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都市经验
一、虚构的农民经验
在都市里虚构农民经验，并以此作为批判的武器，这在当代思想文化界是一件十分时 髦的事情。我们经常听到从书房里传来的感叹声：“农民很苦哇。”解决农民苦的问题 ，是一个行政问题，需要周密的社会理性，需要数据论证，特别是需要真正的法律介入 ，靠几个文人在虚构的故事中长吁短叹并不管用。这种长吁短叹的后果，就是将“现代 性”的复杂背景简化，并试图用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来解决“全球化”背景下的复 杂问题。文艺学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行政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叙述经验”的问题。当 代文学(文化)批评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叙述”本身进行批判。这种对“叙述”的 批判，不是美学(形式)的，而是政治学、经济学的，或者说是一个话语符号的政治学问 题。
我有理由做这样的类比：都市中心主义就像西方中心主义；乡村就像第三世界；当代 中国的精英主义就像中国农民面前的西方人，尽管他们在西方人眼里还是第三世界人， 这与进城打工农民与乡村耕作农民之间的关系一样；农民向都市迁移与都市人向海外发 达地区迁移本质上也是一回事；虚构(想像)的乡村世界就像西方人虚构的东方世界。东 方借助于西方的“东方学”学者的想像在说话；农民借助于作家的想像在说话。
都市经验一直是作为农村经验的对立物出现的。这种对立是近代文学叙事的一个基本 矛盾。艺术家告诉我们，这一矛盾转变成“迁移/伤害”的主题，不是人为的虚构结果 ，而是生活所逼。西班牙流浪汉小说中的小癞子之所以迁移，之所以遭遇到各种伤害， 之所以在伤害中还要继续流浪，原因在于作者假设了一个前提：小癞子是一个孤儿，父 母双亡，无家可归。阿Q还有一个土谷祠，小癞子一无所有。在现实生活中，无数流浪 的小癞子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改变无家可归的状况。当这个现实被抽象化、精神 化的时候，这条路就被堵死了。思想家将这种“无家可归”的状况抽象化、哲学化了。 它成了文化上的无家可归、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这样一种飘忽不定、难以捉摸的“意象” 。这就是近代文化具有反讽性的根源。
当代都市艺术经验的反讽性表现在，作家(知识分子)厌恶都市又离不开都市；他们热 爱农村又逃避农村。大批挤进都市的作家(知识分子)，将农民的外表和商人(市民)的心 灵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并参与了都市内部急剧的财富瓜分过程：写畅销书，炒学术股， 混文凭，当博导，抄袭论文，学而优则仕……另一方面，他们又用农民经验打击市民经 验，用“乌托邦”打击“现代性”，用马车撞击汽车，用牛粪嘲弄香水。他们的确显得 很有力度。这种力度首先当然是来自于社会贫富分化的现实。力度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作家的叙述权威，一种建立在“我在现场”之上的权威，或者说“经验的权威”。他们 在批判“现代性”的时候，常常以农民经验的亲历者身份出现。他们将作家的虚构与记 者的写实结合在一起，用虚构夸大写实，用写实支撑虚构。
他们试图用一种文人化的、人文主义化的，也就是形式化的“农民经验”，来打击“ 市民经验”。半写实(“摆事实、讲道理”)与半虚构(抒情及其伴生物眼泪)结合在一起 的方式，是他们的典型话语方式。正是这一点(通俗易懂、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他 们迅速地融进了消费时代的“市民经验”行列。经验的可靠性就这样成了疑问，以至于 更年轻的一代根本不信任这种东西。这就是导致表达方式上的“无厘头”、“大话”( 香港艺人周星驰是其代表)之风兴起的文化根源。“讲大话”在粤语中就是说假话、撒 谎的意思。公开“讲大话”的人得到了青睐，那些假模假式说“真话”、背地里专门干 坏事(或者在体制内如鱼得水、不知不觉干坏事)的人，遭到了一代人的唾弃。
文学艺术领域的突出问题，当然不是简单的“道德”问题，而是一个“话语符号的道 德”问题；换句话说，也是一个“当代叙事”如何可能的问题。符号本身的复杂性是多 种文化背景(现代化、全球化、商品化)交织在一起的结果。它对符号分析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下面我将分析一位以“农民经验”亲历者姿态出现的作者的作品。
