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紫姚黄——微型作家论
《障碍》，则是关于“爱情力学”的，在那个故事里，欲望成为法则本身 ，并成为“叙事法则”。
在读过《交叉跑动》之后不久我去了南京，在东南大学的一侧，我看到他小说里写到 的那座人行天桥，并想象了那次引发故事的车祸。我对韩东的身上互融交汇的敏感、睿 智有了更真切的理解。那时候，关于“断裂”的争论还在继续，韩东仍然在四面出击， 同时也在四面招架。不管怎么说，在反抗现行的文学秩序这一点上，60年代出生的一代 总是能取得共识。我不掩饰我对韩东的精神声援。尽管韩东一代的作家仍然不能全面地 代表60年代出生的一代，但我相信，在韩东这样的自由作家身上才可以看到中国文学所 能达到的自由状态。
陈染：另一扇打开的门
陈染在文学上的成长代表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基本轨迹。她引起 我的注意是1988年，当时我读了她的后来改名叫《纸片儿》的一个中篇小说。那是一部 现代《聊斋》，它诡异的气息让人惊叹不已。我个人在阅读中十分注意作家的语言能力 ，而当时年轻的陈染便以丰润饱满的语感和娴熟轻灵的语言驾驭力，让人感觉到了她深 厚的艺术潜力。之后不久我读了她出道时的那些小说，是我所熟悉的刘索拉式的青春宣 泄，肆意张扬个性主义的启蒙语录。这些小说尽管没有达到刘索拉那样的周全与深刻， 但依然透着某种叙事睿智，以及属于陈染个人风格的充满氛围感的场景描述与情绪渲染 。90年代她再度引起我的注意时，她已然是引领风骚的一代才女，在中流击水，浪遏飞 舟。我之前没能预见到她日后在艺术取向上的巨大转捩。而今逆想，她早期个性主义的 写作主张，非现实或超现实的题材型态，只需适当的酝酿，便会绽出今日私语化的写作 风格与激进的性别立场。
陈染的长篇代表作《私人生活》第一次将性别场景深刻、全面地楔入当代中国的文学 语境中。《私人生活》不仅倡导了90年代盛行的“私人化”写作，倡导了以小叙事消解 大叙事的文学范式，更为重要的是：它倡导了文学中新历史主义形态，倡导了性别意识 形态，倡导了消解式的批判立场。《私人生活》所提供的女性经验，重要的不仅是它的 私秘性，更在于它的本真性，亦即它所提供的经验是不曾被某种强硬的男性意识形态所 改写过的，不曾被扭曲与他者化(other)的。这样，陈染很快就被批评界抬升到了“女 性主义”的理论高度。这种“抬升”某种程度上限定了她，但理论上的界定还是基本到 位的。陈染本人强调自己的写作是一种“超性别写作”，但这种强调的实际意义同样也 被抬升到了与性别立场相关的“主义”的高度。因为，在90年代的中国，在全世界版本 不一的女性主义宣言里，写作本身被认为是女性救赎的途径之一，并在那些激情遄飞 、语不成调的理论表述中充满了本体意味。
这些陈染小说常作为范本被人提及：《私人生活》、《无处告别》、《破开》以及《 与往事干杯》。《无处告别》以黛二与母亲、与情人、与朋友、与现代文明的紧张关系 ，提供了现代知识女性的某种绝境体验。《破开》则是以“姐妹情谊”(sister-hood) 消解传统男女二元的性别模式，是一种激进的性别立场，是直接面对“性政治”的文学 言说。《与往事干杯》在气质上与她早期的聊斋体小说一脉相承，将一个女人在不同时 空里与一对父子的爱情遭遇写得曲折有致，极富想象。在这个小说里，我们也能隐约感 觉到法国人杜拉斯式的风格类型，是一个借助通俗外壳(爱情、肉欲、奇遇、异国情调 等)包装的严肃小说。批评界在对陈染小说的评说中，“身体写作”这个概念已经浮出 水面。在日后的延伸中，出现了像卫慧和《上海宝贝》这样的“身体写作”的极致代表 ，恐怕陈染和我们一样始料不及。
陈染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辞了教职去了出版社。但任何一种体制性的生活方式对 敏感有加的陈染都是一种桎梏。她最后成为自由撰稿人。她生活相对封闭。在我的阅读 印象里，她是个自恋色彩颇重的女人。但她好研究人，她是一个国际性的精神分析学组 织的成员，中国作家中仅此一人。她的精神分析案例报告做得极其专业，并且她热衷此 道，搜集了大量此间材料。在《私人生活》中，对主人公倪拗拗在精神病院里的遭遇的 精确记述，显然得力于在精神分析学上的造诣。在社会分工日益精细的当今世界，经天 纬地式的作家已经消失了。但毫无疑问，像陈染这样拥有某种技巧的作家总能在文学的 汪洋里占据自己的岛渚。
池莉：生活秀
