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
设计过“文学化石的 挖掘”这样一节,来处理类似的情况,包括傅雷的家书。傅雷家书当初是私人的东西, 它产生过文学影响,是在80年代。但最终还是没有这样做。原因之一,我在最近的一本 书里讲到:“对50~70年代,我们总有寻找‘异端’声音的冲动,来支持我们关于这段 文学并不单一,苍白的想象。”(《问题与方法》,三联书店2002)。现在这个作品选, 这方面没有处理好。穆旦的许多诗写在文革后期到结束的交界那个时间,读者见到是80 年代,作品选也还是放在文革……
钱:换一个角度,从话语方式、艺术风格来讲,穆旦的诗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在40年代就很自足了……《秋》、《冬》、《春》、《夏》那样的诗,即使放在文革, 也并不离谱。他能写出的。
洪:现在这些问题处理起来比较复杂。作家,或音乐家,经常有一些未发表的手稿发 现,一般都要经过认真考证,以确定它的写作时间。穆旦的情况比较好办一点,作品发 表的时候穆旦已经去世了,他不会再修改了(当然别的人是否修改过我们也不太清楚, 但他的诗的编辑者会有原稿作为根据)。我曾问过一位诗人,他写于文革期间的诗80年 代发表时有无修改,他说当然修改。这个事情就变得麻烦。修改的程度什么样,是几个 字,个别的修饰、调整,还是很大的改动?如果改了很多,能不能说还是写于文革?而且 也没有办法考证。
钱:有的作品,假如放在80年代,则他的艺术手法、话语方式就都不具有写于五六十 年代或文革那样的文学史意义。更不用说艺术上的独创性了。
洪:作品写作时间,早几年、晚几年有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当代有它的复杂性。这 些写于文革或更早一点时间的作品,在文革后发表时,强调的是它们在特殊年代中的叛 逆性质,和表现了作家当时所达到的精神深度。如果在80年代写这样的作品,它的价值 、意义,会受到削弱,会有另一番评价。林子的诗《给他》写在50年代,它继承了浪漫 主义、“爱情至上”的东西,这些在50年代是受批判的……
钱:英国浪漫主义的东西。借鉴了裴多菲、普希金等人的表现方式。
洪:可能受到白朗宁夫人抒情诗的影响,她的作品在50年代有不少读者。
钱:至少是林子她那种气质、抒情方式,在80年代以前都已经养成。
洪:这是作品选中没有处理好,不是很清晰的地方。这是当代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 ,过去的作品可能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没有从这方面来关注。另外,编作品选、史料选 ,研究当代文学史,牵扯的重要的问题是:这个时段的文学或者文化的研究究竟有什么 价值?有些问题会考虑到这方面。我常常很困惑,想不清楚。但是今天,我们不可能讨 论这个问题。
钱:您所说的价值是否指精神意义上的终极的东西?这是属于个人性的本体论焦虑。其 实科学研究是一种“无用之用”。它是一个民族、整个人类文化积累的基本工作,认识 自我的主要手段。研究“十七年文学”的意义也在这里——即使它有病,也应该找到它 的发病机制和文化“病灶”。我觉得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这一点上最令人鼓舞, 通过扎实的材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背后的文化生产机制和它的精神“谱系”。
当代文学的史料的整理和编纂
钱:但是研究“十七年文学”,包括整个当代文学,最大的困难反而是史料的问题。 特别是当代这种与现实政治休戚相关的特殊情况,导致很多关键性资料的获取几乎不可 能。我们国家现在似乎还没有决策层的资料解密的规定……
洪:文艺方面的第一手资料都很难得到。就像公刘的一首诗里说的,多少事包在饺子 里。编纂、公开出版的当代文学方面的史料选,大都是过去公开发表的文章、文件。
钱:以前中国文联组织的《新文艺大系》编有《理论集》和《理论史料集》。收入一 些政策、法规、文件,还有理论思潮类的东西,主要围绕文艺运动、文艺论争来选文章 。就整个当代文学的史料收集与整理而言,这个工作进行得很不理想。可以说还没引起 足够的重视。
洪:文学史的研究、写作不可能离开史料,史料不仅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也具有 推动学科发展的作用。当然,在当代的史料发现、搜集受到许多限制的情况下,这方面 也还是有许多工作等待我们去做。在一般的想法里,会觉得“当代”离我们这么近,不 存在史料的搜集、整理问题。这造
