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解放“三部曲”——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
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而新时期对自然属性的呼唤无疑为重返“五四”启蒙立场打开了 历史的阀门。由此人性从单一的阶级层面超拔出来，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不复是极“ 左”思潮下机械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文本世界中那日益清晰的人的影像一旦输入本能欲 望的精血便愈发昂然挺立，灵光四射，以释放和弘扬的姿态真正奏响了启蒙文学思潮的 宏伟交响曲。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便真实表现了本能欲望苏醒之后“崭新的世界” 对人的强大诱惑和人不再压抑这种诱惑的情感历程。所谓的家庭、婚姻、孩子、妇德都 抵挡不住瑶家阿姐盘青青的生活欲望与本能追求，她对绿毛坑原始野蛮生活规范的“突 围”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不必羞言，“欲”原本就是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力 量，无论对美丽的少女还是垂老的村妇而言都无二致。而爱情无疑是压抑已久的人性对 自然属性最关切、最急切的关注层面，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 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性爱特别是在最近八百年间获得了这样 的意义和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旋转的轴心了”。[5](p.229)这 种特殊的感情形式是人性流露凸显的最直观的舞台与渠道。雨煤在其作品《啊，人…… 》中正面描写了贫女出身的地主小老婆肖淑兰和少爷罗顺昌的一段超阶级的、悖伦理的 爱情，“只要我喜欢，你喜欢，那就由不得旁人了!”以对本能欲望的肯定和张扬挑战 极“左”政治思潮和封建伦理道德，在人性刚刚从黑暗中挣扎走出时吹响了石破天惊的 尖锐号角，作出了大胆而可贵的尝试。当时有人指斥该“小说所突出地加以歌颂、又被 人称之为‘比阶级性永恒的’‘人性’，主要就是这样的一种色欲”[6](p.124)。殊不 知作家正是以坦诚热烈的“色欲”描写突入性爱禁区，对压抑本能欲望的极“左”思潮 的哲学基础——“禁欲主义”进行了彻底否定，从而树立其启蒙价值的。
虽然上述批评者在当时颇有理论市场，但是自然属性的回归已如强箭在弦，一批敏锐 的作家勇敢地向世人展示了人的天性被禁欲主义扼杀的斑斑血迹。张弦《被爱情遗忘的 角落》承续“五四”文学的“性爱”传统，通过母女两代三种不同的爱情、婚姻状况， 尤其是存妮和小豹子令人心酸的爱情悲剧，艺术化地揭示了精神荒芜和物质贫乏对自然 欲望的压抑和吞没。莫言则以他那出神入化的笔墨描摹出一片跌宕着生命魂魄的“红高 粱”世界，“天生的一个奇女子”与“天生的一个伟丈夫”就在这个接天连地的艺术世 界里演绎着生命的激情和天性。如果说戴凤莲既坚定又轻浮，既崇高又卑微；如果说余 占鳌既豪侠仗义又暴烈狂野，既是乡野土匪又是民族英雄，那是因为他们的本性得到了 有力的揭示和还原，从文明的面纱后面奔涌而出，“既……又……”所联结的是性格的 统一和人性的整体，绝非大多论者所说的两种对立元素的混杂。戴凤莲临死之际质问上 苍：“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 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 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 了，我什么都不怕……”本能、天性的释放弘扬多么热烈豪放。该作与意蕴相近的《伏 羲伏羲》(刘恒)等代表了新时期文学启蒙思潮第一部曲的最强音。
第二部曲：情理激荡与人性的提升
自然属性的释放与弘扬取得了启蒙的原动力，为进一步的人性解放提供了前提和可能 性，并且使得人性发展跃至一个永无止境的解放和上升的链条上。这就意味着经过自然 属性的释放和弘扬之后，启蒙面临着进一步提升人性的历史使命。而这正是新时期文学 启蒙精神之演进的“第二部曲”所展现的文化景观。
综观西方启蒙主义发展历程可见，情与理的矛盾统一是推进启蒙文化演变发展的动力 。人既非单纯的理性存在物，亦非单纯的非理性存在物，而“是一个整体，一个多方面 的内在联系着的各种能力的统一体。艺术作品必须向人这个整体说话，必须适应人这种 丰富的统一性，这种单一的杂多”。[7](p.253)片面强调哪一个方面都会导致人性的偏 至。鲁迅在其提倡理性精神的《科学史教篇》一文中特别强调，科学和理性虽然是使人 摆脱奴性而恢复人性所必须的，然如“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终不 能“致人性于全”。因为它将会造成“美上之感情漓”，并且反过来导致“明敏之思想 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8](p.178)这一弃情感、惟理性思潮给人类带来的精 神困扰已经非常明显。“五四”以来情感和理性的关系更是启蒙家深入启蒙思想体系时 必然要面对并一直致力于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样一个真理，“ 感情不经过理性的过滤就变成了伤感，理性没有感情便失去了人性”，[9](p.10)二者 并不是彼此对立、压抑的关系，而是相互为用彼此促进的关系，“情理激荡”构成了启 &
新时期文学情理激荡的审美张力和文学景观首先表现为理性的回归对情感、信仰和意 志的解放和提升。只有作家重新找回一度丢失的个人立场和思考的权利，才能使笔下的 人物获得深度个性，亦即情感饱满、信仰坚定、有理性的个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 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的诗可谓整整一代人思想情感的投影，恢复了诗歌作为 精神探索的特质，凸显出朦胧诗最坚挺的内核——理性的反思和情感的追寻。《中国， 我的钥匙丢了》、《神女峰》、《回答》等共同标彰着独立精神和自我意识，又以心理 感觉、主观情绪为基底，在加强理性力度的同时灌注着人的声息和怀想。“与其在悬崖 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舒婷深情呼唤着：“人啊，请理解我吧”， “我通过我自己深深意识到，今天，人们迫切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我愿意尽可能地 用诗来表现我对‘人’的一种关切。”