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钺先生与“魏晋封建说”——为纪念尚钺先生诞辰100周年而作
变化对封建社会发展影响等方面,考察中国封建经济关系。(注:见尚钺:《<中国封 建经济关系的若干问题>序言》,载于《尚钺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这些也是其“魏晋封建说”的内容。
三、“魏晋封建说”的形成与尚钺先生的学术贡献
“魏晋封建说”的首倡者应该说是陶希圣。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陶希圣在经过 一段摇摆不定之后,终于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确立断在魏晋,他的这一学术观点影响了何 兹全先生。何先生曾回忆他于1932年至1936年在北大读书时,说:“北大四年,予我影 响最大之人莫过于陶希圣,他开的两门课:中国社会史、中国政治思想史,我都选修过 ;我治中国经济史,主要受他的影响。”[5](P14-15)何先生的“汉魏之际封建说”“ 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一文中已见端倪。”[8]而此文 的撰写又是受了陶希圣的“启发”。对于陶希圣的学术思想,何先生也有比较公允的评 价。他说:“当时北大史学系的教授依学术思想渊源,大体可分为三个流派:一个是可 由钱穆教授代表的,以乾嘉为主导的学派,孟森教授、蒙文通教授可划在这一派里;一 个是乾嘉加西方新史学的学派,以胡适、傅斯年教授为代表;一个是乾嘉加点辨证唯物 论,这派的代表人物可以举出陶希圣。要说明的是,我是从学术观点的角度说陶希圣有 点辨证唯物论,在政治组织上他是国民党的改组派。他读过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等 人的著作,受他们的影响而标榜唯物史观、辩证法,这使他成名,在学术上有高人之处 。陶希圣的史观是不纯的,他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5]
正因为陶希圣等人的史观不纯,所以有学者将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所涉 及的古史分期讨论,排除在学术之外。田居俭说:“当年那场讨论,严格地说,还算不 上真正的学术讨论,因为它是和关系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动力、前途的政治论战紧密 交织在一起的。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豢养的御用文人和各种伪马克思派的掣肘,使得马克 思主义史学家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于批驳形形色色的反革命舆论上,因而不能全力以赴 从学术上进行科学的研讨。所以说,对这个问题真正从学术角度开展广泛的讨论,还是 全国解放以后三十多年的事情。”[9]按照这样的看法,陶希圣对于“魏晋封建论”仅 仅是提出而已,而对此说予以正确论证,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1954年,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里,他第一次向 学术界表明了其“魏晋封建说”。《中国历史纲要》的撰著始于1951年,这说明起码在 此时尚钺先生的“封建说”已有了成熟的考虑。而且本书在出版前,还征求了尹达、侯 外庐、张政lǎng@②、唐长孺等先生的意见,张政lǎng@②先生亲为本书选择插 图,这都表明了本书的学术地位。
尚钺先生的“封建说”是以他的古史分期理论为基础的,而其古史分期理论又是建立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学说基础上的。他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学说分析中国古 代社会的变革,起码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相当成熟了。1944年,他在《中山文化季刊 》(第2卷第2期)上发表了《释@③——从中国古代农具发展探讨古代社会》认为社会制 度的演变,起主导作用的是生产工具,社会关系则是第二等的因素。“主要的变革,还 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决定的,同时社会制度的变革也只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才 能找到正确的线索和说明。”[7](P294)这可以说是其“封建说”的端倪。至50年代初 ,其“封建说”形成。
1955年以后,是尚钺先生“封建说”的发展时期,他先后撰写了《先秦生产形态之探 讨》、《中国奴隶制经济形态的片断探讨·序言》、《中国封建经济关系的若干问题· 序言》、《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等论文,对其“封建说”作了系统的论证。他的 论证基本上是循着“奴隶社会怎样崩溃,封建社会又是如何产生”这样一个思路进行的 。因此,他先从先秦生产形态着手,探讨早期奴隶制下氏族公社与农村公社的变化。他 将奴隶社会分为两个时期:“大约在舜、禹之时,古代社会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变 ,在父系氏族时期奴隶制已经产生,到殷商形成了最早的奴隶制国家——从西周到春秋 ,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公社的脐带。当时的基本生产关系是‘以家长制公社为 基本的早期奴隶制的关系’。从战国到西汉,是中国奴隶制从发展到没落的阶级。”[1 0]封建的生产关系孕育于奴隶制的发展与没落阶段。“西汉初期就已产生了封建关系的 萌芽,直到魏晋,中国才进入封建社会。”[10]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昌盛时代,乃至说是中 国封建社会的分水岭。”[7](P352)宋、元是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时期,明至鸦片战 争为封建社会末期。20世纪50年代,尚钺撰著《中国通史讲义》(即《尚氏中国古代通 史》上、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将奴隶制、封建制的发展演变过程具体划 分为四个阶段:早期奴隶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西周到春秋战国,中国奴隶制