钱:这也跟文学史家的治史思路有关。因为您比较关注当代文学背后强大的意识形态 生产机制和国家制度、政治权力对文学的现实规约,所以《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 对史料选取焦点和别的选本就不同。
洪:是有侧重点。这种侧重点也因为篇幅的限制,不可能包罗万象。“十七年”和文 革,确实也有许多作家作品的评论很重要,比如细言(王西彦)、茅盾、侯金镜的评论等 ,但选不进去,篇幅有限。另外,我觉得还是要稍微单纯一点,不可能把很多问题都纳 入。像五六十年代到70年代,最重要的问题是文学体制的建立。文学内部的很多问题都 会牵扯到文学体制。其实,当代的史料,即使是公开发表的部分,还有许许多多很有趣 、很有价值的资料值得关注。举个小例子说,1958年,很多作家,包括茅盾、郭沫若等 ,都制定了自己的创作计划,一年里要写多少部长篇、多少部中篇、短篇,还有话剧、 诗歌,当时强调要敢想敢干,而且要当“多面手”。
钱:《史料选》把时间上限推到了40年代中后期,从1945年选起,好像有侵占“现代 文学”领地之嫌了。
洪:这也和我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相关。因为那本文学史研究了“当代文学 ”的发生。“当代文学”是如何“出现”的,在“构造”的过程中,各种文学力量、派 别是怎样的关系,“当代文学”与它的“源头”的延安文学又存在哪些重要区别,等等 。
钱:这是当代文学的发生史。我经常在想,当代文学形态(包括组织机构、书报刊的审 察制度、发表与发行方式等等)的策划与设计,最初都是些什么人参加啊?各自的文化身 份又是怎样的?每一个人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这些是重要的史料啊。可惜至今都没有解 密或得到当事人的披露。
洪:要研究当代文学的特征、形态是怎么建立起来,怎么建立它的合法性,这个问题 的解决,并不是说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的,如果推得稍微靠近一点,是从战 后、二次大战日本投降以后就已经在进行了。这并不是我的 《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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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换一个角度,从话语方式、艺术风格来讲,穆旦的诗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在40年代就很自足了……《秋》、《冬》、《春》、《夏》那样的诗,即使放在文革, 也并不离谱。他能写出的。
洪:现在这些问题处理起来比较复杂。作家,或音乐家,经常有一些未发表的手稿发 现,一般都要经过认真考证,以确定它的写作时间。穆旦的情况比较好办一点,作品发 表的时候穆旦已经去世了,他不会再修改了(当然别的人是否修改过我们也不太清楚, 但他的诗的编辑者会有原稿作为根据)。我曾问过一位诗人,他写于文革期间的诗80年 代发表时有无修改,他说当然修改。这个事情就变得麻烦。修改的程度什么样,是几个 字,个别的修饰、调整,还是很大的改动?如果改了很多,能不能说还是写于文革?而且 也没有办法考证。
钱:有的作品,假如放在80年代,则他的艺术手法、话语方式就都不具有写于五六十 年代或文革那样的文学史意义。更不用说艺术上的独创性了。
洪:作品写作时间,早几年、晚几年有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当代有它的复杂性。这 些写于文革或更早一点时间的作品,在文革后发表时,强调的是它们在特殊年代中的叛 逆性质,和表现了作家当时所达到的精神深度。如果在80年代写这样的作品,它的价值 、意义,会受到削弱,会有另一番评价。林子的诗《给他》写在50年代,它继承了浪漫 主义、“爱情至上”的东西,这些在50年代是受批判的……
钱:英国浪漫主义的东西。借鉴了裴多菲、普希金等人的表现方式。
洪:可能受到白朗宁夫人抒情诗的影响,她的作品在50年代有不少读者。
钱:至少是林子她那种气质、抒情方式,在80年代以前都已经养成。
洪:这是作品选中没有处理好,不是很清晰的地方。这是当代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 ,过去的作品可能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没有从这方面来关注。另外,编作品选、史料选 ,研究当代文学史,牵扯的重要的问题是:这个时段的文学或者文化的研究究竟有什么 价值?有些问题会考虑到这方面。我常常很困惑,想不清楚。但是今天,我们不可能讨 论这个问题。
