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紫姚黄——微型作家论

可以超越物质与利益的诗性存在，比如经典意义上的爱情。与其他大多数的女性作  家不同，池莉拒绝对“爱情”作乌托邦式的纯情阐释。在她的《不谈爱情》中，一对男  女因为各自的利益而结合，虽然因为利益不和而分手，但最后又因为共同的利益而再度  握手言和。在这里，利益是至高无上的，爱情是退而居其次的。恩格斯有言：没有爱情  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但在池莉的小说里，婚姻里的爱情是可笑的。池莉曾应读者之请，  在小说《绿水长流》中试图“谈谈爱情”。但这个曲折有致的小说，最终却彻底葬送了  爱情。她唯一一次以童话式的笔法写爱情时，将整个场景搬到了西藏。只有在远未被物  质主义所侵袭的边缘地带，在一个笼罩着浓郁的原始宗教气息的所在，童话式的爱情场  景才火花似地闪耀起来。
　　1998年夏天洪水威胁武汉时，池莉成为我最挂念的一个人。也就在这个时候，她的《  来来往往》因为电视剧的缘故红遍九州。这是用仿诗意的笔法写出的一个中产阶级趣味  的小说。它理所当然地被我鄙视。我喜欢池莉精致而悬念迭出的小说形式，但我不喜欢  她小说里不时的颓废，以及日渐显露的中产阶级式的腐糜。我以为，正是我所拒斥的这  些因素阻挠了池莉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刘恒：食与色
　　1986年，由丁玲创办的《中国》杂志在丁玲去世后已是举步维艰。这本杰出的杂志在  这一年里竭尽全力推出了“非非诗派”以及残雪、刘恒等文学新人。刘恒等人日后的文  学成就反过来证明了这本短命杂志的伟大之处。在这一年第6期、也是最后一期的《中  国》上，刘恒发表了他的成名作《狗日的粮食》。这部小说开创了一种文学风潮，使敏  感的批评家意识到一种介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间的“第三条道路”出现在了现代汉语  写作的前程。80年代中后期，反映式的现实主义尽管已令人生厌，但在某种文学之外的  力量支撑下占据着文学的主潮；“先锋派”的革命意义已显山露水，但先锋派生活在西  方大师的阴影下，让人心情尴尬。以刘恒以及他的《狗日的粮食》为代表的“新写实小  说”则显然试图超越这些限制与尴尬。虽然“新写实”在当时及日后都招来许多尖刻的  批评，在我看来也认为它在整体上没有达到一个理想状态，但我坚定地认为，它是当时  最贴近当代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与精神内里的一种写作。
　　据说刘恒没什么农村生活体验。他是北京人。他对农村的了解主要来自于小说与传说  。但他竟然写出了《狗日的粮食》这样一个发生在乡土空间的故事。这让我想起李白写  《蜀道难》，仅凭卓越的想象，就让从未谋面的景物栩栩如生起来。在《狗日的粮食》  里，杨天宽用二百斤谷子换回一个瘿袋婆，这个瘿袋婆勤勉能干，且利口，全村人既看  不起她又不敢招惹她。在最困难的年月里，是她的勤劳与心计让一个八口之家渡过了道  道难关。日子终于好转了。一天，瘿袋在去购粮的途中因不慎丢失购粮卡，“嗷”地一  声死在了路边。刘恒在小说中将中国农民的生活状态还原到了“食色”层面，在刻意创  设的“粮食”语境里，让所有人物的生命活动退居自然主义的卑微高度。他的小说既有  一种无言的震撼，又充满温柔的怜悯与深重的焦虑。此后，刘恒的《白涡》、《伏羲伏  羲》、《黑的雪》等小说的相继推出，使他很快成为中国文坛的重量级人物。《白涡》  是一部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其中讲述的“第三者”故事超越了一般的道德评判，而深入  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层次，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感遭遇与精神处境进行了精致的  描绘。《伏羲伏羲》则是一个乱伦故事，《黑的雪》是一个成长故事，都与性欲有关，  这些小说都表明刘恒所持有的关于驱动生命、推动命运的基本力量的认知。他90年代的  著名长篇《苍河白日梦》在艺术表达上是他的小说的极致。在我看来，这是一部用现代  汉语写成的《红楼梦》，当然它的杰出之处不在于用一种语言去转译另一种语言。实际  上，在这部长篇里，刘恒融入了我们所熟知的多种叙事元素与技巧，将一个陈腐的家族  故事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意境。他的小说有着对生活独特而深入的洞察，他富于弹性的  语言功底又使他的叙述从容而张弛有度，虚实相间，出神入化。他的不少小说不久都拍  成了电影并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他自己也一度成为众多获奖影片的编剧。
　　最近这两年，刘恒

发表了《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并将它搬上了电影与电视，获  得了巨大的成功。阅读这部小说，尽管有语言上的快感，但掩卷而思，我仍不满于它显  而易见的精神缺陷。我一向不喜欢北京人对痛苦的那种拆卸方式。北京人的贫嘴、油滑  ，其深层是对于痛苦体验的规避。任何一个规避痛苦的民族或群体将不可能在切肤之痛  中自我奋发。我不能赞成刘恒对张大民的精神认同。
　　收稿日期：2002-06-18

《魏紫姚黄——微型作家论(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