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东北作家群·端木蕻良(之二)

在这种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推动下，他们对阻遏着中国文化、中　国文学现代发展的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进行了坚决的反叛，为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现　代发展开辟了新的更广阔的发展道路。但是，任何一个文化革新运动都是一个发展的起　点，而不是一个发展的终点，它只是为各种新的文化、新的文学的创造提供了可能性，　而不可能提供所有新的文化、文学创造成果的本身。在这时，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到一个　文化文学革新运动发生的具体历史条件和它采用的具体形式，因为正是它的具体的历史　条件和具体的革新形式决定着它在开始阶段的发展以及这个时期特定的发展趋向性。“　五四”文化文学革新运动是在辛亥革命之后相对和平的历史条件下和相对和平的社会环　境下进行的，是在向西方文化、西方文学开放的具体形式下实现的，是由那些具有了更　广泛的世界眼光和世界联系的归国留学生具体发动的，这使“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20　年代的新文化和新文学就有了特定的发展趋向性。也就是说，中国新文化、中国新文学　在20年代的发展并不是中国新文化、中国新文学在所有可能的发展趋向上的发展，而是　在一个特定的发展趋向上的发展。这种特定的发展趋向性，有它不可代替的独立意义和　价值，但也有它不可能没有的局限性。它的局限性同所有的局限性一样，同样会埋伏下　新的文化的或文学的危机。克服这种危机的往往不是它自身的自然发展的力量，而是从　一种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另一种力量。中国新文化、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同样需　要不断寻找新的生长点。
　　20年代的中国新文化、中国新文学埋伏着一种什么样的新的危机呢?
　　“五四”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对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进行的一次伟大的革新运动，　它是在这个运动的发动者的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推动下发生的。但当这个运动　取得了表面的胜利，成了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可以自由选择的一种社会的职业，一个他　们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社会空间时，也就产生了一个怎样具体感受和理解它的价值和意　义的问题。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现象和社会文化的现象，都不是只有一种确定无　疑的感受方式和理解方式，而是有着各种不同的感受方式和理解方式。对于“五四”新　文化、新文学革新的这种特定形式，很自然地存在着两种相联系而又绝不相同的感受方　式和理解方式，一是立足于整个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的存在和发展，一是立足于西方文　化的输入和介绍。不难看出，这两种感受方式和理解方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取　得表面的胜利之前，实际上是重合在一起的。为了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的存在和发展必　须向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开放，必须引进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没有这样一种开放的姿　态，没有这样一种措施，仅仅依靠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及其自然的演化和发展，是无法形　成适于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上生存和发展的文化的。而要向西方文化、西方文学开放，　要引进西方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学，本身也就意味着为中华民族在现代的生存和发展寻求　新的途径和新的道路。但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取得了表面的胜利，当“五四”新文化　同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一样，也成了一种社会普遍认可的文化形式，一种受到政治经济　法权保护的正当的社会职业，并以社会教育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它也就成了一代一代　青年知识分子求得自我生存和发展的必经的途径。在这时，体现固有文化传统的老一代　知识分子已经构不成对他们个人命运和前途的直接威胁，影响他们个人前途和命运的则　是新文化、新文学阵营内部的知识分子的竞争关系，是他们在这种竞争关系中的成败和　得失。这在自觉与不自觉间就改变了他们自身的文化心理和文化心理的发展趋向，也改　变了中国新文化与中国新文学的具体走向。“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打破了中国文　化的封闭性，实现了中国文化向整个世界文化的开放。但当外来文化被引入了新文化、　新文学阵营内部知识分子个人或集团间的竞争，外来文化、特别是在当时世界上具有强　势地位的西方文化的性质就发生了潜在的变化，它在这种竞争中被凝固化了，凝固成了　判断是非、分辨优劣、决定弃取的固定的价值标准，凝固成了有类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　中的圣经贤传一类的东西，这孕育了20年代中国新文化、中国新文学阵营中的世界主义　文化倾向。