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先生历史文献学成就述要
灯。”[3](P405)
赋文献学新意 建构学科理论体系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学术界欢呼进入“科学的春天”的时期，张舜徽先生恰 好在此时进入到他学术研究的丰收季节。1979年，他与学界同行在桂林发起，成立“中 国历史文献研究会”，被推举为会长。1980年，国务院颁布学位条例，他随之被评为全 国首位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导师。客观形势催促着他继续思索，为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 设提出系统的理论与方法。不久，他就完成了学科建设的奠基之作——《中国文献学》 。这部书的主要贡献，在以下几方面：
一、确定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
在20世纪，最早以“文献学”名其书者，为郑鹤声、郑鹤春先生的《中国文献学概要 》。他们认为：“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 述之，故曰文献学。”[4](P1)从全书内容看，涉及的是文献整理的一些问题，和真正 意义上的文献学还有一段距离。60年代，王欣夫先生的《文献学讲义》，主要是目录、 版本、校勘的知识介绍。张先生在《中国文献学》中，开宗明义，就是确定文献学的范 围和任务。他从“文献”原来的含义和范围出发，认为文献应该是流传下来的文字资料 。“至于地下发现了远古人类的头盖骨和牙齿，那是古生物学的研究范围；在某一墓葬 中出土了大批没有文字的陶器、铜器、漆器等实物，有必要考明其形制、时代和手工艺 的发展情况，那是古器物学的研究范围。这些都是考古学家的职志，和文献学自然是有 区别的。”进而，他指出：“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 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雠学家。所以校雠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凡是有关整理 、编纂、注释古典文献的工作，都是由校雠学家担负了起来。”“我们今天，自然要很 好地继承过去校雠学家们的方法和经验，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 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 、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 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作出有 益的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
在提出基本要求和任务后，张先生认为这还不够，应该在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写出总 结性的著作来。“只要我们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为整理而整理，而是心怀大志，朝着一 个宏伟目标而努力不懈，不仅大有出息，而且可以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5](P3-4 )
二、总结前人整理文献的经验和业绩
书中，用四编介绍古代文献的基本情况，以及整理古代文献的基础知识——版本、校 勘、目录。虽然他人书中也有同样的内容，但张先生写得简明扼要，很有特色。他还概 括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像抄写、注解、翻译、考证、辨伪、辑佚等；归纳前人整 理文献的丰硕成果，像修通史、纂方志、绘地图、制图表、编字典、辑丛书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重点介绍历代校雠学家整理文献的业绩，通过他们的事迹来体 现文献学的丰富内容。从汉至清，他介绍了刘向刘歆父子、郑玄、陆德明、郑樵、章学 诚、纪昀等人的成就。比如郑玄，张先生认为历来把郑玄看成是一位经学家，是汉代经 学的集大成者，这是不够的；他认为郑玄所整理、注释的书，不限于六艺经传，也还注 《纬》，注《律》，可算是在整理古代文献方面，做了极其广泛而又深入的工作。“经 学”二字，本不足以范围他。又如唐代陆德明，他在校理群书的基础上，对厘析异同， 审定高下，取得很大成绩，其巨著《经典释文》是涉览几百家音义专著、取长补短而写 成，它不仅是考证旧音的渊薮，而且保存古文异体，使经传起源、传授本末、注家姓名 、音义述造，一一详叙。“《经典释文》的《序录》部分，乃是全书的纲领，寓有‘辨 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微意。”[5](P250)
