会产生经验的,单纯的空间也一样。经验实际上是一 种转折点上的产物,或者说是街道与居室(都市与乡村)边缘上的产物。这里隐含着一种 时间与空间转换的复杂关系。经验的本质正隐藏在这种转换关系之中。柏格森从“记忆 延绵的中断”角度讨论这个问题;米哈伊尔·巴赫金称之为“危机时刻”;
我们可以发现,经验既是对记忆的打击乃至中断,但也是通向新的自由的起点。因此 ,它就成了各种艺术门类关注的中心,特别是小说家和诗人。居室经验在1850年到1950 年这一百年来的现代主义文学中,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是因为它成了街道经验的加工 场。如果说现代街道经验是对“个人化”的拆解(通过商品交换和劳动异化),那么居室 经验是对这种拆解的逃避乃至重新组合。这一组合的重任,常常是由文学艺术家担当。 组合的基本材料就是人们在街道上受到的伤害(震惊体验),将这些材料黏合在一起的, 是批判、诅咒、幻想、希望。这些添油加醋的成分,成了都市异类再一次走上街头的动 力。
最典型的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最早的“现代派”文学作品之一)。 这部小说是一个关于“上街(游逛、遭遇)——回出租屋(诅咒、幻想)——再上街……” 的故事。与卡夫卡的甲壳虫不同的是,“地下室人”是一个行动家,他试图通过行动改 写自己的个人经验,但他失败了。经验改写过程中的各种遭遇,成了主人公诅咒的语义 学源泉。只有当他与底层人(妓女莉扎)相遇的时候,诅咒才变成了一种微弱的爱和宽恕 之声。
相反,《变形记》中的“甲壳虫”是一位“遁世者”。卡夫卡一劳永逸地将现代都市 经验凝固在“甲壳”之中。卡夫卡的写作,宣布了文学史上经典“居室经验”(比如, 霍夫曼那种充满幻觉的居室经验;爱伦·坡那种充满悬念和险情的居室故事)的死亡。 与此同时,卡夫卡还催生了一种20世纪的、残酷的“甲壳虫”经验。这是一种“非人” 的经验。正是这两位伟大的作家(还应该算上波德莱尔),为“现代性”背景下的“经验 科学”奠定了全新的感性基础,并提供了现代街道经验和“居室经验”的基本原型。毫 无疑问,这种经验的意义,最终指向的不是美学问题,而是政治经济学问题:“居室经 验”的生产成本,是以个人所遭受的伤害、打击、异化、扭曲为代价的。
五、私人经验的公众化
20世纪90年代,全世界都进入了一个信息化的时代,经验符号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 的变化,它变得可以复制、虚拟了。但是,中国文学却在高喊着“启蒙”的同时,必须 面对“现代性”、“后现代性”、“全球化”的多重经验。农村的、街道的、居室的、 虚拟世界的,这些新的经验因素突然不期而遇,使文学表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一 方面是文学经验越来越个人化、圈子化;另一方面是社会生活越来越活跃、复杂。美学 经验与生活经验的分离,是文学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一些作家声称对表面化生活的警惕 ,实际上是一相情愿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种由女作家掀起的“个人化写作”的热潮,她们主要是 写一些梦幻式的闺房经验。在一个“街道经验”充斥媒体的时代,经验能迅速成为一种 消费新闻。“个人化写作”试图在小说叙事中,为她们自认为真实的“经验”保存一席 之地。这种“闺房经验”,是介于进城农民、流浪者、商品推销员的“街道经验”与老 居民的“地租经验”之间的东西。因此,它带有浓郁的文人书房的气息。活跃的肉体、 封闭的居室,是“个人化写作”的两个基本前提。我们进一步发现,所谓的“个人化写 作”中,浓缩了我们这个时代全部的自恋经验——躲在私人居室里,照镜、沐浴、做梦 、满嘴呓语,写一些只有女性才有的私人经验(性幻想、经期的烦躁不安感等)。这是一 种极度自恋的写作方式。自恋不是自尊。自尊伴随着自我约束,自恋却充满了虚荣心和 表演 《当代中国的都市经验(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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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的老居民,正是都市经验墓地的守门人。他们是那些最早离开农村,亲眼看到稻 田如何变成市场,并参与了都市街道“圈地运动”的人。如今,他们已经无需在街道上 疯狂地出卖自己的器官和技能。他们在街道深处的小巷里坐收渔利。他们不喜欢沉思和 写作。他们喜欢盘算和闭目养神。进入都市初期获得的丰富街道经验,既是他们的本钱 ,又是他们的利息。他们工作的地方,就是他们休息的地方。他们就这样躲在居室里、 躺在神仙椅上参与了都市的变革,躺在经验的功劳簿上坐吃山空。也就是说,老市民已 经没有经验了,他们只有经历。最后他们完全变成地租本身了。
对于老市民来说,居室经验已经完全脱离了感官的范畴,最终完全变成了抽象的地租 问题。是地租使得他们既在都市里,又不在都市里;也是地租使他们可以忽视街道经验 。他们似乎逃脱了都市“现代性”对人的分解和异化,实际上一个更大的阴影正笼罩着 他们,那就是地租的变化。如果说街道是都市涌动的血管,那么,老市民的居室就是都 市的淋巴。淋巴看起来木讷、迟钝,实际上它是最复杂的地方。老居民不会因一些小商 品价格的升降而动心,但是,任何一次都市中心迁移、新街道建设造成的地租升降,都 会使得这些“淋巴”红肿起来。北京四合院、上海石库门、广州老骑楼的拆迁,一度成 了一个十分敏感的社会问题,其敏感性丝毫也不亚于化肥涨价。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一 新的“圈地运动”要将老市民赶上街头,让他们重新接受新的街道经验的冲击。
