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新文化园地里的孤独守望
山却以民族和国家的名义要求人们放弃个人自由。在国民党重组和举兵北伐的过程中， 孙中山的这些思想由于受到鲍罗廷等人带来的俄式极权主义思想和体制的影响而得到进 一步的强化，并且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获得权力之后，国民 党的所作所为与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在许多方面进一步背道而驰。
此情此景，使胡适不能不努力抵抗文化的大后退，以避免乔装归来的旧文化对新文化 的全面吞没。他赞扬吴稚晖，意在以国民党元老的言论抵消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他反复 提及孙中山在“五四”过后写给海外国民党同志的信，意在以孙中山的力量保卫“五四 ”新文化成果。他反对党化教育，反对统一思想，反对设立劳动大学，原因都在于这一 切与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的新文化理想极不一致。1928年6月15日，大学委员会开 会，胡适终于在教育问题上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吴稚晖也当面痛斥 他：“你就是反革命!”
1929年，面对国家权力的种种倒行逆施，胡适终于忍无可忍，发表了《人权与约法》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文章 ，对新生的政权及其意识形态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此举展开了胡适与新生的国家权力及 其意识形态的激烈冲突。这场“人权运动”充分显示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光彩，具 有丰富的历史意蕴，但是，从新文化的立场上看，争人权本是新文化运动的题内之义。 新文化运动的开始，陈独秀就明确表示：“科学与人权并重。”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 所做的，不过是新文化运动面对新生国家政权的威胁而进行的一场抵抗和守护。
考察胡适在人权运动中与国民党的冲突，其要点有三：一、国民党政府沿袭中国传统 的统治习惯，同时模仿斯大林极权主义的做法，因而无视个人权利的保障；胡适却坚持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想，坚决捍卫个人的权利。国民政府发布保障人权的命令，胡 适却发现命令所禁止的只是“个人或团体”对人权的侵害，而没有提及政府机关。他说 ：“个人或团体固然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但今日我们最感觉痛苦 的是种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注：《人 权与约法》，见《新月》，2卷，2期。)他呼吁要有一个约法来规定政府的权限，过此 权限，便是非法行为。“无论是一百五十二旅的连长或国民政府的主席，人民都可以控 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注：《人权与约法》，见《新月》，2卷，2期。)二、新政 权试图以三民主义统一人们的思想，使人们的思想都纳入同一主义之中，而无视现代社 会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原则。胡适则坚持新文化运动的理想，坚决捍卫人格的独立和 思想的自由，不能容忍以某种主义奴役人们思想的非现代行为，更不能容忍一个党派通 过学校对青年进行奴化教育，从而把他们制造成党派的工具。三、新政权为了巩固自己 的统治而努力弘扬民族传统文化，致力于恢复所谓“传统美德”。胡适坚持新文化运动 对传统的批判态度，决不容许通过弘扬传统而使专制统治获得合法性。他明确指出：“ 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 新文明。但国民党至今日还在那里高唱‘抵抗文化侵略’!还在那里高谈‘王道’和‘ 精神文明’!”他由此作出宣判：“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注：《新文 化运动与国民党》，见《新月》，2卷，10期。)
为此，胡适遭到国民党宣传机器和党的笔杆子们的围攻，并且丢掉了中国公学校长的 职位。但是，打击和压力都没有改变他的立场。
三
30年代是中国文化乱云飞渡的一个时期，相对于“五四”时期而言，旧文化的回潮是 严重的问题。继国民党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努力弘扬传统之后，一些人提出了建国需要 专制和独裁的主张；一些人则大谈民族自信心，并且将自信心建立于中国固有文明之上 。面对这一切，胡适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连续发表了《建国与专制》、《再论建国 与专制》、《答丁在君论民主与独裁》、《信心与反省》、《再论信心与反省》、《三 论信心与反省》等一系列文章，抵挡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守旧和倒退。
1935年初，王新命等十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宣言》，一场关于中国文化何去何 从的论战再次掀起高潮。面对十名教授的宣言，胡适写了《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 建设”》(注：见《独立评论》，145期。)，指出十名教授所谓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不 过是洋务派“中体西用”的翻版。他说：“时髦的人当然不肯老老实实地主张复古，所 以他们的保守心理都庇护于折衷调和的烟幕弹之下。”他认为，那些“去其渣滓，存其 精英”、“取长舍短，择善而从”之类的口号都是“时髦的折衷论调”，其实质仍是守 旧。胡适告诉人们，“中国本位”是无须任何人操心的。在每一次大动荡中，总有一些 人害怕“中国本位”会被冲击，但事实是任何一次动荡都不曾打破“中国本位”。关于 文化的“本位”，胡适认为“那无数无数的人民，那才是文化的本位。那个本位是没有 毁灭的危险的。物质生活无论如何骤变，思想学术无论如何改观，政治制度无论如何翻 造，日本人还只是日本人，中国人还只是中国人”。他担心的不是中国本位的动摇，而 是文化惰性的强大：“今日的大患并不在十教授们所痛心的‘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 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我们的观察，恰恰和他们相反。中 国今日最可令人焦虑的，是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处处都保 持中国旧有的种种罪孽的特征……”
