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剧的意义
这段野史。(注：参见《郭沫若的史学生涯》叶桂生 谢 保成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188页：“‘甲申三百年’风波”)
对于构筑意识形态的史学与史剧，理解历史的现实意义比历史事实更重要。葛兰西将 上层建筑分为由国家、军队、法律等机构代表的政治社会与由政党、教会、学校、新闻 媒体与文化团体代表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意识形态的活动场所。国民党政权下郭沫 若的史学与史剧构筑的意识形态在市民社会中与政治社会对立，争夺知识与道德的领导 权。这种格局在建国后发生了变化。上层建筑中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冲突与竞争失去 了“合法性”。知识分子的使命从争夺文化领导权变成服务既定的文化领导权。郭沫若 过去为那些挑战正统的叛逆、流寇翻案写成历史悲剧，现在却需要用史学与史剧重塑正 统。梁启超当年提倡新史学时，批判中国旧史学有君史、无民史，有群统、无国统。郭 沫若早期的历史剧创作力求构筑历史中人民主体、国家主体，到解放后的两出历史剧《 蔡文姬》与《武则天》，他又隐晦地试图构筑新的“君统”。《蔡文姬》用郭沫若的话 说是借蔡文姬为曹操翻案，曹操与武则天，或因出身或因性别，均是有君之实而无君之 名。郭沫若的翻案历史剧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为新中国建立新正统。郭沫若一再表白“ 蔡文姬就是我”，他想一方面通过为曹操翻案树立新中国的新正统，另一方面通过蔡文 姬归汉，表达自己意识形态立场上自觉的归属与认同。
翻案史学与翻案史剧不是忠于历史事实，而是以新的意义挑战旧的意义。郭沫若的史 学研究不再提“人民本位”，开始关注所谓“对人民有利”的帝王。《胡笳十八拍》中 蔡文姬归来看到的景象是“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 无人声，豺狼号且吠。”剧中蔡文姬归来看到的却是丰收的“太平景象”，农民唱着“ 屯田歌”，歌颂“为民造福”的曹丞相。郭沫若继续史学与史剧写作，却领会到新的历 史语境中意识形态的结构与功能发生变化的深刻含义，“以古鉴今”或“以古喻今”变 为“古为今用”，历史不再有构筑意识形态的使命，反倒是意识形态开始构筑历史。郭 沫若有时强说革命胜利后还可以写悲剧，但他自己却明白地不再写悲剧了。他的两部历 史剧参与掀起了有关历史剧的大讨论，但他本人却没有积极参与讨论。历史剧的现实性 比真实性更重要，只是把握现实性的问题是纯粹的权力问题，在理论形式中无法言说。
二、新史学的意识形态意义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也是中国现代话剧中历史剧创作的领导 者。他同时以史学与史剧的方式，实现了从历史构筑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的意义。我们在 有机知识分子与精英思想大众化的现代意识形态语境上理解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并将 他当作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典型，思考中国现代启蒙与革命立场上的“有机的知识分子 ”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郭沫若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一个将典型性表现到极致的 个案。
从史学角度看，他体现了梁启超等人发起的“新史学”的理想。1902年2月到11月间， 《新民丛报》分6期连载了梁启超的《新史学》，(注：分别刊载于《新民丛报》第1、3 、11、14、16、20期，本书的相关引文，均出自《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林毅校点， 香港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42页。)在中国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梁启超认为，历 史是叙述国族之进化的学术。国族是历史的主体，进化是历史的精神，历史则表现为国 族之间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进程。中国无历史，是因为旧史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中国的史是君史，一朝一姓的家谱，势利腐儒堆积的耗损民智的故纸堆，培养国民 的奴隶根性。梁启超呼吁在新观念下建立新史学，当时虽有异议，但响应者众。“横阳 翼天氏”(曾鲲化)在《中国史的出世辞》中祝福中国史的诞生，将它提高到建国与自由 独立的高度：“中国历史出世，谨祝我伟大中国灿烂庄严之文明国旗出世于今日，谨祝 我中国四万万爱国国民出世于今日，谨祝我四万万爱国国民所希望理想之自由，所瓣香 祷祝之独立出世于今日。”(注：转引自《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 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597页。)
新史学将国史的建立提高到国家建立的高度上，代表着当时的一种普遍的思潮，这是 中国现代史学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开端。