对于清代考证学家整理文献的业绩，张先生也从语言文字、经传、史实、周秦诸子四 个方面，进行了总结，使读者对于清人的业绩，有一个总体上的认识。对近代学者，他 肯定整理文献最有贡献的人，一为张元济，一为罗振玉，皆列举大量的事实，使人心悦 诚服。这些，都是以介绍前人业绩的形式，示人以整理文献从入之途。
三、提出今后整理文献的重要工作
对于整理历史文献，张先生认为，不是单纯地校勘，注释几本书就完了。“更重要的 ，在能从丛杂的资料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将内容相近的合拢来，不同的拆出去， 经过甄别审断、整理纂集的过程，写定为简约可守的新编。让人们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 方面，能够节省时间、精力，较有条理有系统地了解过去，这诚然是文献学工作者的重 任。”[5](P343)比较迫切的任务，他认为有4项，即甄录古代遗文、改造二十四史、整 理地方志书、融贯诸子百家。
所谓甄录古代遗文，就是对流传至今的典籍，要详辨其真伪。真伪可以分开的，应重 新写定，加以整理。如《尚书》，只应把确切的28篇汇编在一起。古书中还有一些专门 性的单篇文字，如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说明书《禹贡》在《尚书》内，专谈科技制造 的《考工记》在《周礼》内，记载时令气候的《夏小正》在《大戴礼记》内，诸如此类 的文字，非常宝贵，“自可从原书中抽出来，加以整理和阐述。”[5](P345)
所谓改造二十四史，有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内容方面“首先宜将后人附加的话，以及 错简、衍文、注语窜入正文等不符合原文的现象，加以改正删订，重新写定。”“其次 ，便是整理旧注的问题。”[5](P348-349)要对旧注有所损益，同时旧注还有个排列的 形式问题。此外，对于世称“芜杂”的《宋史》，要有改修气魄。
所谓整理地方志书，意思十分清楚。值得注意的是，方志名目繁多，而其中的“州县 志”，记载比较详尽，内容比较丰富，可供采摭的资料很多。“整理方志，必须首先在 这方面多下功夫。”其次，一些正史中不详的社会制度、礼俗习尚、民生利病资料，尤 其是少数民族的史实，应“择取其中最为重要的材料，分类撮录，然后纂辑成书，写出 一部可供采摭的史料丛编。替撰述理想中的中国通史提供素材，
所谓融贯诸子百家，是指对周秦诸子加以研究，“找出他们对某一问题的共同认识， 由此考明问题的实质以及对当时和后世所起的作用。”[5](P357)对于两汉以后的子书 、文集、笔记，区别其高下浅深，“假如我们能就历代文集中甄录出许多有价值的政治 论文，都为一集，何尝不可继《明经世文编》、《清经世文编》之后，编出《宋经世文 编》、《唐经世文编》、《先唐经世文编》呢?”对明清文集，“假如我们能分类辑录 ，也可编出一些专门性的《丛钞》，如前人所辑《经义丛钞》之类，这自然是极有意义 的工作。”[5](P359-360)此外，对诸种笔记，也要有所甄别，凡是“朴学功深，富有 价值的，自当进行综合整理。”[5](P361)
除了专著，张先生晚年有若干篇文章，都对80年代初兴盛起来的古籍整理工作提出了 通达的见解，其中有不少富有启发性的建议。这也属于他建构文献学理论体系的具体工 作。他的最基本的主张，是强调整理古籍不单是标点注释校勘，而应该包括研究成果、 总结性论著，整理古籍的方法与门径应包括论著、编述、注释、钞纂四个方面。[3](P1 32-134)一句话，古籍整理与研究必须结合起来，以使整理工作达到更高的水平。
80年代初期，张先生还选编过一部《文献学论著辑要》，旁搜博求古人近人文献学专 论凡120目。其自序中指出：“整理文献，必先于群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 子集之支分派别，辨其原流，明其体统，然后能识古书之真伪，审版本之先后；旁及校 勘、目录、辑佚、避讳诸端，皆当洞达其理，庶几有着力处。若于此类全无所知，遽谈 古籍整理，将见其昏昏冥冥，不解何从下手也。”[6](P1)《辑要》之作，在一定程度 上解决了古籍整理工作者“何从下手”的困难。
倾数十年心血 撰作文献研究名篇
张舜徽先生不仅长期探讨文献学理论，而且身体力行，实践自己的文献学观点，在整 理研究历史文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学术界贡献了若干文献研究的佳作。大体说来， 偏重于对文献本身加以整理研究者有以下几个类别。