在由此展开的论争中，胡适更充分地显示了坚持西化道路的观点。因此，在后来的历 史上，他常被当做“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并且在大陆和台湾都受到批判。应该说， 主张“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应是陈序经，但是，说胡适“全盘西化”，却也不算冤枉 他。因为正是他在为《基督教年鉴》写的《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The CulturalConflict in China)中明确反对折衷论，而主张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和Wholehea
许多人对“全盘西化”都存有误解。作为文明重建的方案，创新与复古，向西与向东 ，世界化与民族化，全球化与多元化……这一切如果说存在尖锐冲突的话，焦点并不在 于是否“全盘”(即百分之百)。因为任何人都知道，百分之百西化是不可能的，也是不 必要的。在答陈序经的文章中，胡适明确指出：“我们不可滥用理智来规定女人袖子的 长短或鞋底的高低，但我们必须充分用理智来倡导那几个根本大方向，大趋势，大原则 。”(注：《答陈序经先生》，见《独立评论》160期。)事实上，20世纪的文化冲突焦 点常常正是集中于这个“大方向”。弘扬中国传统或坚持中国特色的人们从来不拒绝西 方的物质文明和高级消费，而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也从未要求中国人穿西装或用刀叉进餐 。胡适本人就常常是一身中式的长袍大褂。围绕“全盘西化”的冲突，表面上似乎在于 百分之百地舍弃民族传统和实行西化，但冲突的焦点却往往在于是否接受西方的现代国 家理念和伦理原则，是否接受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换句话说，也就是要不要以西方民 主制度取代中国的专制传统，要不要像西方一样尊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胡适是清醒的。他强调向西方学习，总是强调着这个大方向。在2 0年代，他就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学人家怎样用种种防弊的制度来经营商业，办理工 业，整理国家政治。”(注：胡明编：《胡适精品集》，5卷，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 )在40年代，他演讲《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指出的理想目标仍然是：“第一，用科 学的成绩解除人类的痛苦，增进人生的幸福。第二，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人类的 生活，提高人类的生活程度。第三，用民主的政治制度来解放人类思想，发展人类的才 能，造 《胡适：新文化园地里的孤独守望(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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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此景，使胡适不能不努力抵抗文化的大后退，以避免乔装归来的旧文化对新文化 的全面吞没。他赞扬吴稚晖，意在以国民党元老的言论抵消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他反复 提及孙中山在“五四”过后写给海外国民党同志的信，意在以孙中山的力量保卫“五四 ”新文化成果。他反对党化教育，反对统一思想，反对设立劳动大学，原因都在于这一 切与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的新文化理想极不一致。1928年6月15日，大学委员会开 会，胡适终于在教育问题上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吴稚晖也当面痛斥 他：“你就是反革命!”
1929年，面对国家权力的种种倒行逆施，胡适终于忍无可忍，发表了《人权与约法》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文章 ，对新生的政权及其意识形态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此举展开了胡适与新生的国家权力及 其意识形态的激烈冲突。这场“人权运动”充分显示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光彩，具 有丰富的历史意蕴，但是，从新文化的立场上看，争人权本是新文化运动的题内之义。 新文化运动的开始，陈独秀就明确表示：“科学与人权并重。”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 所做的，不过是新文化运动面对新生国家政权的威胁而进行的一场抵抗和守护。
考察胡适在人权运动中与国民党的冲突，其要点有三：一、国民党政府沿袭中国传统 的统治习惯，同时模仿斯大林极权主义的做法，因而无视个人权利的保障；胡适却坚持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想，坚决捍卫个人的权利。国民政府发布保障人权的命令，胡 适却发现命令所禁止的只是“个人或团体”对人权的侵害，而没有提及政府机关。他说 ：“个人或团体固然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但今日我们最感觉痛苦 的是种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注：《人 权与约法》，见《新月》，2卷，2期。)他呼吁要有一个约法来规定政府的权限，过此 权限，便是非法行为。“无论是一百五十二旅的连长或国民政府的主席，人民都可以控 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注：《人权与约法》，见《新月》，2卷，2期。)二、新政 权试图以三民主义统一人们的思想，使人们的思想都纳入同一主义之中，而无视现代社 会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原则。胡适则坚持新文化运动的理想，坚决捍卫人格的独立和 思想的自由，不能容忍以某种主义奴役人们思想的非现代行为，更不能容忍一个党派通 过学校对青年进行奴化教育，从而把他们制造成党派的工具。三、新政权为了巩固自己 的统治而努力弘扬民族传统文化，致力于恢复所谓“传统美德”。胡适坚持新文化运动 对传统的批判态度，决不容许通过弘扬传统而使专制统治获得合法性。他明确指出：“ 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 新文明。但国民党至今日还在那里高唱‘抵抗文化侵略’!还在那里高谈‘王道’和‘ 精神文明’!”他由此作出宣判：“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注：《新文 化运动与国民党》，见《新月》，2卷，10期。)
