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解放“三部曲”——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
，成为非人，后果是可怕的。而寻回失却已 久的理性无疑是恢复人性真挚情感世界的先声。
以朴素的人道主义对非人化的封建主义和极“左”思潮提出严正抗议是启蒙文学回归 伊始催生情、理风暴的重要思想背景。《苦恋》(白桦)的女主人公临死之时在雪地上爬 出一个大大的“人”字，张一弓《流泪的红蜡烛》、郑义《离离原上草》、《枫》、宗 璞《红豆》、《三生石》等文本以启蒙理性向极“左”政治争取人的基本情感，而被刘 再复称为刘心武“第一部人道主义的优秀作品”的中篇小说《如意》中的老校工石义海 外表普通平凡，却有高贵的心灵和丰富的情感世界，他为被打死的资本家盖上塑料布， 就是因为觉得“他也是人”；他和贵族千金真心相爱，却不幸遭到社会扼杀。然而，正 如作品在将要结束时所声称的：“从那两人各执一柄如意而终于没有如意的爱情中，我 却捕捉到使整个人类能够维系下去，使我们这个世界能够变得更美、更纯净的那么一种 东西。”这应该就是经过理性涤荡的真纯的人性和情感。
情感经过理性提升之后，二者进入了一个相互冲跌激荡的启蒙阶段，新时期性爱文学 的演进构成了情理激荡的又一个重要表征。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 等文本淋漓尽致地探索着、描摹着灵与肉的搏斗、情与理的跌宕，主人公深刻剖析自我 “总是处于不间断的矛盾之中，一面是理性的思索，忠于一个信仰，被文明约束和管制 ，一面是非理性的本能，渴求和一个活生生实实在在的肉体结合，不管她是谁”，这比 “五四”时期和新时期自然属性“释放弘扬”阶段的启蒙文学更为深沉有力，“封建专 制主义(‘全面专政’)和禁欲(禁他人之欲)主义对正常人性的摧残，似乎还从来没有像 这样触目惊心地、严肃而勇敢地、深入地得到表现”[12](p.423)。戴厚英的《人啊， 人!》所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启蒙美学的叙述姿态：“思想不但没有妨碍我的想象和感 情活动，反而推动了它们。我是一个极易激动的人，创作中更是如此。但是，任何时候 ，我都没有丧失清醒的理性，我一直不断地分析，思索自己所写出来的东西。甚至还要 暂时中断一下创作去读一点理论著作。我觉得，我对自己所写的东西认识得越透彻，我 的感情的激动就越强烈。”因此，她采取的态度是“让一切思想、逻辑都自由地活动， 让它们帮助我认识和分析生活，甚至构成我的作品的内容”。而这一切为叙述者能够以 “一切手段奔向我自己的目的：表达我对‘人’的认识和理想”[13](后记)提供了坚实 的艺术资源。得力于对启蒙叙事的自觉追求，她的文本突破了爱情婚姻题材的表层躯壳 ，在还原现代个体哲学的基础之上，对人性的丰富性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追问。同时前 瞻性地展示了对人的非理性关怀，在情感与理性、启蒙与反启蒙、伦理与道德诸种关系 场中对人性进行了艺术的重构。而最终从理性哲学的高度直逼人性之缺陷及其根源，并 在这种批判性的反思中，预示了人性启蒙前往形上思考与终极关怀发展的历史趋势。因 之，《人啊，人!》可视为该逻辑阶段启蒙创作的第一座高峰。
情理激荡产生的思想审美张力催生了新的思想情感风貌及对生活的理解。贾平凹敏锐 地捕捉到了这一思想动态，《鸡窝洼人家》在两对青年夫妻角色互换的世俗性、传奇性 表层结构背后内隐着新思想情感星火燎原的生命活力；路遥的《人生》则在道德劝诫的 外衣下掩藏着青年人灼热而感人的青春梦想、自我情怀以及强烈的生命渴望，情感和理 性的胶着激荡甚至越出了作者的思想界限。而此期理性意识最为浓郁深邃的无疑是张炜 的“秋天”系列及《古船》，其文本的特出在于以反思者的目光和理性思辨从与简单化 的阶级对立相对应的乡土叙事模式中解脱出来，追梦中国乡村广大深邃的历史文化力量 ，从“农村经济改革”的主潮中溢出了苍茫浩大的时空感、命运感与深切的生命意识， 并且在传统道德、人性与科技现代性之间注入了内隐的主体性矛盾。这种主体性矛盾构 成了张炜文本独特的情理激荡的审美张力与弹性，并随着“秋天”系列的张扬而越来越 紧张，直至《古船》达至极境。正是这种恢
第三部曲：“自我”的重构与启蒙人格
