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大学)的《略论田业联谊会》一文梳理了民国初年江南农村　一种特殊的同业公会的收租机构的演变、运营方式以及与政府的关系，指出它的出现表　明国家、地主和佃农利益的冲突日益尖锐，它是力图平衡三者利益的机构。
　　社会群体的研究则有张守广(西南师范大学)的《论抗日战争时期后方企业家群体形成　、特点及其历史地位》，胡鸿保(中国人民大学)、定宜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从＜碧　血剑＞内外看满汉间的族群互动》等文。
　　　　　　三　从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角度探讨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
　　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必然反映在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中。社会　变迁就是社会生活不断变化的过程。社会生活和社会观念可以成为衡量社会变迁的风向　标。虽然社会生活的质量和评价体系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下不一定十分理性，但社会生活　的确具有极强的社会应用性和影响力。必须将社会生活置入历史背景中，才能得到合理　的现代理念的解释。一批论文透过各种社会生活现象，从不同角度回应了大会主题。
　　家族、家庭生活总是社会史学者关注的课题。除了前揭学者涉及的家族问题，侯旭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汉魏六朝父系世系意识的成长与所谓“宗族”问题初探——从北　朝百姓的聚居状况谈起》一文，从社会聚居生活的角度认为汉魏六朝正处在作为“父系　继嗣群体”的“宗族”的始发期，以往认为中国父系“宗族”自先秦以来存在连续性的　假设是靠不住的。李小红(宁波大学)的《宋人“计产育子”现象探析》对传统的多子多　福观念提出异议，认为宋代非但存有“多男多忧”、“多子固为人之患”的说法，且不　乏“计产育子”的做法。柳立言(台北中研院)的《宋代在室女的遗产继承权——女得男　之半?》则对宋代女子是否拥有继承权问题提出了新见解。
　　一些学者运用案牍文献、日用类书、民间歌谣、碑刻等资料揭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　。张秀蓉(台北中正大学)的《从＜鹿洲公案＞看清初潮汕地区的社会生活》透过蓝鼎元《　鹿洲公案》一书所记载的审判案例，分析清初河海水运对潮汕地区经济与治安的影响、　妇女卖嫁所引起的诉讼、书吏讼棍对司法诉讼的操弄、民间对神鬼敬畏的社会风尚。王　振忠(复旦大学)的《徽州村落日用类书与民间日常生活研究》将徽州村落日用类书分为　综合性日用类书、商业类日用类书、村落日用类书，认为第三种类书以前研究较少。他　主要利用《目录十六条》，对日用类书在徽州村落生活中实际运用的历史情境作了具体　揭示，以展示村落社会生活的实态。卞利(安徽大学)收集流传于徽州地区的民间歌谣，　写成《徽州的民间语言与歌谣》一文，认为这些歌谣主要产生于民众的生产和生活之中　，大体可以分为时事、恋爱婚姻等类别。李俊(黄山市消防支队)在《中国消防史上的一　座＜德政碑＞》一文中，分析了新发现的一块记载明代弘治年间徽州知府何歆创修民间“　火墙”的“德政碑”，认为这是徽州民居文化及中国消防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谢葆华(　美国西俄勒冈大学)的《通向皇后之路》以明代皇后为中心，探讨传统中国社会的礼仪　问题，认为以婚礼以及太庙祭祀、封禅礼等活动为代表的礼(ritual)是皇后日常生活的　重要部分。吕文浩(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日军空袭威胁下的西南联大日常生活》试图用　民族志方法探讨日军空袭给西南联大师生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认为日军空袭的影响主　要表现在直接轰炸和平时更为经常的跑警报上，并重建时代的精神氛围，高度评价联大　师生面对空袭威胁坚持学术教育的精神品质。岑大利(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的《清前朝米价波　动原因之探究》分析了米价波动的原因及其对社会各阶层生活的不同影响。
　　社会生活在社会结构转型时变动巨大。中国土地改革的任务是全方位的，它不但是经　济变化，而且是整个底层社会的大变动。土改中，政权与乡村的互动，改变了社会生活　的原貌。张佩国(上海大学)在《国家话语与农民日常生活实践的逻辑——山东“老区”　土地改革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一文中，提出在历史人类学的视野中，中国共产党政权于　1946年至1948年山东地区所进行的土地改革，远不止是政权更替或地方精英构成群体转　换的单一过程。土改中不是国家话语占主导地位，而是国家话语的操作更多地服从村落　社会老百姓日常生活实践的逻辑。