[10]北岛也大声高呼“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 只想做一个人”。散文由于自身规范的特定性，更适于作家心态的真实展露，便于进行 深入的追问和思考，因此催生了不少情感真挚、反思深刻的追忆性散文。巴金《随想录 》对“丢失自我”灵魂的无情拷问和真诚忏悔达到了一个时代的高度，“奴隶，过去我 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就是奴在心者， 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的奴隶”。而作者之所以成为精神的奴隶，失去人的情感和尊严 ，则正是由于他“一点点地丧失了清醒的意志，放弃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思 想的自觉和能力，也根本违背了自己曾奉为生命的自由精神和人文理想”。[11](p.197 )可见丧失理性便丧失了个人的思想和情感 《人性解放“三部曲”——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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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上述批评者在当时颇有理论市场，但是自然属性的回归已如强箭在弦，一批敏锐 的作家勇敢地向世人展示了人的天性被禁欲主义扼杀的斑斑血迹。张弦《被爱情遗忘的 角落》承续“五四”文学的“性爱”传统，通过母女两代三种不同的爱情、婚姻状况， 尤其是存妮和小豹子令人心酸的爱情悲剧，艺术化地揭示了精神荒芜和物质贫乏对自然 欲望的压抑和吞没。莫言则以他那出神入化的笔墨描摹出一片跌宕着生命魂魄的“红高 粱”世界，“天生的一个奇女子”与“天生的一个伟丈夫”就在这个接天连地的艺术世 界里演绎着生命的激情和天性。如果说戴凤莲既坚定又轻浮，既崇高又卑微；如果说余 占鳌既豪侠仗义又暴烈狂野，既是乡野土匪又是民族英雄，那是因为他们的本性得到了 有力的揭示和还原，从文明的面纱后面奔涌而出，“既……又……”所联结的是性格的 统一和人性的整体，绝非大多论者所说的两种对立元素的混杂。戴凤莲临死之际质问上 苍：“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 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 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 了，我什么都不怕……”本能、天性的释放弘扬多么热烈豪放。该作与意蕴相近的《伏 羲伏羲》(刘恒)等代表了新时期文学启蒙思潮第一部曲的最强音。
第二部曲：情理激荡与人性的提升
自然属性的释放与弘扬取得了启蒙的原动力，为进一步的人性解放提供了前提和可能 性，并且使得人性发展跃至一个永无止境的解放和上升的链条上。这就意味着经过自然 属性的释放和弘扬之后，启蒙面临着进一步提升人性的历史使命。而这正是新时期文学 启蒙精神之演进的“第二部曲”所展现的文化景观。
综观西方启蒙主义发展历程可见，情与理的矛盾统一是推进启蒙文化演变发展的动力 。人既非单纯的理性存在物，亦非单纯的非理性存在物，而“是一个整体，一个多方面 的内在联系着的各种能力的统一体。艺术作品必须向人这个整体说话，必须适应人这种 丰富的统一性，这种单一的杂多”。[7](p.253)片面强调哪一个方面都会导致人性的偏 至。鲁迅在其提倡理性精神的《科学史教篇》一文中特别强调，科学和理性虽然是使人 摆脱奴性而恢复人性所必须的，然如“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终不 能“致人性于全”。因为它将会造成“美上之感情漓”，并且反过来导致“明敏之思想 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8](p.178)这一弃情感、惟理性思潮给人类带来的精 神困扰已经非常明显。“五四”以来情感和理性的关系更是启蒙家深入启蒙思想体系时 必然要面对并一直致力于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样一个真理，“ 感情不经过理性的过滤就变成了伤感，理性没有感情便失去了人性”，[9](p.10)二者 并不是彼此对立、压抑的关系，而是相互为用彼此促进的关系，“情理激荡”构成了启 &
nbsp;蒙文学的内在张力和美学表征。
新时期文学情理激荡的审美张力和文学景观首先表现为理性的回归对情感、信仰和意 志的解放和提升。只有作家重新找回一度丢失的个人立场和思考的权利，才能使笔下的 人物获得深度个性，亦即情感饱满、信仰坚定、有理性的个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 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的诗可谓整整一代人思想情感的投影，恢复了诗歌作为 精神探索的特质，凸显出朦胧诗最坚挺的内核——理性的反思和情感的追寻。《中国， 我的钥匙丢了》、《神女峰》、《回答》等共同标彰着独立精神和自我意识，又以心理 感觉、主观情绪为基底，在加强理性力度的同时灌注着人的声息和怀想。“与其在悬崖 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舒婷深情呼唤着：“人啊，请理解我吧”， “我通过我自己深深意识到，今天，人们迫切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我愿意尽可能地 用诗来表现我对‘人’的一种关切。”[10]北岛也大声高呼“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 只想做一个人”。散文由于自身规范的特定性，更适于作家心态的真实展露，便于进行 深入的追问和思考，因此催生了不少情感真挚、反思深刻的追忆性散文。巴金《随想录 》对“丢失自我”灵魂的无情拷问和真诚忏悔达到了一个时代的高度，“奴隶，过去我 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就是奴在心者， 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的奴隶”。而作者之所以成为精神的奴隶，失去人的情感和尊严 ，则正是由于他“一点点地丧失了清醒的意志，放弃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思 想的自觉和能力，也根本违背了自己曾奉为生命的自由精神和人文理想”。[11](p.197 )可见丧失理性便丧失了个人的思想和情感 《人性解放“三部曲”——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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