如何建构和谐优美的现代人性，怎样重塑充盈着理想人性的自我人格，这是启蒙思想 链条上继“释放弘扬”与“情理激荡”之后必然牵引出的新的哲学命题，也是启蒙文学 思潮新阶段的重要使命。作家们从不同立场出发追寻着人性的光环，渴望重新塑造“自 我”，启蒙思潮由此跌宕分流，呈现出纷繁复沓的声响。作家们“重塑自我”的艺术努 力自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迂回和坎坷。
最初的“自我重构”按两种精神向度展开。向度之一表现为发掘民族文化，重铸“民 族自我”。正如韩少功所言，“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 根不深，则叶难茂”；“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 铸和镀亮这种自我”。[14]站在现代立场挖掘民族精神以涵养“民族自我”人格的理想 是有意义的，然其深层内蕴却非如此简单，综观这类文学可见，这一精神向度在时间上 朝向古老历史，在空间上朝向民族地域文化。郑义、韩少功、阿城、李杭育等中坚人物 均倾向于将“传统文化”作出“规范”、“不规范”之别，对传统文化的主流持拒斥态 度，而视非主流的野史逸闻、民间传说、民俗风情、道禅思想为传统文化的精华，将“ 过去之存”和“别处之存”移至文化边缘地区。这样一来，作家难免陷入了自我重塑的 二难悖反之中。一方面，他们从民间与传统中找寻到了一定的启蒙文化资源，为人性经 由情理激荡进而抵达人格的更新提供了较之过去更为广阔而切实的心理学与人类学的动 力基础；但另一方面，在“重铸民族自我”的旗帜下却只将眼睛盯住“民族”字眼，又 将“民族”进一步狭义为“地域”、“非主流”，以至越来越陷于远古、神秘(如郑义 的《远村》)、偏远(如郑万隆的《异乡异闻》)、超逸现实(如阿城的《棋王》)等审美 趣味，把玩民风民情，偏偏忘记了“自我”重构的重任，本末倒置，最后流于民俗风情 的平面化叙写而半途夭折。李陀“很想有机会回老家去看看，去‘寻根’”，很想“有 一天能够用我的已经忘掉了许多的达斡尔语结结巴巴地和乡亲们谈天，去体现达斡尔文 化给我的激动”的真诚“渴望”[15]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一时间，汪曾祺的 《人性解放“三部曲”——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第3页)》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207038.html
以朴素的人道主义对非人化的封建主义和极“左”思潮提出严正抗议是启蒙文学回归 伊始催生情、理风暴的重要思想背景。《苦恋》(白桦)的女主人公临死之时在雪地上爬 出一个大大的“人”字，张一弓《流泪的红蜡烛》、郑义《离离原上草》、《枫》、宗 璞《红豆》、《三生石》等文本以启蒙理性向极“左”政治争取人的基本情感，而被刘 再复称为刘心武“第一部人道主义的优秀作品”的中篇小说《如意》中的老校工石义海 外表普通平凡，却有高贵的心灵和丰富的情感世界，他为被打死的资本家盖上塑料布， 就是因为觉得“他也是人”；他和贵族千金真心相爱，却不幸遭到社会扼杀。然而，正 如作品在将要结束时所声称的：“从那两人各执一柄如意而终于没有如意的爱情中，我 却捕捉到使整个人类能够维系下去，使我们这个世界能够变得更美、更纯净的那么一种 东西。”这应该就是经过理性涤荡的真纯的人性和情感。
情感经过理性提升之后，二者进入了一个相互冲跌激荡的启蒙阶段，新时期性爱文学 的演进构成了情理激荡的又一个重要表征。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 等文本淋漓尽致地探索着、描摹着灵与肉的搏斗、情与理的跌宕，主人公深刻剖析自我 “总是处于不间断的矛盾之中，一面是理性的思索，忠于一个信仰，被文明约束和管制 ，一面是非理性的本能，渴求和一个活生生实实在在的肉体结合，不管她是谁”，这比 “五四”时期和新时期自然属性“释放弘扬”阶段的启蒙文学更为深沉有力，“封建专 制主义(‘全面专政’)和禁欲(禁他人之欲)主义对正常人性的摧残，似乎还从来没有像 这样触目惊心地、严肃而勇敢地、深入地得到表现”[12](p.423)。戴厚英的《人啊， 人!》所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启蒙美学的叙述姿态：“思想不但没有妨碍我的想象和感 情活动，反而推动了它们。我是一个极易激动的人，创作中更是如此。但是，任何时候 ，我都没有丧失清醒的理性，我一直不断地分析，思索自己所写出来的东西。甚至还要 暂时中断一下创作去读一点理论著作。我觉得，我对自己所写的东西认识得越透彻，我 的感情的激动就越强烈。”