这种世界主义的文化倾向是以世界强势国家的强势文化为统一的价值标准，　衡量并要求各个不同民族的不同作家的文学创作，自觉或不自觉地向没有民族间矛盾和　差异的统一的世界文化倾向提供了重新生长的土壤，使那些不满于这种倾向的知识分子　重新把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价值标准提高到一种普遍的、绝对的文化价值标准的高度，将　其凌驾在世界各个不同民族文化之上，并自觉不自觉地将其作为统一世界文化的价值标　准。毫无异议，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发展史上是有不可磨灭的　历史功绩的，他们为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但他们的意义和价　值更在于他们是一批中外文化的使者，是最早把西方文化、西方文学作品大量翻译介绍　到中国并以此为基础开始自己新的文化和文学创造的知识分子。但他们的局限性也是显　而易见的，“五四”以后进入新文化界的青年知识分子，几乎都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思　想追求和文学追求，他们的思想追求和文学追求直到多年以后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或西　方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他们也常常以中国或西方某种文化或文学传统　的传承者自居。他们用中国或西方固有的文化价值标准感受、理解、分析、判断具体的　中国文化现象和文学现象，在开始，也提出了大量新的问题，但这些新问题的提出不是　更加增加了他们促进中国文化及其发展的自觉性，而是更加加强了他们对中国文化及其　发展的盲目性。这正像我们可以以美国摩天大楼或中国古代的阿房宫为标准感受、理解　、分析、判断中国农村的茅草屋，但却无论如何也无法仅仅依靠这样的感受、理解、分　析、判断实际地改善中国农村的住居条件一样，他们的思想追求和文学追求也无法在“　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基础上起到进一步革新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作用。他们　往往自以为已经超越了鲁迅、胡适、周作人、陈独秀、李大钊这些“五四”新文化、新　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但在实际上却渐渐淡化了对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的入骨入髓的深切感　受。他们的心灵不是变小、变细了、仅仅停留在个人小悲小欢的欣赏或怨诉之中，就是　变大、变空了，跟着中国传统文化或西方文化谈论着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现实发展没　有必然联系的一些抽象理念。必须看到，这与“

五四”新文化运动过程中的情况是有根　本的不同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主张输入西方文化的，也是以西方文化的话语形　式对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进行批判的，但那时西方文化、西方文学在中国社会上还没有　得到公众的认可，极少数提倡新文化、新文学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上是受到歧视、排　斥乃至打击的。他们之后以走上革新中国文化的道路，是因为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　固有文化传统对自己的束缚，感受到了这种革新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发展的实际意义和　价值。占据他们意识中心的不是中国古代文化或西方文化价值标准的自身，而是中国文　化革新对自我个性的解放、对整个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发展的实际意义和价值。不论他们　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文化思想都已经不能完全包括在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之　中，也已经不能完全包括在西方固有的文化传统之中，他们的文化思想同时具有了民族　和现代的二重性品格。现代性和民族性在像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　革命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思想革命》、鲁迅的《狂人日记》　《阿Q正传》《祝福》《伤逝》《补天》《铸剑》《藤野先生》《纪念刘和珍君》《秋　夜》《雪》这样一些作品中是没有任何矛盾和差异的。它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但也不　是世界主义的。而在20年代青年一代知识分子之中，这种浑然一体的价值和意义则逐渐　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发展了世界主义的文化倾向，一部分人则发展了狭隘民族主义的　倾向。李金发的诗我们很难说是民族的，废名的小说我们很难说是世界的。现代性和民　族性在这样一些作品中分裂为二，中国新文化、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埋伏下了自己的危机　。
　　这种危机产生的原因还因为“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是在相对和平发展的历史阶　段主要由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具体发动的。他们多是一些书斋文人，对知识分子自身的　关怀超过了对下层社会文化的关怀，对书面文化的关怀超过了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关怀，　对抽象的国家整体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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