1987年，池莉在《上海文学》发表《烦恼人生》。这部屡遭退稿的小说，不意竟成为 一个小说流派的标志性作品，小说主人公印家厚则成为某种生存状态的代名词，而“烦 恼”则直接呼应了海德格尔对“此在”的命名。以往小说中司空见惯的价值理想、终极 关怀及种种宏大叙事，在《烦恼人生》中被还原为印家厚式的琐碎生活。印家厚是一个 被生活所淹没的人。池莉的《烦恼人生》除了展示生活鸡零狗碎的原生面目，同时还想 揭示的是她后来一直坚执的存在哲学，即没有可以超越世俗原则的生活方式，没有谁能 真正地“生活在别处”。新时期以来那些打着“人道主义”、“人性解放”旗号的“大&
池莉的存在哲学里，“活着”是生命的第一要义。在她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 及相关的多个小说里，“活着”的意义超越了一切附丽于“活着”的价值指标。当“活 着”受到威胁时，一切为“活着”而作的努力怎么都不过分：奴颜婢膝、趋炎附势、损 人利己、卖身卖淫……。“活着”才是存在的最后底线。当然，池莉并不有意鼓吹在某 种情境下道德沦丧的“合法性”，她更为关注的是在特定的生存困境里“活着”的本能 意义，以及为“活着”而支付道德代价的普适性与无奈性。池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真实 的市民化的世俗伦常。在《你是一条河》里，那种为活着而进行的千方百计的努力，被 提升为是一种民族性格，并冠以“顽强”、“坚韧”这样的形容词以增强此种言说的话 语力量。尽管我对池莉及其小说颇有好感，并认同她对世俗伦常所作的充满智慧的洞察 ，但另一方面，我并不赞同那种无聊的“提升”。这跟我不赞同将“本能”提升为“人 性”的道理是一样简单的。
按海德格尔的说法，人是被“抛入”世界的。没有人可以真正置身世外，没有人可以 “生活在别处”，一切存在都是“生活秀”，是世俗通则的演示。因此，在池莉看来， 没有 《魏紫姚黄——微型作家论(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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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过《交叉跑动》之后不久我去了南京，在东南大学的一侧，我看到他小说里写到 的那座人行天桥，并想象了那次引发故事的车祸。我对韩东的身上互融交汇的敏感、睿 智有了更真切的理解。那时候，关于“断裂”的争论还在继续，韩东仍然在四面出击， 同时也在四面招架。不管怎么说，在反抗现行的文学秩序这一点上，60年代出生的一代 总是能取得共识。我不掩饰我对韩东的精神声援。尽管韩东一代的作家仍然不能全面地 代表60年代出生的一代，但我相信，在韩东这样的自由作家身上才可以看到中国文学所 能达到的自由状态。
陈染：另一扇打开的门
陈染在文学上的成长代表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基本轨迹。她引起 我的注意是1988年，当时我读了她的后来改名叫《纸片儿》的一个中篇小说。那是一部 现代《聊斋》，它诡异的气息让人惊叹不已。我个人在阅读中十分注意作家的语言能力 ，而当时年轻的陈染便以丰润饱满的语感和娴熟轻灵的语言驾驭力，让人感觉到了她深 厚的艺术潜力。之后不久我读了她出道时的那些小说，是我所熟悉的刘索拉式的青春宣 泄，肆意张扬个性主义的启蒙语录。这些小说尽管没有达到刘索拉那样的周全与深刻， 但依然透着某种叙事睿智，以及属于陈染个人风格的充满氛围感的场景描述与情绪渲染 。90年代她再度引起我的注意时，她已然是引领风骚的一代才女，在中流击水，浪遏飞 舟。我之前没能预见到她日后在艺术取向上的巨大转捩。而今逆想，她早期个性主义的 写作主张，非现实或超现实的题材型态，只需适当的酝酿，便会绽出今日私语化的写作 风格与激进的性别立场。
陈染的长篇代表作《私人生活》第一次将性别场景深刻、全面地楔入当代中国的文学 语境中。《私人生活》不仅倡导了90年代盛行的“私人化”写作，倡导了以小叙事消解 大叙事的文学范式，更为重要的是：它倡导了文学中新历史主义形态，倡导了性别意识 形态，倡导了消解式的批判立场。《私人生活》所提供的女性经验，重要的不仅是它的 私秘性，更在于它的本真性，亦即它所提供的经验是不曾被某种强硬的男性意识形态所 改写过的，不曾被扭曲与他者化(other)的。这样，陈染很快就被批评界抬升到了“女 性主义”的理论高度。这种“抬升”某种程度上限定了她，但理论上的界定还是基本到 位的。陈染本人强调自己的写作是一种“超性别写作”，但这种强调的实际意义同样也 被抬升到了与性别立场相关的“主义”的高度。因为，在90年代的中国，在全世界版本 不一的女性主义宣言里，写作本身被认为是女性救赎的途径之一，并在那些激情遄飞 、语不成调的理论表述中充满了本体意味。
