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

　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
　　钱文亮(以下简称钱)：洪老师，最近，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  史》的《作品选》和《史料选》，感觉从总体框架到具体篇目，与其他同类选本相比，  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例如，报告文学您一篇都没选；八九十年代的杂文也没选。但  诗歌的篇幅有较大的增加。“白洋淀诗群”的多多和芒克，还有比较靠近的诗人柏桦、  王家新和张枣等，都进来了。小说部分，有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王朔的《动物  凶猛》、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等。您还选了“八个样板戏”中的《红灯记》和《沙家  浜》。有许多是以前大多数选本未选过的。其中有些在文学史界还会有争议。当然，您  在“编选说明”中提示说，这套书是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配套读本，作品入选，  主要以“文学性”为标准，也会适当考虑体现文学思潮上的价值(或者说文学史价值)。  尽管如此，正如您曾经说过的，面对当代文学大量的作品、材料和现象，如何确认、取  舍和处理，是一个需要很好考虑的问题。
　　洪子诚(以下简称洪)：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许多学者都做出了大量  努力。史料和作品选编也一样，已有一定的稳定性。不可能、也不应该推翻重来。选什  么，不选什么，有时是有很具体、实际的考虑。比如容量的问题。因为是教学用书，不  能太厚，否则，对学生来说，精力和经济都难以承担。“报告文学”并不是不重要，但  它们的篇幅都很长，涉及内容又有非常强烈的时效性。八九十年代的诗我增加了一些分  量，因为一直感到近年文学界对诗的冷遇，这不公平；这也是想表达我的看法。编当代  文学作品选会遇到很多矛盾、问题，其中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作品的文学价  值和文学史价值的关系。它们有的是统一的，或比较一致的，有时就有差别，不统一。  在这里，选入的“作品”是具有独立的文学“文本”性质，还是更多具有文学史的“史  料”价值，是有区别的。我编的这个选本，这两方面都会兼顾。这种“兼顾”，肯定会  出现矛盾，看起来一定有不很协调的地方。
　　钱：目前有的选本，感觉挺乱的，没有自己的一个尺度。比如有的还在选《班主任》  、《乔厂长上任记》等，诗歌仍选郭沫若的《骆驼》、贺敬之的《回延安》、《三门峡  ——梳妆台》和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还有《天安门诗抄》。只要在当时轰动过的  都选。所以，您特别标明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作品选和史料选，而不是“当代文学  作品选”，给人一种“画龙点睛”之感——正好体现出您的判断，和诸多的选本有了区  别。这一点在选入的诗歌、杂文方面特别明显。
　　洪：五六十年代的杂文选了一些，80年代以后就没有选。因为杂文在五六十年代是一  个特殊的体裁，在特定时期，它是一种重要的表达方式。80年代以后，表达的通道和可  能已经增多了，它的位置和重要性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它本身在艺术形式的积累和创  新上，也不是那么明显。当然，如果篇幅允许，也还是可以适当选一点的。
　　钱：您刚才所说的“矛盾”，应该不是指在“文学性”的标准本身上有什么不统一的  地方，而是取舍作品时，在“文学性”(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这两种标准之间的困惑  。要依据文学史的标准，按张志忠的一个说法，实际上考虑的是文学效果史。
　　洪：跟“效果史”有关，但也还有其它因素。包括作品在当时文学思潮中的位置，发  表、出版的当时和后来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又包含复杂的方面。
　　钱：说一个作家或某部作品有文学史价值，很大程度上指他是开风气之先的，或者说  是具有某种文学思潮的代表性地位的。
　　洪：现在来作当代文学史、文化史的研究，很多材料都很重要，包括你前面提到的大  跃进民歌。《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等，当时影响都很大，在文学潮流上也可以  说是“开风气之先”。这类作品很多，包括“十七”年，文革期间。对它们处理起来比  较难。有的作家、作品，目前评价的距离也很大。也有人对郭小川50年代的叙事诗评价  很高。这些叙事诗，在当时提供了不同的思想视角，情感内涵。在探索当代具有对抗性  ，或差异性(相对于当时主流)的思想情感和表达方式上，是很重要的。不过，如果说到  建立一种风靡一时的诗歌“体式”(“政治抒情诗”)上，他的另一些作品，更值得注意  。
　　钱：有没有一种更好的处理方式?有些作品，文学史著作不能不提，比如说一个诗人，  他最有名的作品可能不是他最好的作品，但这些“成名作”(或代表作)文学史著作一定  要写到它。而编作品选时，则可以选另外的东西——在他经过较长的艺术实践、自我的  磨砺以后写出的文学价值很高的作品。它们在发表时也许没有很大的影响。
　　洪：这其实是你的文学史和作品选主要要解决什么、突出什么的问题。理所当然地应  该有不同的文学史，不同的作品选。是重视文学(文化)思潮变迁、文类沿革?是注重精  神冲突?还是更重视作家、作品的文学独创?侧重点的不同，决定文学史不同叙述方法，  和作家作品的选取标准。你所说的以“文学性”作为基准的文学史和作品选，在处理时  间很靠近的当代文学时，有时有一定难度。不仅艺术性高低并不很容易判断，更重要的  是，有一些问题和现象(从艺术的角度也许乏善可陈)需要“当代人”去处理。所以，我  主张在处理时间很靠近的文学现象时，尺度相对放松一些，这是有好处的。
　　钱：文学史，如果独尊文学性，会有局限，也是不太可能的。在福柯之后，有这样的  质疑：谁的文学性，从哪一种标准来的?
　　洪：你说的有道理，当然也不能绝对化。这关系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我还是相  信存在着某种共同性的经验的。虽然在今天，歧见、差异、分裂是更容易被我们所感知  和把握的东西。
　　钱：对“文学性”的判断，八九十年代以来，大家可能更多地是从现代主义的文学标  准来的，那些叛逆性的、虚构性的东西，容易被认为是“新的”、“独创性”的，因

而  是“文学性”强的，容易被文学史家所重视、接纳；再到以后，不知道是否是后现代的  、解构的、调侃一类的东西被看好。
　　洪：肯定有变化。什么样的诗歌、小说是好的?古诗和新诗的标准是完全一样的吗?就  是不同的新诗诗人、流派，有关新诗的“想象”，也各不相同。同样的诗人、批评家，  不同的时候也发生变化。冯至、朱自清在40年代后期，都推重一种表达“集体”的情感  、意志的诗，鼓动的、朗诵的诗。这和写《十四行集》时的冯至对诗的想象，变化很大  。我想，文学史的工作，就包括清理、揭示这种变迁，揭示稳定的和变动的之间的复杂  关系。因此，文学价值的标准形成也是一个不断积累、变化、争辩的过程。我们在对待  既有的艺术经验，和对这些经验的“反叛”(创新)的关系问题上，肯定会遇到难题。但  是，绝对的

《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