建立新史学的要义在于建立新国家。中国不仅没有历史，也没有国家。建史肩负着建 国的重任，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惊人之语，它有切实的感悟或认识。现代国家与历史是密 不可分的。国族是历史的主体，历史是现代国家存在的认同形式，没有历史的进步的统 一性，就没有国家的理念基础。国家是历史中形成的，建立国家必须先建立该国家民族 为主体的历史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注：美籍汉学家杜赞奇曾经详细论述过这个问题。 参见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by Prasenjit Duara,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传统中国不仅无史，甚至“无国”，国家是 人民之公产，朝廷不过是一家一姓之私，国家之蟊贼。中国古代“虽有国之名，未成国 之形”。(注：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将国家定义为“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 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 者，人人皆服从者”。古代中国只有朝廷，没有国家。“且我国畸昔，岂尝有国家哉， 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 ，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 、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分产也。”《 饮冰室文集》五，第9-10页。)陈独秀回忆他自己直到八国联军之后才有了国家概念。( 注：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回忆道：“八国联军之后，……我才晓得，世界
从历史中构筑国家意识形态。新史学的这一前提，不仅假设了史学的意识形态性，而 且设定了史学家作为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立场。
建立新国家，必须从建立现代国家观念开始，历史是现代国家的认同形式，所以建设 现代中国应从建立中国新历史观念开始。中国的现代化在起点上面临着观念中的双重空 缺，一是现代国家观念的空缺，二是现代国家存在认同的历史观念的空缺。梁启超开启 的中国现代历史观念，从一开始就设定了史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八国联军之后，中国知 识分子觉醒到中国只有窃国为家的朝代，没有人民公产的国家。辛亥革命成功了，面临 着建国在政治与观念上的双重混乱。政治上的混乱已多有论述，观念上的混乱表现在： 首先辛亥革命曾以民族主义理念(驱逐靼虏恢复中华)革命，但不能以民族主义理念建国 ，所以提出“五族共和”的建国理念。梁启超那一代人的种族理念无法作为新国家意识 形态认同的主体。种族还是人民?谁是人民?其次，帝制结束，中国旧史学的“正统”在 终结了，梁启超曾批判旧史学有君统而 《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剧的意义(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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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构筑意识形态的史学与史剧，理解历史的现实意义比历史事实更重要。葛兰西将 上层建筑分为由国家、军队、法律等机构代表的政治社会与由政党、教会、学校、新闻 媒体与文化团体代表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意识形态的活动场所。国民党政权下郭沫 若的史学与史剧构筑的意识形态在市民社会中与政治社会对立，争夺知识与道德的领导 权。这种格局在建国后发生了变化。上层建筑中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冲突与竞争失去 了“合法性”。知识分子的使命从争夺文化领导权变成服务既定的文化领导权。郭沫若 过去为那些挑战正统的叛逆、流寇翻案写成历史悲剧，现在却需要用史学与史剧重塑正 统。梁启超当年提倡新史学时，批判中国旧史学有君史、无民史，有群统、无国统。郭 沫若早期的历史剧创作力求构筑历史中人民主体、国家主体，到解放后的两出历史剧《 蔡文姬》与《武则天》，他又隐晦地试图构筑新的“君统”。《蔡文姬》用郭沫若的话 说是借蔡文姬为曹操翻案，曹操与武则天，或因出身或因性别，均是有君之实而无君之 名。郭沫若的翻案历史剧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为新中国建立新正统。郭沫若一再表白“ 蔡文姬就是我”，他想一方面通过为曹操翻案树立新中国的新正统，另一方面通过蔡文 姬归汉，表达自己意识形态立场上自觉的归属与认同。
翻案史学与翻案史剧不是忠于历史事实，而是以新的意义挑战旧的意义。郭沫若的史 学研究不再提“人民本位”，开始关注所谓“对人民有利”的帝王。《胡笳十八拍》中 蔡文姬归来看到的景象是“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 无人声，豺狼号且吠。”剧中蔡文姬归来看到的却是丰收的“太平景象”，农民唱着“ 屯田歌”，歌颂“为民造福”的曹丞相。郭沫若继续史学与史剧写作，却领会到新的历 史语境中意识形态的结构与功能发生变化的深刻含义，“以古鉴今”或“以古喻今”变 为“古为今用”，历史不再有构筑意识形态的使命，反倒是意识形态开始构筑历史。郭 沫若有时强说革命胜利后还可以写悲剧，但他自己却明白地不再写悲剧了。他的两部历 史剧参与掀起了有关历史剧的大讨论，但他本人却没有积极参与讨论。历史剧的现实性 比真实性更重要，只是把握现实性的问题是纯粹的权力问题，在理论形式中无法言说。
二、新史学的意识形态意义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也是中国现代话剧中历史剧创作的领导 者。他同时以史学与史剧的方式，实现了从历史构筑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的意义。我们在 有机知识分子与精英思想大众化的现代意识形态语境上理解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并将 他当作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典型，思考中国现代启蒙与革命立场上的“有机的知识分子 ”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郭沫若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一个将典型性表现到极致的 个案。
