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特定公物应该成为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
刑法第384条第1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第2款规定，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从重处罚。传统观点根据上述法条规定认定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只有两种：公款和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的款物（特定款物）。除此之外的一般公物，能否成为本罪的犯罪对象，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
一种意见认为，挪用一般公物的行为不能构成挪用公款罪。理由是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法律已有明确界定，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公款不同于公物，挪用特定款物之外的其他公物不能以挪用公款罪论1；同时挪用一般公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要小于挪用公款2.此种观点更援引最高检2000年3月15日《关于国家工作人员挪用非特定公物能否定罪的请示的批复》（以下简称最高检《批复》）为据，该《批复》认为此类行为“不以挪用公款罪论处”。这是目前占主流的意见。
第二种观点认为，挪用公物归个人使用，一般应由主管部门按政纪处理，情节严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折价按挪用公款处罚。
笔者认为，非特定公物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理由如下：
1.现行刑法法条不能推断出非特定公物不能成为挪用公款罪犯罪对象的唯一结论。刑法第384条2款规定：挪用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从重处罚。而不是挪用上述款物“以挪用公款罪论，从重处罚”。既是从重处罚，自然是相对于非特定款物而言。因此将挪用非特定公物定性为挪用公款罪，并不与该条款相悖。只是刑法384条1款并没有明确规定挪用公物的情形，使得将非特定公物作为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似乎违背了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这应当视为刑法法条的疏漏，最高检《批复》实际上是对刑法第384条的缩小解释，不应成为将非特定公物排除在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外的理由。
2.以往司法实践将挪用公物情节严重的行为以挪用公款罪论处的做法可资借鉴。1989年11月两高《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解答》）规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情节严重的，可以折价按挪用公款罪处罚。现行刑法已将《补充规定》予以废止，最高院2000年4月6日通过的《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挪用公物的行为如何定性又没有规定。按理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原《补充规定》废止，根据它所作的《解答》应自然失效。但在实践中为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与现行刑法及司法解释规定不明确的矛盾，参考原来的司法解释也是有的。如刑法同样将《关于惩治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予以废止，但司法实践在办理挪用资金、职务侵占、公司、企业人员受贿案件中，却常常参考最高院《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所确定的数额标准。既如此，在现行刑法和《解释》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只要不与现行刑法相违背，参照原《解答》将非特定公物作为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亦无不可。
3.司法实践已经对第一种观点有所突破，开始对挪用公物的问题进行刑法评价。1999年12月21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以挪用公款罪对挪用本单位电解铜变卖用于营利活动的王某判处有期徒刑13年4.由此引发的问题是，这种行为能否以挪用公款罪定罪。有观点认为，如果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追求的是公物的使用价值，不将被挪用的公物进入流通领域的，那么其行为只是挪用公物；如果行为人实施行为时追求的是公物的价值，将被挪用的公物变卖，那么其行为就是挪用公款5.另有观点认为，公物一旦被变卖，变卖款便自然为本单位的货币资产，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形式上侵犯的是公物的所有权，实质上是挪用了公款，因为变卖公物已成为其挪用公款的手段行为6.从上可知，关于挪用公物变卖的行为应定为挪用公款罪已无争议。挪用公物进行变卖，形式上似乎是间接挪用了公款，但行为人之所以挪用只是应一时之急，事后其必然要想方设法恢复原状（否则就应以贪污定性），虽然其所挪用的公物与买回的公物可能有特定物与种类物之分别，但对于公物的所有单位来说，只要行为人已经挪用，则该公物是否被变卖，所受到的损失都是一样的。故从挪用公物进行变卖的终极结果来看，只不过是侵犯了公物的使用权，这一点与挪用公物使用而不变卖没有差异。如果将挪用公物进行变卖而后买回的行为以挪用公款罪处罚，而对挪用公物不变卖的行为网开一面，势必造成种行为二种评价，无法体现法治平等精神，也无法体现罪刑相适用原则。
4.挪用公物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必须由刑法来调整。挪用公物不进行处罚，势必为一些具有管理、领导、经手职权的人占用公物大开方便之门，使公物明为公有，实为私有，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如领导干部占用公车、公用移动电话等，都是老百姓反映强烈的社会问题。从挪用公物的行为看，小处讲只是侵犯了单位的公物的使用权，大处讲则败坏了党和国家形象。其社会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挪用公款可能是隐蔽的腐败行为，而挪用公物则是公然的腐败行为，是对党纪国法的公开挑战。对于这种行为，不以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必然造成负面的社会效果。
综上，挪用公物情节严重的行为应以犯罪论处，现行刑法并未将非特定公物排除在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之外，只是法条有疏漏之处，造成司法实践对这种行为无法追究。故笔者建议对刑法384条进行修改，将挪用公物情节严重的行为明确界定在挪用公款犯罪的范畴之内。同样的理由，刑法第272条亦应作相应修改。
注释：
1. 来振勇、王为明：《办理挪用公款案应注意的问题》，见《刑事司法指南》2000年2期第84-85页。
2. 颜茂昆、贺小电、翟玉华著：《刑法适用新论》第1789页。
3. 刘家琛主编：《刑法分则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第3142页。
4. 《刑事审判参考》2000年5期第42-47页。
5. 曾芳文、段启俊主编：《个罪法定情节研究与适用》第1000页。
