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用公款罪的司法认定

　　3.关于对“共谋”的理解。从文义上看似乎仅“指使或者参与策划”取得公款的才可以共犯论处，排除了一般教唆行为成为共犯的可能。在司法实践中不可拘泥于此，毕竟挪用公款罪是职务犯罪，公款能否被挪动，主要和最终是由挪用人利用职务来实现，而使用人多数情况下只是提示犯意，故笔者认为，只要使用人在取得公款的过程中与挪用人有过意思上的沟通，就应认为是共谋，以共犯论处。

　　4.挪用人与作用人虽经共谋，但在公款的使用用途上想法不一致的情况下，能否构成共犯的问题。笔者认为，共同故意不同于共同目的，即使对使用用途认识不一致，只要挪用人与作用人明知是公款而设计去取得挪用，就构成了共同的犯罪故意，就应以共犯论处。

　　5.使用人犯罪数额的认定。挪用人的犯罪数额容易确定，但因挪用人与使用人虽经共谋，并不排除各自心怀鬼胎为各自打算或谋划不明确的可能，使得在认定使用人的犯罪数额上有一定的复杂性。对此，应根据共同犯罪理论正确认定：

　　①对于谋划明确的，一般应以使用人教唆挪用的数额计算，而不计其最终使用的数额认定，即使挪用人将钱截留自用也不例外。

　　②对于谋划明确而挪用人超出谋划范围挪用的数额由挪用人自行承担，与使用人无涉，这种情况属于超出共同故意的过限行为。

　　③对于谋划不明确，对数额没有约定的，应以实际挪用数额计算，但如果挪用人自行截留不为使用人所知晓的，使用人以实际使用数额计算。如甲、乙二人商量由甲挪用公款供做生意，结果甲挪出200万后，自用100万，提供给乙100万，这种情况应由甲承担200万的犯罪数额，由乙承担100万的犯罪数额。

　　对于使用人为自己的挪用公款共同犯罪案件，因本罪的构成必须有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职务便利，故根据犯罪的完成是否仅需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便利为标准，亦可分为两种情况：

　　1.行为人（身份不论，包括国家工作人员或一般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共谋，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挪用公款给个人使用构成犯罪的，以挪用公款的共犯论处。

　　2.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将本单位的公款挪给个人使用构成犯罪，是认定为挪用公款罪的共犯还是认定为挪用资金罪的共犯，现行法律和《解释》均没有明确，参照最高院2002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精神，可将其中国家工作人员为主犯的，全案定性为挪用公款罪，其他人以挪用公款罪的共犯论处。

　　注释：

　　1.来振勇、王为明：《办理挪用公款案应注意的问题》，见《刑事司法指南》2000年2期第84-85页。

　　2.颜茂昆、贺小电、翟玉华著：《刑法适用新论》第1789页。

　　3.刘家琛主编：《刑法分则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第3142页。

　　4.《刑事审判参考》2000年5期第42-47页。

　　5.曾芳文、段启俊主编：《个罪法定情节研究与适用》第1000页。

　　6.赵秉志主编：《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之《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分册第90页。

　　7.赵秉志主编：《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之《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分册第111页。

　　8.同2.

　　9.梁统、谢加利：《解读挪用公款罪中的“营利”》，见2003年3月31日《人民法院报》第3版。

　　10.孙谦主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页，转引自赵秉志主编：《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之《贪污贿崐赂罪、渎职罪》分册第112页。

　　11.同9.

　　12.同1.

　　13.高铭暄、王作富主编：《中国惩治经济犯罪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2页，转引自赵秉志主编：《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之《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分册第128页。

　　14.赵秉志主编：《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之《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分册第128页。

《挪用公款罪的司法认定(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