从史学角度看，他体现了梁启超等人发起的“新史学”的理想。1902年2月到11月间， 《新民丛报》分6期连载了梁启超的《新史学》，(注：分别刊载于《新民丛报》第1、3 、11、14、16、20期，本书的相关引文，均出自《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林毅校点， 香港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42页。)在中国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梁启超认为，历 史是叙述国族之进化的学术。国族是历史的主体，进化是历史的精神，历史则表现为国 族之间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进程。中国无历史，是因为旧史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中国的史是君史，一朝一姓的家谱，势利腐儒堆积的耗损民智的故纸堆，培养国民 的奴隶根性。梁启超呼吁在新观念下建立新史学，当时虽有异议，但响应者众。“横阳 翼天氏”(曾鲲化)在《中国史的出世辞》中祝福中国史的诞生，将它提高到建国与自由 独立的高度：“中国历史出世，谨祝我伟大中国灿烂庄严之文明国旗出世于今日，谨祝 我中国四万万爱国国民出世于今日，谨祝我四万万爱国国民所希望理想之自由，所瓣香 祷祝之独立出世于今日。”(注：转引自《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 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597页。)
新史学将国史的建立提高到国家建立的高度上，代表着当时的一种普遍的思潮，这是 中国现代史学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开端。
建立新史学的要义在于建立新国家。中国不仅没有历史，也没有国家。建史肩负着建 国的重任，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惊人之语，它有切实的感悟或认识。现代国家与历史是密 不可分的。国族是历史的主体，历史是现代国家存在的认同形式，没有历史的进步的统 一性，就没有国家的理念基础。国家是历史中形成的，建立国家必须先建立该国家民族 为主体的历史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注：美籍汉学家杜赞奇曾经详细论述过这个问题。 参见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by Prasenjit Duara,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传统中国不仅无史，甚至“无国”，国家是 人民之公产，朝廷不过是一家一姓之私，国家之蟊贼。中国古代“虽有国之名，未成国 之形”。(注：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将国家定义为“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 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 者，人人皆服从者”。古代中国只有朝廷，没有国家。“且我国畸昔，岂尝有国家哉， 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 ，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 、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分产也。”《 饮冰室文集》五，第9-10页。)陈独秀回忆他自己直到八国联军之后才有了国家概念。( 注：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回忆道：“八国联军之后，……我才晓得，世界
上的人， 原来是分作一国一国的……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 我生长了20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 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陈独秀年谱》唐宝林、林茂生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17页。))从历史中构筑国家理念，是具有现代观念的中国知识分子自觉到的意 识形态使命。建设新史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 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史界革命不起，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 大。”梁启超在《新史学》开篇就强调：“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 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 群治安有不进化者。”(注：《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第3、9页。)
从历史中构筑国家意识形态。新史学的这一前提，不仅假设了史学的意识形态性，而 且设定了史学家作为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立场。
建立新国家，必须从建立现代国家观念开始，历史是现代国家的认同形式，所以建设 现代中国应从建立中国新历史观念开始。中国的现代化在起点上面临着观念中的双重空 缺，一是现代国家观念的空缺，二是现代国家存在认同的历史观念的空缺。梁启超开启 的中国现代历史观念，从一开始就设定了史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八国联军之后，中国知 识分子觉醒到中国只有窃国为家的朝代，没有人民公产的国家。辛亥革命成功了，面临 着建国在政治与观念上的双重混乱。政治上的混乱已多有论述，观念上的混乱表现在： 首先辛亥革命曾以民族主义理念(驱逐靼虏恢复中华)革命，但不能以民族主义理念建国 ，所以提出“五族共和”的建国理念。梁启超那一代人的种族理念无法作为新国家意识 形态认同的主体。种族还是人民?谁是人民?其次，帝制结束，中国旧史学的“正统”在 终结了，梁启超曾批判旧史学有君统而 《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剧的意义(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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