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解放“三部曲”——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

江苏高邮、  贾平凹的陕西商州、李杭育的“葛江川”等等都成为有名的文坛驿站，却没有成为“民  族自我”的精神故乡，而且呈现越来越偏远的趋势。难怪有人发出下面的诘问：“为什  么一定都要在那少有人迹的村野中、洞穴中、沙漠中而不在千军万马中，日常世俗中去  描写那战斗、那人性、那人生之谜呢?”[16]
　　向度之二，追逐西方文化，在批判中表现“叛逆的自我”。一群“西化”派作家对现  实呈现出隔离、批判的态度，认为除了西方文明可以作为理想人性的精神营养基外“别  无选择”，因此他们企图割断传统的脐带，义无反顾地走向西方，摘取新的思想理念和  生活观念作为养料，然后向着传统文明勇敢、泼辣地显示出新异的脸孔和身影，正像凯  鲁亚克《在路上》所描述的：“燃烧的一群令人恐惧和颤抖的天使，一路拍翅而来。”  刘索拉《你别无选择》便以“变形”、“荒诞”为武器从表现方法和内容两个层面冲出  重围，向现实世界亮出了叛逆的金翅。音乐学院的大学生率先用敏感的触角撩起了传统  的面纱，用新的价值准则装扮自己的言行和心绪，但是也正是在这种展示自我的冲动以  及与现实、传统的彻底决裂中流露出惶惑和不安。继而，《无主题变奏》的主人公便从  对西方新型文明的努力追寻转为退居边缘，以蔑视和嘲讽的姿态批判现实流行观念和人  生价值。这一姿态稍后发展为王朔们躲避崇高、否定价值的“痞子文学”，将叛逆的自  我推向极至，但也因此消解了重塑自我的努力和价值，成为解构启蒙的“新写实”等后  启蒙思潮的先声。
　　为什么探向民族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两支精神之旅都没有抵达重塑自我的目的地?一  个重要的原因是启蒙思潮视角外移，将内在心理层面的“重塑自我”外化为粗线条的“  文化重建”，随着新的启蒙使命的日益迫切，作家主体内蓄不足、价值观摇摆不定的思  想缺憾渐次凸显。这是自近代启蒙进入中国现代化诉求视野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  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在表层价值结构上突破传统范式，但是其深层价值内蕴却一直没有  彻底摆脱传统知识分子“文以载道”的人生观、价值观之阴影，关注民族、国家大业，  与以“立人”为内核的启蒙观一直构成一个悖论。对于启蒙而言，关注于“人”的内部  ，达到情、理的有效撞击状态才会产生发展的直接动力，而“民族的解放”乃至民族精  神重构则是一个外在的、间接的力，虽然也能产生推动力，却要弱于前者。如前所述，  情感和理性的相互激荡产生了启蒙的动力，这一动力既推动着启蒙文学的发展，又是启  蒙文学的外在表征和审美景观，因此，当情理有效激荡之时启蒙思潮蔚为大观；而一旦  将视野外化，启蒙思潮便渐渐跌落下来。由于此期启蒙思潮正表现出从“内”而外，由  “个人”而“民族”的转化，刚刚达成的“释放弘扬”、“情理激荡”的有效状态没有  继承发展下来，对意识形态的疏离和现实世界的批判没有导向人性上升的链条，只是变  换了一个花样——继新时期伊始启蒙文学从“政治”层面突围而出之后探向民族传统的  精神之旅重陷“文化”陷阱，打着“文化与人”的旗帜却愈行愈远，重塑自我的使命被  “文化”热淹没、消解。另外一个原因与此一脉相承，并且对两支精神之旅产生了同样  深刻的影响。两种精神向度非但没有彻底摆脱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而且尚未形成现代  化、个人化的思维方式。它们从阶级斗争模式中突围而出后，经过短

暂的狂欢重新陷入  了传统/现代、中/西的二元对立模式，这一思维模式决定着其各自的一元化价值立场。  前者以传统文明对抗现代文明，或者津津于传统思想意境的展示(《棋王》等)，或者向  人们描述丧失根性造成的人性枯萎的可怕景观(《爸爸爸》)；后者极力炫耀借重西方观  念批判现实的姿态，越来越狭窄化的视阈丧失了思想、审美张力。在上述两个原因的合  力包围下，前期沸腾一时之启蒙动力内蓄不足，情理激荡的文学景观和审美张力一度陷  入疲软状态。
　　怎样才能接续启蒙的内力，以完成重塑现代自我这一人性解放的最高使命?一批有识作  家开始突破传统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思索如何将关注焦点向“内”转，在传统与现代、  中国和西方之间重构文化思想张力，重新达成情理激荡文学景观以推动启蒙思潮向前发  展的问题。王安忆属于较早从机械对立的思维模式中突围而出的作家，她将传统文明的  内核“仁义道德”的圣光框定在一个自足、封闭、僵硬的“小鲍庄”内，对历史、民族  传统文化进行了深思和追问，执著地探寻“仍然屹立着的人生的价值”，其价值立场不  再锋芒毕露，而是混融而迷蒙。她在著名的“三恋”中又以对潜意识尤其是“力必多”  的探询抵入女性的主体性禁区；另一位女作家铁凝则以一个有着原型意味的女性形象“  大芝娘”(《麦秸垛》)对父权制历史文化传统进行了强烈质疑和否定，引发人们对母亲  、心灵、家园、历史、个人的连绵怀想。男性作家也作出了深切的思考。李锐在《厚土  》中对传统/现代的追问表露出多元化的现代意识，“我们再不应把‘国民性’、‘劣  根性’或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描述当作立意、主旨、或目的，而应当把它们变成血液里  的有机成分，去追求一种更高的文学体现……文学不应当被关在一个如此明确而又僵硬  的框架内，文学应当拨开这些外在于人而又高于人的看似神圣的遮蔽，而还给人们一个  真实的人的处境。在对这个处境的刻骨的体察中，人们不再祈灵于什么，因此而免于跌  进虚妄的失落；由于不再去祈灵于什么，人们也才会更深刻，更真实，也更丰富地体察  到人之所以是人，人之只好是人”。[17]王小波、余华、叶兆言等作家也从传统的光环  中跳将出来，拨开重重遮蔽的“苍老的浮云”，站在个人立场之上对历史进行全新的个  人化解读乃至戏谑地反讽，在解构霸权历史叙事的快感中突显“黄金时代”、“白银时  代”、“青铜时代”的历史本真与深厚感性，重新整合构成现代/传统悖论的内在精神  文化层面与外在审美张力，以此还原人性在跌宕起伏、纷纷杂沓的历史进程中所表现出  的丰富内涵。其中尤以王蒙的《活动变人形》，格非的《敌人》、《大年》、《青黄》  ，余华的《活着》、《呼喊与细雨》、《一个地主的死》，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  》，吕新的《抚摸》，北村的《施洗的河》等文本最为典型。张炜则更成功而深刻地将  传统/现代的思考浆汁渗入文本之中。如前所述，正是因为在传统、现代之间注入多元  化思考及其内在主体性矛盾从而使作家的审美心灵踏上了不断上升的人性的链条，这也  使得《古船》成为启蒙进程第二部曲飞跃到第三部曲的过渡性文本。一代思索者的代表  隋抱朴把自己关在小磨房里，苦苦追思传统和现代、道德和人性的关联，追问人应该何  去何从，怎样驱除人性丑恶的一面，涵养优美的人格：“人要好好寻思人

《人性解放“三部曲”——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