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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舜徽先生历史文献学成就述要


灯。”[3](P405)
      赋文献学新意 建构学科理论体系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学术界欢呼进入“科学的春天”的时期,张舜徽先生恰 好在此时进入到他学术研究的丰收季节。1979年,他与学界同行在桂林发起,成立“中 国历史文献研究会”,被推举为会长。1980年,国务院颁布学位条例,他随之被评为全 国首位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导师。客观形势催促着他继续思索,为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 设提出系统的理论与方法。不久,他就完成了学科建设的奠基之作——《中国文献学》 。这部书的主要贡献,在以下几方面:
  一、确定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
  在20世纪,最早以“文献学”名其书者,为郑鹤声、郑鹤春先生的《中国文献学概要 》。他们认为:“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 述之,故曰文献学。”[4](P1)从全书内容看,涉及的是文献整理的一些问题,和真正 意义上的文献学还有一段距离。60年代,王欣夫先生的《文献学讲义》,主要是目录、 版本、校勘的知识介绍。张先生在《中国文献学》中,开宗明义,就是确定文献学的范 围和任务。他从“文献”原来的含义和范围出发,认为文献应该是流传下来的文字资料 。“至于地下发现了远古人类的头盖骨和牙齿,那是古生物学的研究范围;在某一墓葬 中出土了大批没有文字的陶器、铜器、漆器等实物,有必要考明其形制、时代和手工艺 的发展情况,那是古器物学的研究范围。这些都是考古学家的职志,和文献学自然是有 区别的。”进而,他指出:“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 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雠学家。所以校雠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凡是有关整理 、编纂、注释古典文献的工作,都是由校雠学家担负了起来。”“我们今天,自然要很 好地继承过去校雠学家们的方法和经验,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 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 、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 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作出有 益的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
  在提出基本要求和任务后,张先生认为这还不够,应该在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写出总 结性的著作来。“只要我们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为整理而整理,而是心怀大志,朝着一 个宏伟目标而努力不懈,不仅大有出息,而且可以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5](P3-4 )
  二、总结前人整理文献的经验和业绩
  书中,用四编介绍古代文献的基本情况,以及整理古代文献的基础知识——版本、校 勘、目录。虽然他人书中也有同样的内容,但张先生写得简明扼要,很有特色。他还概 括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像抄写、注解、翻译、考证、辨伪、辑佚等;归纳前人整 理文献的丰硕成果,像修通史、纂方志、绘地图、制图表、编字典、辑丛书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重点介绍历代校雠学家整理文献的业绩,通过他们的事迹来体 现文献学的丰富内容。从汉至清,他介绍了刘向刘歆父子、郑玄、陆德明、郑樵、章学 诚、纪昀等人的成就。比如郑玄,张先生认为历来把郑玄看成是一位经学家,是汉代经 学的集大成者,这是不够的;他认为郑玄所整理、注释的书,不限于六艺经传,也还注 《纬》,注《律》,可算是在整理古代文献方面,做了极其广泛而又深入的工作。“经 学”二字,本不足以范围他。又如唐代陆德明,他在校理群书的基础上,对厘析异同, 审定高下,取得很大成绩,其巨著《经典释文》是涉览几百家音义专著、取长补短而写 成,它不仅是考证旧音的渊薮,而且保存古文异体,使经传起源、传授本末、注家姓名 、音义述造,一一详叙。“《经典释文》的《序录》部分,乃是全书的纲领,寓有‘辨 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微意。”[5](P250)
  对于清代考证学家整理文献的业绩,张先生也从语言文字、经传、史实、周秦诸子四 个方面,进行了总结,使读者对于清人的业绩,有一个总体上的认识。对近代学者,他 肯定整理文献最有贡献的人,一为张元济,一为罗振玉,皆列举大量的事实,使人心悦 诚服。这些,都是以介绍前人业绩的形式,示人以整理文献从入之途。
  三、提出今后整理文献的重要工作
  对于整理历史文献,张先生认为,不是单纯地校勘,注释几本书就完了。“更重要的 ,在能从丛杂的资料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将内容相近的合拢来,不同的拆出去, 经过甄别审断、整理纂集的过程,写定为简约可守的新编。让人们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 方面,能够节省时间、精力,较有条理有系统地了解过去,这诚然是文献学工作者的重 任。”[5](P343)比较迫切的任务,他认为有4项,即甄录古代遗文、改造二十四史、整 理地方志书、融贯诸子百家。
  所谓甄录古代遗文,就是对流传至今的典籍,要详辨其真伪。真伪可以分开的,应重 新写定,加以整理。如《尚书》,只应把确切的28篇汇编在一起。古书中还有一些专门 性的单篇文字,如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说明书《禹贡》在《尚书》内,专谈科技制造 的《考工记》在《周礼》内,记载时令气候的《夏小正》在《大戴礼记》内,诸如此类 的文字,非常宝贵,“自可从原书中抽出来,加以整理和阐述。”[5](P345)
  所谓改造二十四史,有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内容方面“首先宜将后人附加的话,以及 错简、衍文、注语窜入正文等不符合原文的现象,加以改正删订,重新写定。”“其次 ,便是整理旧注的问题。”[5](P348-349)要对旧注有所损益,同时旧注还有个排列的 形式问题。此外,对于世称“芜杂”的《宋史》,要有改修气魄。
  所谓整理地方志书,意思十分清楚。值得注意的是,方志名目繁多,而其中的“州县 志”,记载比较详尽,内容比较丰富,可供采摭的资料很多。“整理方志,必须首先在 这方面多下功夫。”其次,一些正史中不详的社会制度、礼俗习尚、民生利病资料,尤 其是少数民族的史实,应“择取其中最为重要的材料,分类撮录,然后纂辑成书,写出 一部可供采摭的史料丛编。替撰述理想中的中国通史提供素材,