一、 《张舜徽先生历史文献学成就述要(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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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文献学新意 建构学科理论体系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学术界欢呼进入“科学的春天”的时期，张舜徽先生恰 好在此时进入到他学术研究的丰收季节。1979年，他与学界同行在桂林发起，成立“中 国历史文献研究会”，被推举为会长。1980年，国务院颁布学位条例，他随之被评为全 国首位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导师。客观形势催促着他继续思索，为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 设提出系统的理论与方法。不久，他就完成了学科建设的奠基之作——《中国文献学》 。这部书的主要贡献，在以下几方面：
一、确定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
在20世纪，最早以“文献学”名其书者，为郑鹤声、郑鹤春先生的《中国文献学概要 》。他们认为：“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 述之，故曰文献学。”[4](P1)从全书内容看，涉及的是文献整理的一些问题，和真正 意义上的文献学还有一段距离。60年代，王欣夫先生的《文献学讲义》，主要是目录、 版本、校勘的知识介绍。张先生在《中国文献学》中，开宗明义，就是确定文献学的范 围和任务。他从“文献”原来的含义和范围出发，认为文献应该是流传下来的文字资料 。“至于地下发现了远古人类的头盖骨和牙齿，那是古生物学的研究范围；在某一墓葬 中出土了大批没有文字的陶器、铜器、漆器等实物，有必要考明其形制、时代和手工艺 的发展情况，那是古器物学的研究范围。这些都是考古学家的职志，和文献学自然是有 区别的。”进而，他指出：“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 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雠学家。所以校雠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凡是有关整理 、编纂、注释古典文献的工作，都是由校雠学家担负了起来。”“我们今天，自然要很 好地继承过去校雠学家们的方法和经验，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 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 、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 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作出有 益的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
在提出基本要求和任务后，张先生认为这还不够，应该在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写出总 结性的著作来。“只要我们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为整理而整理，而是心怀大志，朝着一 个宏伟目标而努力不懈，不仅大有出息，而且可以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5](P3-4 )
二、总结前人整理文献的经验和业绩
书中，用四编介绍古代文献的基本情况，以及整理古代文献的基础知识——版本、校 勘、目录。虽然他人书中也有同样的内容，但张先生写得简明扼要，很有特色。他还概 括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像抄写、注解、翻译、考证、辨伪、辑佚等；归纳前人整 理文献的丰硕成果，像修通史、纂方志、绘地图、制图表、编字典、辑丛书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重点介绍历代校雠学家整理文献的业绩，通过他们的事迹来体 现文献学的丰富内容。从汉至清，他介绍了刘向刘歆父子、郑玄、陆德明、郑樵、章学 诚、纪昀等人的成就。比如郑玄，张先生认为历来把郑玄看成是一位经学家，是汉代经 学的集大成者，这是不够的；他认为郑玄所整理、注释的书，不限于六艺经传，也还注 《纬》，注《律》，可算是在整理古代文献方面，做了极其广泛而又深入的工作。“经 学”二字，本不足以范围他。又如唐代陆德明，他在校理群书的基础上，对厘析异同， 审定高下，取得很大成绩，其巨著《经典释文》是涉览几百家音义专著、取长补短而写 成，它不仅是考证旧音的渊薮，而且保存古文异体，使经传起源、传授本末、注家姓名 、音义述造，一一详叙。“《经典释文》的《序录》部分，乃是全书的纲领，寓有‘辨 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微意。”[5](P250)