这些陈染小说常作为范本被人提及：《私人生活》、《无处告别》、《破开》以及《 与往事干杯》。《无处告别》以黛二与母亲、与情人、与朋友、与现代文明的紧张关系 ，提供了现代知识女性的某种绝境体验。《破开》则是以“姐妹情谊”(sister-hood) 消解传统男女二元的性别模式，是一种激进的性别立场，是直接面对“性政治”的文学 言说。《与往事干杯》在气质上与她早期的聊斋体小说一脉相承，将一个女人在不同时 空里与一对父子的爱情遭遇写得曲折有致，极富想象。在这个小说里，我们也能隐约感 觉到法国人杜拉斯式的风格类型，是一个借助通俗外壳(爱情、肉欲、奇遇、异国情调 等)包装的严肃小说。批评界在对陈染小说的评说中，“身体写作”这个概念已经浮出 水面。在日后的延伸中，出现了像卫慧和《上海宝贝》这样的“身体写作”的极致代表 ，恐怕陈染和我们一样始料不及。
陈染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辞了教职去了出版社。但任何一种体制性的生活方式对 敏感有加的陈染都是一种桎梏。她最后成为自由撰稿人。她生活相对封闭。在我的阅读 印象里，她是个自恋色彩颇重的女人。但她好研究人，她是一个国际性的精神分析学组 织的成员，中国作家中仅此一人。她的精神分析案例报告做得极其专业，并且她热衷此 道，搜集了大量此间材料。在《私人生活》中，对主人公倪拗拗在精神病院里的遭遇的 精确记述，显然得力于在精神分析学上的造诣。在社会分工日益精细的当今世界，经天 纬地式的作家已经消失了。但毫无疑问，像陈染这样拥有某种技巧的作家总能在文学的 汪洋里占据自己的岛渚。
池莉：生活秀
1987年，池莉在《上海文学》发表《烦恼人生》。这部屡遭退稿的小说，不意竟成为 一个小说流派的标志性作品，小说主人公印家厚则成为某种生存状态的代名词，而“烦 恼”则直接呼应了海德格尔对“此在”的命名。以往小说中司空见惯的价值理想、终极 关怀及种种宏大叙事，在《烦恼人生》中被还原为印家厚式的琐碎生活。印家厚是一个 被生活所淹没的人。池莉的《烦恼人生》除了展示生活鸡零狗碎的原生面目，同时还想 揭示的是她后来一直坚执的存在哲学，即没有可以超越世俗原则的生活方式，没有谁能 真正地“生活在别处”。新时期以来那些打着“人道主义”、“人性解放”旗号的“大&
nbsp; 写的人”，在池莉的小说里蜕化为被种种世俗欲望所驱遣的卑琐狭隘的“小人”。置身 生活的汪洋大海，面对世俗的海啸，高呼什么“主体性”，张扬什么“自我”、“个性 ”、“启蒙”，在池莉看来显然是荒诞可笑的。在20世纪80年代末不期而至的文化转型 期里，我们通过池莉的小说近距离地目击了“主体性的黄昏”。
池莉的存在哲学里，“活着”是生命的第一要义。在她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 及相关的多个小说里，“活着”的意义超越了一切附丽于“活着”的价值指标。当“活 着”受到威胁时，一切为“活着”而作的努力怎么都不过分：奴颜婢膝、趋炎附势、损 人利己、卖身卖淫……。“活着”才是存在的最后底线。当然，池莉并不有意鼓吹在某 种情境下道德沦丧的“合法性”，她更为关注的是在特定的生存困境里“活着”的本能 意义，以及为“活着”而支付道德代价的普适性与无奈性。池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真实 的市民化的世俗伦常。在《你是一条河》里，那种为活着而进行的千方百计的努力，被 提升为是一种民族性格，并冠以“顽强”、“坚韧”这样的形容词以增强此种言说的话 语力量。尽管我对池莉及其小说颇有好感，并认同她对世俗伦常所作的充满智慧的洞察 ，但另一方面，我并不赞同那种无聊的“提升”。这跟我不赞同将“本能”提升为“人 性”的道理是一样简单的。
按海德格尔的说法，人是被“抛入”世界的。没有人可以真正置身世外，没有人可以 “生活在别处”，一切存在都是“生活秀”，是世俗通则的演示。因此，在池莉看来， 没有 《魏紫姚黄——微型作家论(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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