奴隶制如何瓦解?封建关系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对此问题给予较为充分说明的是王仲荦 先生。他于1956年在《文史哲》(第3、4、5期)发表名篇《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 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以生产关系的变化为线索,以依附民(即农奴)阶层的形成为标 志,描述了奴隶制与封建制的衰与兴的过程。认为夏至战国为原始奴隶制;战国初至东 汉,较发展的奴隶制占统治地位;自汉武帝时,大量“流民”出现,至东汉末,黄巾起 义,埋葬了奴隶制,引起了封建关系的急剧发展,旧的奴隶与奴隶主的生产关系,不得 不让位于新的依附民与封建主的生产关系,至魏晋,形成了封建制;封建土地所有者与 依附民“部曲”、“佃客”构成了封建社会初期的基本阶级;魏晋时,封建制的优越性 并未立即显露出来,到了南北朝,封建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力有了较为充分的发展,为唐 代的昌盛作了准备。王仲荦先生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尚钺先生有关研究的薄弱之处,而且 沿着尚先生的学术思路,将“魏晋封建说”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稍后,何兹全先生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第8期) ,1979年何先生又发表了《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具体阐述了 战国秦汉到魏晋南北朝社会变化的四个方面:即由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由自 由民、奴隶到部曲、客;由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由民流到地著。十分清晰地描绘了中 国历史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发展线索。1991年何先生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 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不仅构建了“魏晋封建说”的理论体系,还将“魏晋封建说”的 研究作了一系统的总结。
这样,在“魏晋封建说”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三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即尚钺 、王仲荦、何兹全。尚钺对“魏晋封建说”具有开创之功,王仲荦则有开拓之力,何兹 全有集大成之劳。对于尚钺的开创之功,王仲荦在尚先生逝世之后,曾赋《挽尚钺同志 》诗,概括了尚先生的学术贡献,曰:
三千桃李列门墙,老树婆娑扑鼻香。
若问门人谁最健,中国粲粲扶余王。
古史自今开草昧,萌芽何必讳清初。
从来学术难定论,且继前贤要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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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魏晋封建说”的形成与尚钺先生的学术贡献
“魏晋封建说”的首倡者应该说是陶希圣。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陶希圣在经过 一段摇摆不定之后,终于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确立断在魏晋,他的这一学术观点影响了何 兹全先生。何先生曾回忆他于1932年至1936年在北大读书时,说:“北大四年,予我影 响最大之人莫过于陶希圣,他开的两门课:中国社会史、中国政治思想史,我都选修过 ;我治中国经济史,主要受他的影响。”[5](P14-15)何先生的“汉魏之际封建说”“ 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一文中已见端倪。”[8]而此文 的撰写又是受了陶希圣的“启发”。对于陶希圣的学术思想,何先生也有比较公允的评 价。他说:“当时北大史学系的教授依学术思想渊源,大体可分为三个流派:一个是可 由钱穆教授代表的,以乾嘉为主导的学派,孟森教授、蒙文通教授可划在这一派里;一 个是乾嘉加西方新史学的学派,以胡适、傅斯年教授为代表;一个是乾嘉加点辨证唯物 论,这派的代表人物可以举出陶希圣。要说明的是,我是从学术观点的角度说陶希圣有 点辨证唯物论,在政治组织上他是国民党的改组派。他读过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等 人的著作,受他们的影响而标榜唯物史观、辩证法,这使他成名,在学术上有高人之处 。陶希圣的史观是不纯的,他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5]
正因为陶希圣等人的史观不纯,所以有学者将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所涉 及的古史分期讨论,排除在学术之外。田居俭说:“当年那场讨论,严格地说,还算不 上真正的学术讨论,因为它是和关系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动力、前途的政治论战紧密 交织在一起的。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豢养的御用文人和各种伪马克思派的掣肘,使得马克 思主义史学家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于批驳形形色色的反革命舆论上,因而不能全力以赴 从学术上进行科学的研讨。所以说,对这个问题真正从学术角度开展广泛的讨论,还是 全国解放以后三十多年的事情。”[9]按照这样的看法,陶希圣对于“魏晋封建论”仅 仅是提出而已,而对此说予以正确论证,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1954年,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里,他第一次向 学术界表明了其“魏晋封建说”。《中国历史纲要》的撰著始于1951年,这说明起码在 此时尚钺先生的“封建说”已有了成熟的考虑。而且本书在出版前,还征求了尹达、侯 外庐、张政lǎng@②、唐长孺等先生的意见,张政lǎng@②先生亲为本书选择插 图,这都表明了本书的学术地位。