“地租”的变化打击了老市民,也为新市民(各种涌进都市的流浪者)提供了机会。把 经验变成“地租”,把街道经验变成居室经验,正是所有新市民的梦想。他们试图将在 街道上遭受的伤害和打击,变成一种新奇而有力的经验武器,并不时地通过各种媒介, 刺激着老市民苍白而迟钝的皮肤,并试图改写“地租”的历史。这就是街道经验与居室 经验转换的背景。
单纯的习惯、制度和时间,是不会产生经验的,单纯的空间也一样。经验实际上是一 种转折点上的产物,或者说是街道与居室(都市与乡村)边缘上的产物。这里隐含着一种 时间与空间转换的复杂关系。经验的本质正隐藏在这种转换关系之中。柏格森从“记忆 延绵的中断”角度讨论这个问题;米哈伊尔·巴赫金称之为“危机时刻”;
本雅明称之 为“震惊体验”。就此而言,居室经验最丰富的人正是街道经验最丰富的人。他们正处 在一个变化的转折点上,是一些经常遭遇“危机时刻”的人。这些人不是那些都市里的 老居民,也不是纯粹的农民,而是那些对都市街道了如指掌的农民,小商贩,流浪者, 妓女,保险、信贷和药品推销员。19世纪以来文学史一再证实了这一点。文学的主角正 是一批具有丰富街道经验和居室经验的人:巴尔扎克笔下的外省青年,狄更斯笔下的小 乞丐,波德莱尔笔下的妓女和酒鬼,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妓女、罪犯和出租屋里的穷 学生,卡夫卡和加缪笔下的推销员,辛格笔下的流浪魔术师,布尔加科夫和索尔·贝娄 笔下的小公务员……
我们可以发现,经验既是对记忆的打击乃至中断,但也是通向新的自由的起点。因此 ,它就成了各种艺术门类关注的中心,特别是小说家和诗人。居室经验在1850年到1950 年这一百年来的现代主义文学中,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是因为它成了街道经验的加工 场。如果说现代街道经验是对“个人化”的拆解(通过商品交换和劳动异化),那么居室 经验是对这种拆解的逃避乃至重新组合。这一组合的重任,常常是由文学艺术家担当。 组合的基本材料就是人们在街道上受到的伤害(震惊体验),将这些材料黏合在一起的, 是批判、诅咒、幻想、希望。这些添油加醋的成分,成了都市异类再一次走上街头的动 力。
最典型的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最早的“现代派”文学作品之一)。 这部小说是一个关于“上街(游逛、遭遇)——回出租屋(诅咒、幻想)——再上街……” 的故事。与卡夫卡的甲壳虫不同的是,“地下室人”是一个行动家,他试图通过行动改 写自己的个人经验,但他失败了。经验改写过程中的各种遭遇,成了主人公诅咒的语义 学源泉。只有当他与底层人(妓女莉扎)相遇的时候,诅咒才变成了一种微弱的爱和宽恕 之声。
相反,《变形记》中的“甲壳虫”是一位“遁世者”。卡夫卡一劳永逸地将现代都市 经验凝固在“甲壳”之中。卡夫卡的写作,宣布了文学史上经典“居室经验”(比如, 霍夫曼那种充满幻觉的居室经验;爱伦·坡那种充满悬念和险情的居室故事)的死亡。 与此同时,卡夫卡还催生了一种20世纪的、残酷的“甲壳虫”经验。这是一种“非人” 的经验。正是这两位伟大的作家(还应该算上波德莱尔),为“现代性”背景下的“经验 科学”奠定了全新的感性基础,并提供了现代街道经验和“居室经验”的基本原型。毫 无疑问,这种经验的意义,最终指向的不是美学问题,而是政治经济学问题:“居室经 验”的生产成本,是以个人所遭受的伤害、打击、异化、扭曲为代价的。
五、私人经验的公众化
20世纪90年代,全世界都进入了一个信息化的时代,经验符号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 的变化,它变得可以复制、虚拟了。但是,中国文学却在高喊着“启蒙”的同时,必须 面对“现代性”、“后现代性”、“全球化”的多重经验。农村的、街道的、居室的、 虚拟世界的,这些新的经验因素突然不期而遇,使文学表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一 方面是文学经验越来越个人化、圈子化;另一方面是社会生活越来越活跃、复杂。美学 经验与生活经验的分离,是文学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一些作家声称对表面化生活的警惕 ,实际上是一相情愿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种由女作家掀起的“个人化写作”的热潮,她们主要是 写一些梦幻式的闺房经验。在一个“街道经验”充斥媒体的时代,经验能迅速成为一种 消费新闻。“个人化写作”试图在小说叙事中,为她们自认为真实的“经验”保存一席 之地。这种“闺房经验”,是介于进城农民、流浪者、商品推销员的“街道经验”与老 居民的“地租经验”之间的东西。因此,它带有浓郁的文人书房的气息。活跃的肉体、 封闭的居室,是“个人化写作”的两个基本前提。我们进一步发现,所谓的“个人化写 作”中,浓缩了我们这个时代全部的自恋经验——躲在私人居室里,照镜、沐浴、做梦 、满嘴呓语,写一些只有女性才有的私人经验(性幻想、经期的烦躁不安感等)。这是一 种极度自恋的写作方式。自恋不是自尊。自尊伴随着自我约束,自恋却充满了虚荣心和 表演 《当代中国的都市经验(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