刘亮程目前生活在西部都市乌鲁木齐，是《大西部文学》杂志社的编辑。早年生活在 农村，积累了一定的生活经验，使他的作品有一种强烈的现场感。刘亮程的散文由两种 主要成分构成，一是抒情，一是描述。描述的目的是为了抒情，进而通过抒情产生批判 效果。正是“抒情”和“感叹”使他获得了青睐。夸大的、随意的个人情感与社会问题 、文化问题之间暧昧不明的关系被忽略。2000年前后，他的作品突然被所谓“反抗现代 性”的知识分子和文学评审团相中了，成了“知识分子”的一个活例证，然后由文学摇 身一变成了畅销文化产品。刘亮程借着审美批判立场的名义逃离生活现场。他伪造了一 种与“现代性”相反的生活场景——稻草、牛、锄头、粪便等，并以此来要挟刚刚在都 市站稳脚跟的农民。刘亮程利用传统散文的修辞方式，用一种陈腐的抒情方式来稀释当 代农民生活的残酷性，诗化当代农民的生活经验。这位逃离了土地的农民，在都市里一 副农民装扮，给人一种怪异的感觉。但他无疑不是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而像是一个在 都市里流窜的文化贩子。他的提篮里面装的全是农民的土货，一些“反抗现代性”的热 门细节，就像酒楼里价格惊人的野菜鲫鱼汤、蚂蚁炒蛋一样。
刘亮程的作品具有“美学”和“经验”的双重性。它时而以“美学”(比如抒情的句式 )的面目出现，时而以“经验”(农村生活的描述)的面目出现。伪知识分子在美学解释 出了问题的时候，就用经验来补充；在经验不能说明问题的时候，就用美学来搪塞。
让我们来看看他的著名散文《城市牛哞》开头的一个片断：
我是在路过街心花园时，一眼看见花园中冒着热气的一堆牛粪。在城市能见到这种东 西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城市怎么也对牛粪感兴趣。我翻进花园，抓起
由于他被一种虚假的、脱离肉体的浪漫主义情绪控制了，才造成他表达的极端虚假， 使他传达的经验变得可疑起来。正像刘亮程所说的，城里的牛都被关在车厢里。那么， 城里花园里怎么会有冒热气的牛粪呢?既然在冒热气，怎么会闻不到呢?还要抓起一把放 到鼻子边闻一闻。要闻正宗的牛粪味很简单，住到乡下去。我说的不是像那几个当代所 谓“理想主义”作家那样，在城里玩腻了，就下乡去玩恶心的体验生活的把戏。我说的 是真的做农民，那你就能天天闻到新鲜、正宗的牛粪味。
农民对牛粪反映是唯物主义的，一点也不抽象。比如，它可以用作肥料，比化肥更好 &nbs 《当代中国的都市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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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都市里虚构农民经验，并以此作为批判的武器，这在当代思想文化界是一件十分时 髦的事情。我们经常听到从书房里传来的感叹声：“农民很苦哇。”解决农民苦的问题 ，是一个行政问题，需要周密的社会理性，需要数据论证，特别是需要真正的法律介入 ，靠几个文人在虚构的故事中长吁短叹并不管用。这种长吁短叹的后果，就是将“现代 性”的复杂背景简化，并试图用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来解决“全球化”背景下的复 杂问题。文艺学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行政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叙述经验”的问题。当 代文学(文化)批评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叙述”本身进行批判。这种对“叙述”的 批判，不是美学(形式)的，而是政治学、经济学的，或者说是一个话语符号的政治学问 题。
我有理由做这样的类比：都市中心主义就像西方中心主义；乡村就像第三世界；当代 中国的精英主义就像中国农民面前的西方人，尽管他们在西方人眼里还是第三世界人， 这与进城打工农民与乡村耕作农民之间的关系一样；农民向都市迁移与都市人向海外发 达地区迁移本质上也是一回事；虚构(想像)的乡村世界就像西方人虚构的东方世界。东 方借助于西方的“东方学”学者的想像在说话；农民借助于作家的想像在说话。
都市经验一直是作为农村经验的对立物出现的。这种对立是近代文学叙事的一个基本 矛盾。艺术家告诉我们，这一矛盾转变成“迁移/伤害”的主题，不是人为的虚构结果 ，而是生活所逼。西班牙流浪汉小说中的小癞子之所以迁移，之所以遭遇到各种伤害， 之所以在伤害中还要继续流浪，原因在于作者假设了一个前提：小癞子是一个孤儿，父 母双亡，无家可归。阿Q还有一个土谷祠，小癞子一无所有。在现实生活中，无数流浪 的小癞子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改变无家可归的状况。当这个现实被抽象化、精神 化的时候，这条路就被堵死了。思想家将这种“无家可归”的状况抽象化、哲学化了。 它成了文化上的无家可归、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这样一种飘忽不定、难以捉摸的“意象” 。这就是近代文化具有反讽性的根源。