为此，胡适遭到国民党宣传机器和党的笔杆子们的围攻，并且丢掉了中国公学校长的 职位。但是，打击和压力都没有改变他的立场。
三
30年代是中国文化乱云飞渡的一个时期，相对于“五四”时期而言，旧文化的回潮是 严重的问题。继国民党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努力弘扬传统之后，一些人提出了建国需要 专制和独裁的主张；一些人则大谈民族自信心，并且将自信心建立于中国固有文明之上 。面对这一切，胡适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连续发表了《建国与专制》、《再论建国 与专制》、《答丁在君论民主与独裁》、《信心与反省》、《再论信心与反省》、《三 论信心与反省》等一系列文章，抵挡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守旧和倒退。
1935年初，王新命等十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宣言》，一场关于中国文化何去何 从的论战再次掀起高潮。面对十名教授的宣言，胡适写了《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 建设”》(注：见《独立评论》，145期。)，指出十名教授所谓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不 过是洋务派“中体西用”的翻版。他说：“时髦的人当然不肯老老实实地主张复古，所 以他们的保守心理都庇护于折衷调和的烟幕弹之下。”他认为，那些“去其渣滓，存其 精英”、“取长舍短，择善而从”之类的口号都是“时髦的折衷论调”，其实质仍是守 旧。胡适告诉人们，“中国本位”是无须任何人操心的。在每一次大动荡中，总有一些 人害怕“中国本位”会被冲击，但事实是任何一次动荡都不曾打破“中国本位”。关于 文化的“本位”，胡适认为“那无数无数的人民，那才是文化的本位。那个本位是没有 毁灭的危险的。物质生活无论如何骤变，思想学术无论如何改观，政治制度无论如何翻 造，日本人还只是日本人，中国人还只是中国人”。他担心的不是中国本位的动摇，而 是文化惰性的强大：“今日的大患并不在十教授们所痛心的‘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 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我们的观察，恰恰和他们相反。中 国今日最可令人焦虑的，是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处处都保 持中国旧有的种种罪孽的特征……”
在由此展开的论争中，胡适更充分地显示了坚持西化道路的观点。因此，在后来的历 史上，他常被当做“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并且在大陆和台湾都受到批判。应该说， 主张“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应是陈序经，但是，说胡适“全盘西化”，却也不算冤枉 他。因为正是他在为《基督教年鉴》写的《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The CulturalConflict in China)中明确反对折衷论，而主张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和Wholehea
rted modernization，前者可译为“全盘西化”；后者可译为“一心一意现代 化”或“充分的现代化”。尽管胡适后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论而主张使用“充分世界 化”，但“全盘西化”与“充分世界化”的原意并无不同。按照胡适的说法，“‘全盘 ’的意义不过是‘充分’而已。”(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大公报》，193 5年6月30日。)
许多人对“全盘西化”都存有误解。作为文明重建的方案，创新与复古，向西与向东 ，世界化与民族化，全球化与多元化……这一切如果说存在尖锐冲突的话，焦点并不在 于是否“全盘”(即百分之百)。因为任何人都知道，百分之百西化是不可能的，也是不 必要的。在答陈序经的文章中，胡适明确指出：“我们不可滥用理智来规定女人袖子的 长短或鞋底的高低，但我们必须充分用理智来倡导那几个根本大方向，大趋势，大原则 。”(注：《答陈序经先生》，见《独立评论》160期。)事实上，20世纪的文化冲突焦 点常常正是集中于这个“大方向”。弘扬中国传统或坚持中国特色的人们从来不拒绝西 方的物质文明和高级消费，而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也从未要求中国人穿西装或用刀叉进餐 。胡适本人就常常是一身中式的长袍大褂。围绕“全盘西化”的冲突，表面上似乎在于 百分之百地舍弃民族传统和实行西化，但冲突的焦点却往往在于是否接受西方的现代国 家理念和伦理原则，是否接受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换句话说，也就是要不要以西方民 主制度取代中国的专制传统，要不要像西方一样尊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胡适是清醒的。他强调向西方学习，总是强调着这个大方向。在2 0年代，他就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学人家怎样用种种防弊的制度来经营商业，办理工 业，整理国家政治。”(注：胡明编：《胡适精品集》，5卷，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 )在40年代，他演讲《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指出的理想目标仍然是：“第一，用科 学的成绩解除人类的痛苦，增进人生的幸福。第二，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人类的 生活，提高人类的生活程度。第三，用民主的政治制度来解放人类思想，发展人类的才 能，造 《胡适：新文化园地里的孤独守望(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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