6. 赵秉志主编：《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之《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分册第90页。 《非特定公物应该成为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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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意见认为，挪用一般公物的行为不能构成挪用公款罪。理由是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法律已有明确界定，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公款不同于公物，挪用特定款物之外的其他公物不能以挪用公款罪论1；同时挪用一般公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要小于挪用公款2.此种观点更援引最高检2000年3月15日《关于国家工作人员挪用非特定公物能否定罪的请示的批复》（以下简称最高检《批复》）为据，该《批复》认为此类行为“不以挪用公款罪论处”。这是目前占主流的意见。
第二种观点认为，挪用公物归个人使用，一般应由主管部门按政纪处理，情节严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折价按挪用公款处罚。
笔者认为，非特定公物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理由如下：
1.现行刑法法条不能推断出非特定公物不能成为挪用公款罪犯罪对象的唯一结论。刑法第384条2款规定：挪用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从重处罚。而不是挪用上述款物“以挪用公款罪论，从重处罚”。既是从重处罚，自然是相对于非特定款物而言。因此将挪用非特定公物定性为挪用公款罪，并不与该条款相悖。只是刑法384条1款并没有明确规定挪用公物的情形，使得将非特定公物作为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似乎违背了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这应当视为刑法法条的疏漏，最高检《批复》实际上是对刑法第384条的缩小解释，不应成为将非特定公物排除在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外的理由。
2.以往司法实践将挪用公物情节严重的行为以挪用公款罪论处的做法可资借鉴。1989年11月两高《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解答》）规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情节严重的，可以折价按挪用公款罪处罚。现行刑法已将《补充规定》予以废止，最高院2000年4月6日通过的《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挪用公物的行为如何定性又没有规定。按理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原《补充规定》废止，根据它所作的《解答》应自然失效。但在实践中为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与现行刑法及司法解释规定不明确的矛盾，参考原来的司法解释也是有的。如刑法同样将《关于惩治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予以废止，但司法实践在办理挪用资金、职务侵占、公司、企业人员受贿案件中，却常常参考最高院《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所确定的数额标准。既如此，在现行刑法和《解释》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只要不与现行刑法相违背，参照原《解答》将非特定公物作为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亦无不可。
3.司法实践已经对第一种观点有所突破，开始对挪用公物的问题进行刑法评价。1999年12月21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以挪用公款罪对挪用本单位电解铜变卖用于营利活动的王某判处有期徒刑13年4.由此引发的问题是，这种行为能否以挪用公款罪定罪。有观点认为，如果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追求的是公物的使用价值，不将被挪用的公物进入流通领域的，那么其行为只是挪用公物；如果行为人实施行为时追求的是公物的价值，将被挪用的公物变卖，那么其行为就是挪用公款5.另有观点认为，公物一旦被变卖，变卖款便自然为本单位的货币资产，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形式上侵犯的是公物的所有权，实质上是挪用了公款，因为变卖公物已成为其挪用公款的手段行为6.从上可知，关于挪用公物变卖的行为应定为挪用公款罪已无争议。挪用公物进行变卖，形式上似乎是间接挪用了公款，但行为人之所以挪用只是应一时之急，事后其必然要想方设法恢复原状（否则就应以贪污定性），虽然其所挪用的公物与买回的公物可能有特定物与种类物之分别，但对于公物的所有单位来说，只要行为人已经挪用，则该公物是否被变卖，所受到的损失都是一样的。故从挪用公物进行变卖的终极结果来看，只不过是侵犯了公物的使用权，这一点与挪用公物使用而不变卖没有差异。如果将挪用公物进行变卖而后买回的行为以挪用公款罪处罚，而对挪用公物不变卖的行为网开一面，势必造成种行为二种评价，无法体现法治平等精神，也无法体现罪刑相适用原则。
4.挪用公物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必须由刑法来调整。挪用公物不进行处罚，势必为一些具有管理、领导、经手职权的人占用公物大开方便之门，使公物明为公有，实为私有，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如领导干部占用公车、公用移动电话等，都是老百姓反映强烈的社会问题。从挪用公物的行为看，小处讲只是侵犯了单位的公物的使用权，大处讲则败坏了党和国家形象。其社会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挪用公款可能是隐蔽的腐败行为，而挪用公物则是公然的腐败行为，是对党纪国法的公开挑战。对于这种行为，不以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必然造成负面的社会效果。
综上，挪用公物情节严重的行为应以犯罪论处，现行刑法并未将非特定公物排除在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之外，只是法条有疏漏之处，造成司法实践对这种行为无法追究。故笔者建议对刑法384条进行修改，将挪用公物情节严重的行为明确界定在挪用公款犯罪的范畴之内。同样的理由，刑法第272条亦应作相应修改。
注释：
1. 来振勇、王为明：《办理挪用公款案应注意的问题》，见《刑事司法指南》2000年2期第84-85页。
2. 颜茂昆、贺小电、翟玉华著：《刑法适用新论》第1789页。
3. 刘家琛主编：《刑法分则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第3142页。
4. 《刑事审判参考》2000年5期第42-47页。
5. 曾芳文、段启俊主编：《个罪法定情节研究与适用》第1000页。
6. 赵秉志主编：《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之《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分册第90页。 《非特定公物应该成为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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