因此，她采取的态度是“让一切思想、逻辑都自由地活动， 让它们帮助我认识和分析生活，甚至构成我的作品的内容”。而这一切为叙述者能够以 “一切手段奔向我自己的目的：表达我对‘人’的认识和理想”[13](后记)提供了坚实 的艺术资源。得力于对启蒙叙事的自觉追求，她的文本突破了爱情婚姻题材的表层躯壳 ，在还原现代个体哲学的基础之上，对人性的丰富性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追问。同时前 瞻性地展示了对人的非理性关怀，在情感与理性、启蒙与反启蒙、伦理与道德诸种关系 场中对人性进行了艺术的重构。而最终从理性哲学的高度直逼人性之缺陷及其根源，并 在这种批判性的反思中，预示了人性启蒙前往形上思考与终极关怀发展的历史趋势。因 之，《人啊，人!》可视为该逻辑阶段启蒙创作的第一座高峰。
情理激荡产生的思想审美张力催生了新的思想情感风貌及对生活的理解。贾平凹敏锐 地捕捉到了这一思想动态，《鸡窝洼人家》在两对青年夫妻角色互换的世俗性、传奇性 表层结构背后内隐着新思想情感星火燎原的生命活力；路遥的《人生》则在道德劝诫的 外衣下掩藏着青年人灼热而感人的青春梦想、自我情怀以及强烈的生命渴望，情感和理 性的胶着激荡甚至越出了作者的思想界限。而此期理性意识最为浓郁深邃的无疑是张炜 的“秋天”系列及《古船》，其文本的特出在于以反思者的目光和理性思辨从与简单化 的阶级对立相对应的乡土叙事模式中解脱出来，追梦中国乡村广大深邃的历史文化力量 ，从“农村经济改革”的主潮中溢出了苍茫浩大的时空感、命运感与深切的生命意识， 并且在传统道德、人性与科技现代性之间注入了内隐的主体性矛盾。这种主体性矛盾构 成了张炜文本独特的情理激荡的审美张力与弹性，并随着“秋天”系列的张扬而越来越 紧张，直至《古船》达至极境。正是这种恢
弘高超的品质为《古船》烘托出了云蒸霞蔚 的超凡气度与悲天悯人的高贵情怀，发散出形上的光芒。启蒙文学思潮在这种动力的推 动下放射着情感和理性的光辉进入了下一个逻辑环节。
第三部曲：“自我”的重构与启蒙人格
如何建构和谐优美的现代人性，怎样重塑充盈着理想人性的自我人格，这是启蒙思想 链条上继“释放弘扬”与“情理激荡”之后必然牵引出的新的哲学命题，也是启蒙文学 思潮新阶段的重要使命。作家们从不同立场出发追寻着人性的光环，渴望重新塑造“自 我”，启蒙思潮由此跌宕分流，呈现出纷繁复沓的声响。作家们“重塑自我”的艺术努 力自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迂回和坎坷。
最初的“自我重构”按两种精神向度展开。向度之一表现为发掘民族文化，重铸“民 族自我”。正如韩少功所言，“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 根不深，则叶难茂”；“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 铸和镀亮这种自我”。[14]站在现代立场挖掘民族精神以涵养“民族自我”人格的理想 是有意义的，然其深层内蕴却非如此简单，综观这类文学可见，这一精神向度在时间上 朝向古老历史，在空间上朝向民族地域文化。郑义、韩少功、阿城、李杭育等中坚人物 均倾向于将“传统文化”作出“规范”、“不规范”之别，对传统文化的主流持拒斥态 度，而视非主流的野史逸闻、民间传说、民俗风情、道禅思想为传统文化的精华，将“ 过去之存”和“别处之存”移至文化边缘地区。这样一来，作家难免陷入了自我重塑的 二难悖反之中。一方面，他们从民间与传统中找寻到了一定的启蒙文化资源，为人性经 由情理激荡进而抵达人格的更新提供了较之过去更为广阔而切实的心理学与人类学的动 力基础；但另一方面，在“重铸民族自我”的旗帜下却只将眼睛盯住“民族”字眼，又 将“民族”进一步狭义为“地域”、“非主流”，以至越来越陷于远古、神秘(如郑义 的《远村》)、偏远(如郑万隆的《异乡异闻》)、超逸现实(如阿城的《棋王》)等审美 趣味，把玩民风民情，偏偏忘记了“自我”重构的重任，本末倒置，最后流于民俗风情 的平面化叙写而半途夭折。李陀“很想有机会回老家去看看，去‘寻根’”，很想“有 一天能够用我的已经忘掉了许多的达斡尔语结结巴巴地和乡亲们谈天，去体现达斡尔文 化给我的激动”的真诚“渴望”[15]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一时间，汪曾祺的 《人性解放“三部曲”——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第3页)》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