钱:您所说的价值是否指精神意义上的终极的东西?这是属于个人性的本体论焦虑。其 实科学研究是一种“无用之用”。它是一个民族、整个人类文化积累的基本工作,认识 自我的主要手段。研究“十七年文学”的意义也在这里——即使它有病,也应该找到它 的发病机制和文化“病灶”。我觉得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这一点上最令人鼓舞, 通过扎实的材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背后的文化生产机制和它的精神“谱系”。
当代文学的史料的整理和编纂
钱:但是研究“十七年文学”,包括整个当代文学,最大的困难反而是史料的问题。 特别是当代这种与现实政治休戚相关的特殊情况,导致很多关键性资料的获取几乎不可 能。我们国家现在似乎还没有决策层的资料解密的规定……
洪:文艺方面的第一手资料都很难得到。就像公刘的一首诗里说的,多少事包在饺子 里。编纂、公开出版的当代文学方面的史料选,大都是过去公开发表的文章、文件。
钱:以前中国文联组织的《新文艺大系》编有《理论集》和《理论史料集》。收入一 些政策、法规、文件,还有理论思潮类的东西,主要围绕文艺运动、文艺论争来选文章 。就整个当代文学的史料收集与整理而言,这个工作进行得很不理想。可以说还没引起 足够的重视。
洪:文学史的研究、写作不可能离开史料,史料不仅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也具有 推动学科发展的作用。当然,在当代的史料发现、搜集受到许多限制的情况下,这方面 也还是有许多工作等待我们去做。在一般的想法里,会觉得“当代”离我们这么近,不 存在史料的搜集、整理问题。这造
成了当代文学研究出现过多的笼统的、“宏观”叙事 的东西。用类乎“主流话语”、“国家意识形态”等概念代替具体分析。当代文学的史 料很有意思。当代是比较特殊的,它有很多运动,到80年代后期以后,运动就少了,我 们会更多关注作品,精彩的评论。而“十七年”当中,文革当中,政治和文学之间有错 综复杂的关系。所以,史料的问题带有一种时期的特点。什么时期关注什么样的材料, 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钱:这也跟文学史家的治史思路有关。因为您比较关注当代文学背后强大的意识形态 生产机制和国家制度、政治权力对文学的现实规约,所以《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 对史料选取焦点和别的选本就不同。
洪:是有侧重点。这种侧重点也因为篇幅的限制,不可能包罗万象。“十七年”和文 革,确实也有许多作家作品的评论很重要,比如细言(王西彦)、茅盾、侯金镜的评论等 ,但选不进去,篇幅有限。另外,我觉得还是要稍微单纯一点,不可能把很多问题都纳 入。像五六十年代到70年代,最重要的问题是文学体制的建立。文学内部的很多问题都 会牵扯到文学体制。其实,当代的史料,即使是公开发表的部分,还有许许多多很有趣 、很有价值的资料值得关注。举个小例子说,1958年,很多作家,包括茅盾、郭沫若等 ,都制定了自己的创作计划,一年里要写多少部长篇、多少部中篇、短篇,还有话剧、 诗歌,当时强调要敢想敢干,而且要当“多面手”。
钱:《史料选》把时间上限推到了40年代中后期,从1945年选起,好像有侵占“现代 文学”领地之嫌了。
洪:这也和我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相关。因为那本文学史研究了“当代文学 ”的发生。“当代文学”是如何“出现”的,在“构造”的过程中,各种文学力量、派 别是怎样的关系,“当代文学”与它的“源头”的延安文学又存在哪些重要区别,等等 。
钱:这是当代文学的发生史。我经常在想,当代文学形态(包括组织机构、书报刊的审 察制度、发表与发行方式等等)的策划与设计,最初都是些什么人参加啊?各自的文化身 份又是怎样的?每一个人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这些是重要的史料啊。可惜至今都没有解 密或得到当事人的披露。
洪:要研究当代文学的特征、形态是怎么建立起来,怎么建立它的合法性,这个问题 的解决,并不是说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的,如果推得稍微靠近一点,是从战 后、二次大战日本投降以后就已经在进行了。这并不是我的 《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