当代都市艺术经验的反讽性表现在，作家(知识分子)厌恶都市又离不开都市；他们热 爱农村又逃避农村。大批挤进都市的作家(知识分子)，将农民的外表和商人(市民)的心 灵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并参与了都市内部急剧的财富瓜分过程：写畅销书，炒学术股， 混文凭，当博导，抄袭论文，学而优则仕……另一方面，他们又用农民经验打击市民经 验，用“乌托邦”打击“现代性”，用马车撞击汽车，用牛粪嘲弄香水。他们的确显得 很有力度。这种力度首先当然是来自于社会贫富分化的现实。力度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作家的叙述权威，一种建立在“我在现场”之上的权威，或者说“经验的权威”。他们 在批判“现代性”的时候，常常以农民经验的亲历者身份出现。他们将作家的虚构与记 者的写实结合在一起，用虚构夸大写实，用写实支撑虚构。
他们试图用一种文人化的、人文主义化的，也就是形式化的“农民经验”，来打击“ 市民经验”。半写实(“摆事实、讲道理”)与半虚构(抒情及其伴生物眼泪)结合在一起 的方式，是他们的典型话语方式。正是这一点(通俗易懂、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他 们迅速地融进了消费时代的“市民经验”行列。经验的可靠性就这样成了疑问，以至于 更年轻的一代根本不信任这种东西。这就是导致表达方式上的“无厘头”、“大话”( 香港艺人周星驰是其代表)之风兴起的文化根源。“讲大话”在粤语中就是说假话、撒 谎的意思。公开“讲大话”的人得到了青睐，那些假模假式说“真话”、背地里专门干 坏事(或者在体制内如鱼得水、不知不觉干坏事)的人，遭到了一代人的唾弃。
文学艺术领域的突出问题，当然不是简单的“道德”问题，而是一个“话语符号的道 德”问题；换句话说，也是一个“当代叙事”如何可能的问题。符号本身的复杂性是多 种文化背景(现代化、全球化、商品化)交织在一起的结果。它对符号分析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下面我将分析一位以“农民经验”亲历者姿态出现的作者的作品。
刘亮程目前生活在西部都市乌鲁木齐，是《大西部文学》杂志社的编辑。早年生活在 农村，积累了一定的生活经验，使他的作品有一种强烈的现场感。刘亮程的散文由两种 主要成分构成，一是抒情，一是描述。描述的目的是为了抒情，进而通过抒情产生批判 效果。正是“抒情”和“感叹”使他获得了青睐。夸大的、随意的个人情感与社会问题 、文化问题之间暧昧不明的关系被忽略。2000年前后，他的作品突然被所谓“反抗现代 性”的知识分子和文学评审团相中了，成了“知识分子”的一个活例证，然后由文学摇 身一变成了畅销文化产品。刘亮程借着审美批判立场的名义逃离生活现场。他伪造了一 种与“现代性”相反的生活场景——稻草、牛、锄头、粪便等，并以此来要挟刚刚在都 市站稳脚跟的农民。刘亮程利用传统散文的修辞方式，用一种陈腐的抒情方式来稀释当 代农民生活的残酷性，诗化当代农民的生活经验。这位逃离了土地的农民，在都市里一 副农民装扮，给人一种怪异的感觉。但他无疑不是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而像是一个在 都市里流窜的文化贩子。他的提篮里面装的全是农民的土货，一些“反抗现代性”的热 门细节，就像酒楼里价格惊人的野菜鲫鱼汤、蚂蚁炒蛋一样。
刘亮程的作品具有“美学”和“经验”的双重性。它时而以“美学”(比如抒情的句式 )的面目出现，时而以“经验”(农村生活的描述)的面目出现。伪知识分子在美学解释 出了问题的时候，就用经验来补充；在经验不能说明问题的时候，就用美学来搪塞。
让我们来看看他的著名散文《城市牛哞》开头的一个片断：
我是在路过街心花园时，一眼看见花园中冒着热气的一堆牛粪。在城市能见到这种东 西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城市怎么也对牛粪感兴趣。我翻进花园，抓起
一把闻了闻，是正 宗的乡下牛粪，一股熟悉的遥远乡村的气息扑面而来，沁透心肺。那些在乡下默默无闻 的牛，苦了一辈子最后被宰掉的牛……他们知道牛圈之外有一个叫乌鲁木齐的城市吗?
由于他被一种虚假的、脱离肉体的浪漫主义情绪控制了，才造成他表达的极端虚假， 使他传达的经验变得可疑起来。正像刘亮程所说的，城里的牛都被关在车厢里。那么， 城里花园里怎么会有冒热气的牛粪呢?既然在冒热气，怎么会闻不到呢?还要抓起一把放 到鼻子边闻一闻。要闻正宗的牛粪味很简单，住到乡下去。我说的不是像那几个当代所 谓“理想主义”作家那样，在城里玩腻了，就下乡去玩恶心的体验生活的把戏。我说的 是真的做农民，那你就能天天闻到新鲜、正宗的牛粪味。
农民对牛粪反映是唯物主义的，一点也不抽象。比如，它可以用作肥料，比化肥更好 &nbs 《当代中国的都市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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