　　在社会互动和社会变迁中，难免出现一些危害社会稳定与进步的社会问题，学者注意　了这些问题。刘长林等(上海大学)的《论“五四”思想家对自杀现象的研究》认为，五　四时期的自杀现象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从中暴露出种种社会弊端。对自杀现象的研　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邵雍(上海师范大学)的《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禁毒与贩毒》指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贩毒和禁毒始终是一对相辅　相成的矛盾，南京国民政府与形形色色毒贩的较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政府的治国　能力。此外还有徐有威(东华大学)的《民国时期的土匪研究之回顾与展望》等文。
　　军妓与慰安妇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特殊女性群体，近几年研究有了深入。华强(南京政治　学院上海分院)的《民国时期的“军

妓”》认为民国娼业的兴盛与军队有直接关系。陈　丽菲(华东师范大学)的《二战时期中国女性受害类型分析》将中国“慰安妇”分为妓女　、家庭妇女、职业妇女、学生、被俘抗日女性五种类型，经济待遇主要是有经济补偿型　、无经济补偿型、负经济补偿型三种类型。在战后社会环境中，中国女性受害者的生理　和心理创伤造成了婚姻歧视、劳动权利歧视、政治权利歧视、子女歧视、连带性的家属　歧视等多层次的伤害，从而触及战争与妇女，妇女的自我认识、现代人性的观念和对生　存环境的建设意识等重要问题。
　　叶汉明(香港中文大学)在《华人社会、殖民地国家与妇女：香港一例》一文中，指出　香港殖民地政府为了维持社会安定，需要争取本地华人领袖的支持，采用“不干预”政　策和“分而治之”的治术，容许蓄婢制继续保留，同时将从拐匪救出的妇孺交由华人领　袖设立的保良机构安置。这种殖民地统治方术的背后，是一套强调中西文化截然不同，　东西各处于两个迥异世界，中国人的“不文明”特性不宜触动、也难以改变的“东方主　义”。这种变化涉及殖民地政府与本地华人社会的互动。梁景和(首都师范大学)的《近　代女性陋俗文化的演变与“人的解放”价值》总结中国近代女性陋俗文化演变的特征，　指出其演变的内容蕴藏着“人的解放”的深刻主题。当我们理解近代新式女性文化观是　拯救中国女子的理论的同时，还要深刻地认识到，它也是拯救中国男子的观念形态。
　　人口问题综合了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引起学者注意。人口研究的突破固然与资料的　开掘大有关联，但是它也有赖于研究视野与方法的突破。高凯(郑州大学)的《从走马楼　吴简看孙吴时期长沙郡的人口性比例问题》、陈爽(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走马楼吴简所　见奴婢户籍及相关问题》、侯杨方(复旦大学)等的《中国明代黄册底籍中的人口与家庭　——以万历徽州黄册底籍为中心》、陈昌文(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上海近代出版业对都　市人口的吸纳与整合》等文，均对人口及其相关问题提出新的见解。
　　　　　　四　从社会文化角度探讨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
　　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是由社会的综合因素决定的，因此从社会文化的　角度比较能体现综合因素的视野。
　　生活方式与观念变迁的互动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主题之一。李长莉(中国社会科学院)　的《生活方式与近代伦理变迁》从中国近代化道路的独特性与近代社会伦理形成关系密　切的角度出发，认为生活方式变迁是社会伦理观念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启动力量，是近　代社会伦理萌生的土壤，是社会结构变动与观念变迁的中介。
　　社会信仰居于社会文化的深层，它随社会变迁发生变化。当然，社会信仰的变化也会　导致社会变迁。这就涉及国家政策、社会风尚、民众心态等诸多方面的互动。传统中国　以世俗文化为重，但宗教与信仰依然是不可忽视的社会文化内容。葛承雍(文物出版社)　的《唐代“三夷教”的互动传播与社会变迁》、严耀中(上海师范大学)的《论“三教”　到“三教合一”》、申浩(上海师范大学)的《明清江南城乡的民间信仰活动与社会变迁　》、王健(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祀典、私祀与淫祀：明清以来苏州地区民间信仰考察之　一》、井上彻(日本大阪市立大学)的《魏校的捣毁淫祠令——民间信仰与儒教》等文，　都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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