作出贡献。”[5](P355 -356)
  所谓融贯诸子百家,是指对周秦诸子加以研究,“找出他们对某一问题的共同认识, 由此考明问题的实质以及对当时和后世所起的作用。”[5](P357)对于两汉以后的子书 、文集、笔记,区别其高下浅深,“假如我们能就历代文集中甄录出许多有价值的政治 论文,都为一集,何尝不可继《明经世文编》、《清经世文编》之后,编出《宋经世文 编》、《唐经世文编》、《先唐经世文编》呢?”对明清文集,“假如我们能分类辑录 ,也可编出一些专门性的《丛钞》,如前人所辑《经义丛钞》之类,这自然是极有意义 的工作。”[5](P359-360)此外,对诸种笔记,也要有所甄别,凡是“朴学功深,富有 价值的,自当进行综合整理。”[5](P361)
  除了专著,张先生晚年有若干篇文章,都对80年代初兴盛起来的古籍整理工作提出了 通达的见解,其中有不少富有启发性的建议。这也属于他建构文献学理论体系的具体工 作。他的最基本的主张,是强调整理古籍不单是标点注释校勘,而应该包括研究成果、 总结性论著,整理古籍的方法与门径应包括论著、编述、注释、钞纂四个方面。[3](P1 32-134)一句话,古籍整理与研究必须结合起来,以使整理工作达到更高的水平。
  80年代初期,张先生还选编过一部《文献学论著辑要》,旁搜博求古人近人文献学专 论凡120目。其自序中指出:“整理文献,必先于群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 子集之支分派别,辨其原流,明其体统,然后能识古书之真伪,审版本之先后;旁及校 勘、目录、辑佚、避讳诸端,皆当洞达其理,庶几有着力处。若于此类全无所知,遽谈 古籍整理,将见其昏昏冥冥,不解何从下手也。”[6](P1)《辑要》之作,在一定程度 上解决了古籍整理工作者“何从下手”的困难。
      倾数十年心血 撰作文献研究名篇
  张舜徽先生不仅长期探讨文献学理论,而且身体力行,实践自己的文献学观点,在整 理研究历史文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学术界贡献了若干文献研究的佳作。大体说来, 偏重于对文献本身加以整理研究者有以下几个类别。
  一、

《张舜徽先生历史文献学成就述要(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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