尚钺先生的“封建说”是以他的古史分期理论为基础的,而其古史分期理论又是建立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学说基础上的。他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学说分析中国古 代社会的变革,起码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相当成熟了。1944年,他在《中山文化季刊 》(第2卷第2期)上发表了《释@③——从中国古代农具发展探讨古代社会》认为社会制 度的演变,起主导作用的是生产工具,社会关系则是第二等的因素。“主要的变革,还 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决定的,同时社会制度的变革也只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才 能找到正确的线索和说明。”[7](P294)这可以说是其“封建说”的端倪。至50年代初 ,其“封建说”形成。
1955年以后,是尚钺先生“封建说”的发展时期,他先后撰写了《先秦生产形态之探 讨》、《中国奴隶制经济形态的片断探讨·序言》、《中国封建经济关系的若干问题· 序言》、《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等论文,对其“封建说”作了系统的论证。他的 论证基本上是循着“奴隶社会怎样崩溃,封建社会又是如何产生”这样一个思路进行的 。因此,他先从先秦生产形态着手,探讨早期奴隶制下氏族公社与农村公社的变化。他 将奴隶社会分为两个时期:“大约在舜、禹之时,古代社会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变 ,在父系氏族时期奴隶制已经产生,到殷商形成了最早的奴隶制国家——从西周到春秋 ,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公社的脐带。当时的基本生产关系是‘以家长制公社为 基本的早期奴隶制的关系’。从战国到西汉,是中国奴隶制从发展到没落的阶级。”[1 0]封建的生产关系孕育于奴隶制的发展与没落阶段。“西汉初期就已产生了封建关系的 萌芽,直到魏晋,中国才进入封建社会。”[10]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昌盛时代,乃至说是中 国封建社会的分水岭。”[7](P352)宋、元是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时期,明至鸦片战 争为封建社会末期。20世纪50年代,尚钺撰著《中国通史讲义》(即《尚氏中国古代通 史》上、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将奴隶制、封建制的发展演变过程具体划 分为四个阶段:早期奴隶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西周到春秋战国,中国奴隶制
的崩解与 封建制度的形成——秦两汉到南北朝,封建制度的发展——隋唐五代,封建主义最高阶 段与资本主义的萌芽——宋、元、明、清。按照“魏晋封建说”,构建了他的古史系统 。从尚钺先生关于古史分期研究的总体情况看,他对奴隶制的兴衰,研究得较为充分, 而对封建制度形成的探讨,略显薄弱。
奴隶制如何瓦解?封建关系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对此问题给予较为充分说明的是王仲荦 先生。他于1956年在《文史哲》(第3、4、5期)发表名篇《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 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以生产关系的变化为线索,以依附民(即农奴)阶层的形成为标 志,描述了奴隶制与封建制的衰与兴的过程。认为夏至战国为原始奴隶制;战国初至东 汉,较发展的奴隶制占统治地位;自汉武帝时,大量“流民”出现,至东汉末,黄巾起 义,埋葬了奴隶制,引起了封建关系的急剧发展,旧的奴隶与奴隶主的生产关系,不得 不让位于新的依附民与封建主的生产关系,至魏晋,形成了封建制;封建土地所有者与 依附民“部曲”、“佃客”构成了封建社会初期的基本阶级;魏晋时,封建制的优越性 并未立即显露出来,到了南北朝,封建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力有了较为充分的发展,为唐 代的昌盛作了准备。王仲荦先生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尚钺先生有关研究的薄弱之处,而且 沿着尚先生的学术思路,将“魏晋封建说”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稍后,何兹全先生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第8期) ,1979年何先生又发表了《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具体阐述了 战国秦汉到魏晋南北朝社会变化的四个方面:即由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由自 由民、奴隶到部曲、客;由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由民流到地著。十分清晰地描绘了中 国历史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发展线索。1991年何先生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 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不仅构建了“魏晋封建说”的理论体系,还将“魏晋封建说”的 研究作了一系统的总结。
这样,在“魏晋封建说”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三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即尚钺 、王仲荦、何兹全。尚钺对“魏晋封建说”具有开创之功,王仲荦则有开拓之力,何兹 全有集大成之劳。对于尚钺的开创之功,王仲荦在尚先生逝世之后,曾赋《挽尚钺同志 》诗,概括了尚先生的学术贡献,曰:
三千桃李列门墙,老树婆娑扑鼻香。
若问门人谁最健,中国粲粲扶余王。
古史自今开草昧,萌芽何必讳清初。
从来学术难定论,且继前贤要著书。
“古史自今开草昧”注曰:“尚钺同志主张魏晋封建论。”[11]充分肯定了尚先生在 古史分期方面的学术贡献和地位。
1959年,尚钺先生的“封建说”受到批判,翦伯赞先生将尚钺的学术观点与“食货派 ”联系起来。何兹全先生说:“史学界开始批判尚钺教授和他的魏晋封建说,而我也执 这一说,认为汉魏之际中国才进入封建社会。我俩虽无深交,但学术思想是有共鸣的。 翦伯赞教授曾著文说:尚钺同志是共产党员,但和共产党的同志走得不近,而和《食货 》余孽倒似一伙。”[5](P90)从材料反映的情况看,没有迹象表明尚钺先生与陶希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