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解放“三部曲”——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

。人在别处动  脑筋造出了机器，给马戴上了笼头，这都不错，可是他自己怎样才能摆脱苦难?他的凶  狠、残忍、惨绝人寰都是哪个地方、哪个部位出了毛病?”在这里，传统和现代文明的  任何一方都不单独具备重塑自我的最终合法性和权威性。他通过个体对历史苦难的悲悯  和体认，发现历史的暴虐本性，认识到历史制造者自身的深重罪孽，进行赎罪的内省，  并转入了道德形而上的思考，试图让人们在道德的自我完善中走向启蒙的目标——自由  的自我，从而为自我重塑提供了新的价值规范。不过，隋抱朴虽然是一个饱满而丰厚的  启蒙思考者的形象，他的意义在于他永恒的思索，可是他的局限也在于永恒思索的姿态  。因为要实现自我重构，完成现代人格的新生，还必须从痛苦的黑房子破茧而出，不停  地寻找新的天地。
　　早在《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中，扎西达娃就赋予贝塔不倦行走的意志和品格，夸父逐  日般渴求着灵肉统一、情感和谐的“家园”。正如张承志所坚信的，“总会有人上路，  哪怕彼此听不见足音，哪怕每一个都以为自己孤独一身。”(《荒芜英雄路》)他以《北  方的河》、《金牧场》等文本诉说着“在路上”的姿态，在《黑骏马》中则首先预示了  这种历史性突破。《黑骏马》描写那个充满古老原型意味的悲剧故事的同时，不期然中  触及并解决了一个重大的主题，即如何在中西古今多元文化碰撞中重塑人性自我的问题  。评论界一般认为白音宝力格始终陷于古今两种文化的冲突之中，似乎他的“出走—归  来—出走”是一个永远循环的悲剧围城。我却认为，这仅仅是表面化的情绪化的现象，  其背后隐藏着一个人性上升、自我重塑的“三部曲”，它已经帮助主人公走向了新生。  他的出走，其发端表面看来是索米娅被辱失贞，事实上从白音宝力格第一次离开起就注  定了这样一个必然的分裂，这是古老文化内部的分裂，或者说，是索米娅的失贞为白音  宝力格探求现代文明的欲望找到了一个“合法性”的理由。他似乎是“必须”这样做，  以完成一个与传统意识分离的过程。这是他获得新生的第一步。但出走之后他心头一直  萦绕着索米娅的身影，这既是他对原始传统血脉的皈依情结之表现，又是他对现代文明  失望的结果，二者的结合使他重返草原。但这次回归并不是简单的“魂兮归来”，也不  复是此前对现代文明的彻底抛弃，而是对二者有了更客观、更理性、更深刻同时也更复杂的体验与认识。这是他重获新生的最为关键的第二部曲。可以想见，没有出走就不会有这样的诗意的精神皈依；没有归来就不可能有这

样的寻找乃至叛逆。等他骑上那匹代表草原精神的黑骏马再次重新踏上出走的征程，一个全新的“我”呼之欲出了。在这个新的“自我”的世界中，两种文明已不再是简单的对立，亦非泾渭分明，二者的矛盾已构成了自我诞生的生命张力。白音宝力格没有像隋抱朴那样停留于传统和现代的悖论中难以自拔，而是吮吸着传统文化的乳汁，沸腾着原始文明的血液，痛苦又快然地离开精神的源泉和母体，“怀着一颗更丰富、更湿润的心去迎接明天”。通过这曲苦难和自我救赎的精神乐章，他已经属于也代表了未来。进而言之，这种艺术典型代表的也是启蒙文学重塑“自我”与人格精神的未来。从张承志到史铁生《生命琴弦》、路遥《平凡的世界》、陈染《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等等，我们不难体悟到启蒙人格求索的曲折历程。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的是，新时期波澜起伏、风生云起的启蒙文学思潮在抵达高潮之后  遽然跌落。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文化语境的剧变将人们带入了世纪末转型期，那些对启  蒙的艰难估计不足、耐力不足、信心不足的知识分子和文人们随风而动，“后现代”、  “后殖民”、“后启蒙”甚嚣尘上，更有人高喊“告别革命”或倡导“启蒙过时论”。  在创作上则往往表现为退回到启蒙思潮的“第一部曲”并决意裹足不前，自以为抓住了  人生的“欲”便掌握了人性的一切秘密；或者误以为执著于人生的无奈和被动化情感便  是对人本主义的回归。这在“新写实”、“后先锋”、“下半身写作”等许多创作思潮  中皆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结果是，人们在对所谓“宏大叙事”的人性启蒙进行了“祛魅  ”后，又将欲望鬼魅化，堕入了另一种形式的“宏大叙事”(可称之为“欲望本质主义  ”)。然而，笔者坚信，人性提升的历史链条并没有终结，启蒙最终的使命还没有完成  ，正如阿伦·布洛克所说，启蒙运动“没有最后一幕：如果人类的思想要解放的话，这  是一场世世代代都要重新开始的战斗”[18](p.127)。如果历史文化逻辑所必需的文学  发展阶段在实践中被人为地耽搁，那必将会用更多的时间来补偿。
　　收稿日期：2002-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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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解放“三部曲”——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