对于清代考证学家整理文献的业绩，张先生也从语言文字、经传、史实、周秦诸子四 个方面，进行了总结，使读者对于清人的业绩，有一个总体上的认识。对近代学者，他 肯定整理文献最有贡献的人，一为张元济，一为罗振玉，皆列举大量的事实，使人心悦 诚服。这些，都是以介绍前人业绩的形式，示人以整理文献从入之途。
三、提出今后整理文献的重要工作
对于整理历史文献，张先生认为，不是单纯地校勘，注释几本书就完了。“更重要的 ，在能从丛杂的资料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将内容相近的合拢来，不同的拆出去， 经过甄别审断、整理纂集的过程，写定为简约可守的新编。让人们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 方面，能够节省时间、精力，较有条理有系统地了解过去，这诚然是文献学工作者的重 任。”[5](P343)比较迫切的任务，他认为有4项，即甄录古代遗文、改造二十四史、整 理地方志书、融贯诸子百家。
所谓甄录古代遗文，就是对流传至今的典籍，要详辨其真伪。真伪可以分开的，应重 新写定，加以整理。如《尚书》，只应把确切的28篇汇编在一起。古书中还有一些专门 性的单篇文字，如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说明书《禹贡》在《尚书》内，专谈科技制造 的《考工记》在《周礼》内，记载时令气候的《夏小正》在《大戴礼记》内，诸如此类 的文字，非常宝贵，“自可从原书中抽出来，加以整理和阐述。”[5](P345)
所谓改造二十四史，有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内容方面“首先宜将后人附加的话，以及 错简、衍文、注语窜入正文等不符合原文的现象，加以改正删订，重新写定。”“其次 ，便是整理旧注的问题。”[5](P348-349)要对旧注有所损益，同时旧注还有个排列的 形式问题。此外，对于世称“芜杂”的《宋史》，要有改修气魄。
所谓整理地方志书，意思十分清楚。值得注意的是，方志名目繁多，而其中的“州县 志”，记载比较详尽，内容比较丰富，可供采摭的资料很多。“整理方志，必须首先在 这方面多下功夫。”其次，一些正史中不详的社会制度、礼俗习尚、民生利病资料，尤 其是少数民族的史实，应“择取其中最为重要的材料，分类撮录，然后纂辑成书，写出 一部可供采摭的史料丛编。替撰述理想中的中国通史提供素材，
作出贡献。”[5](P355 -356)
所谓融贯诸子百家，是指对周秦诸子加以研究，“找出他们对某一问题的共同认识， 由此考明问题的实质以及对当时和后世所起的作用。”[5](P357)对于两汉以后的子书 、文集、笔记，区别其高下浅深，“假如我们能就历代文集中甄录出许多有价值的政治 论文，都为一集，何尝不可继《明经世文编》、《清经世文编》之后，编出《宋经世文 编》、《唐经世文编》、《先唐经世文编》呢?”对明清文集，“假如我们能分类辑录 ，也可编出一些专门性的《丛钞》，如前人所辑《经义丛钞》之类，这自然是极有意义 的工作。”[5](P359-360)此外，对诸种笔记，也要有所甄别，凡是“朴学功深，富有 价值的，自当进行综合整理。”[5](P361)
除了专著，张先生晚年有若干篇文章，都对80年代初兴盛起来的古籍整理工作提出了 通达的见解，其中有不少富有启发性的建议。这也属于他建构文献学理论体系的具体工 作。他的最基本的主张，是强调整理古籍不单是标点注释校勘，而应该包括研究成果、 总结性论著，整理古籍的方法与门径应包括论著、编述、注释、钞纂四个方面。[3](P1 32-134)一句话，古籍整理与研究必须结合起来，以使整理工作达到更高的水平。
80年代初期，张先生还选编过一部《文献学论著辑要》，旁搜博求古人近人文献学专 论凡120目。其自序中指出：“整理文献，必先于群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 子集之支分派别，辨其原流，明其体统，然后能识古书之真伪，审版本之先后；旁及校 勘、目录、辑佚、避讳诸端，皆当洞达其理，庶几有着力处。若于此类全无所知，遽谈 古籍整理，将见其昏昏冥冥，不解何从下手也。”[6](P1)《辑要》之作，在一定程度 上解决了古籍整理工作者“何从下手”的困难。
倾数十年心血 撰作文献研究名篇
张舜徽先生不仅长期探讨文献学理论，而且身体力行，实践自己的文献学观点，在整 理研究历史文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学术界贡献了若干文献研究的佳作。大体说来， 偏重于对文献本身加以整理研究者有以下几个类别。
一、 《张舜徽先生历史文献学成就述要(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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