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了社会信仰问题。
　　葛承雍通过考察唐代广为传播的“三夷教”即袄教、景教、摩尼教的兴衰，得出盛唐　以前容纳百川的社会心态和兼收并蓄的社会环境使得“三夷教”能够生存发展；安史之　乱后，唐朝对“三夷教”的禁止和打击，反映了官方的排外政策和民众对外民族的恐惧　心理，标志着唐代社会由开放转向封闭，放眼世界转为内向保守。这种社会变迁无疑是　历史的不幸。严耀中认为，三教概念的发展可分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三个时期，　只有最后阶段才出现真正宗教形态上的三教合一性质的“三一教”之类和“三教合一”　的概念。而将儒家视为儒教的说法也大多源于此时。这种转变与明清时代的社会需求合　拍。申浩揭示民间信仰作为特定的文化现象，与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及社会结构、社会　变迁不断互动，共同构成了明清江南地区的社会生活画卷。王健探讨国家祀典和淫祀、　民间私祀神，以及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井上彻考察广东提学副使魏校在明嘉靖元年摧　毁广东地区的淫祠，以及他离任后广东乡绅继续采取举行祭祀祖先以及活用里社、社学　、乡约的方法，证明以魏校的政策为开端，广东知识阶层已经开始了旨在实现当地社会　儒教化的活动。
　　社会风俗改良与民众的互动制约着社会的变迁。严昌洪(华中师范大学)的《1930年代　国民政府风俗调查与改良活动述论》从一个侧面探讨国家、地方、民众三者在社会风俗　改良中的互动关系，认为这次活动因国家只好顺应民情决定暂缓禁止，致使风俗改良活　动收效甚微。左玉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政府专横，还是民众顽固——南京国民政府　废除旧历运动评析》系统考察1928年后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一种非常激进的手段，依靠政　治力量进行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推行阳历、废除阴历运动，探究国民政府废历运动中的政　府与民众的冲突及互相调适的深层原因，力图揭示这种冲突背后的文化内涵。黄金麟(　东海大学)《武化的身体系谱学》一文，从系谱学的角度，观察从晚清以来中国的身体　经历的一系列军事教化的过程，认为这一场持续长久、规模宏大的武化身体运动是知识　分子和国家努力的结果。
　　一些学者通过具体事例，揭示社会互动，同时深挖其背后的文化社会结构。严翅君(江　苏省行政学院)的《试论早期现代化推进力量配置中的矛盾性——以张謇为个案的分析　》用具体事实进行阐释：圣贤式的精英  +  无法避开的官僚国家  +  徒有自治之名的乡绅　，这种力量配置使张謇的现代化实践失败，揭示出现代化早期阶段处于传统文化力量支　配下的社会精英的进退两难困境。孙江(日本静冈文化艺术大学)的《星星之火、革命、　土匪与地域社会——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中心》，从文化与社会衔接的全新角度揭示　革命根据地内部的深层次的矛盾。他以1932年井冈山地区的袁文才和王佐被杀事件为切　入口，认为在此背后还存在着井冈山地域社会固有的对立——土著民势力和移住民势力　对立的影子。意识形态斗争和族群对立不是平行的两组矛盾。在井冈山地区革命化的过　程中，原有的族群对立内化到地方党组织之中，以党内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金秀英(　韩国国民大学)在《社会革命与语言革命——以国民革命时期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为中心》一文中，认为20世纪20年代陈独秀积极使用过的马克思主义中心言辞是“革命　”和“阶级”，但他使用这两个言辞对国民革命性质的判断表现出语言的混乱，反映了　时代的特点以及他自己思想的发展。张琢(日本爱知大学)的《两岸观民粹》对比了两岸　民主历程，指出民主政治的建立，没有相应的现代经济和教育基础固然不行，即便有了　相当现代的经济和教育水准，民众的民主理性建设仍然是一个艰巨过程。克服和超越民　粹，是现代中国政治走向民主化的重要课题。
　　跨文化的社会互动对于社会变迁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只有经过长期的发展，人们才　会认知其中蕴涵的社会文化价值。这方面的研究呈现了主要以个人或群体为记述中心

的　特色。吴强华(上海师范大学)的《儒学、士大夫与“天学”传播》一文，揭示明清之际　以天主教及科学技术为核心内容的“天学”在中国得以顺利传播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　其中天主教的儒学化及儒学士大夫的积极推动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梁洪生(江西师　范大学)的《明清在华耶稣会士面向西方描述的江西》以当代中国人的眼光，重新审视　明清西方人对中国区域社会文化的了解，揭示中西文化互动的进程。黄焯钧(香港中国　近代史学会)的《杜威来华讲学对上海知识界的影响》认为，这位自西学东渐以来首位　亲身向中国人直接介绍自己学说的西方学者来华，实为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值得关注　之事。区志坚(香港理工大学)的《殖民地下南来学术的双向发展：赖际熙及学海书楼对　香港推动中国文化教育的贡献》提出晚清遗老赖际熙创立学海书楼等举动，为香港中国　文化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
　　冯尔康(南开大学)的《姓氏文化与地域文化》、吴仁安(上海师范大学)的《五缘文化　与家族史、谱牒文献研究》都关注了文化因素，同时提出了研究范围和方法。冯尔康致　意于社会文化的研究，提出姓氏文化与地域文化研究交互作用。一些家庭文化如新的家　庭伦理道德等问题，实际上也是地域文化的问题。民间区域性文化建设可以通过家庭文　化建设体现出来的。民间在宣扬家族文化时有一种虚惘性。也许我们认为这是愚昧，但　它却是民间存在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也有积极作用。吴仁安指出五缘文化博大精深，　交相融合，与家族史、谱牒文献的研究关系密切。
　　　　　　五　创新与展望
　　综合上述可见，本次会议的国际性和学术前沿性得到了充分体现，达到了主办者预期　的目标。新问题的提出，新视野的开拓，新资料的发掘，新方法的运用，使社会史研究　继续深化，值得提出的是以下两个方面。
　　1.努力实现社会史整体研究的目标
　　从会议的103篇论文来看，可谓古今结合、上下结合、中外结合，从不同的角度、层面　、时段来研究国家、地方与民众的互动及社会变迁。更为可贵的是，不少论文在研究某　一具体问题时，也着意整体史目标的实现。一些学者将短时段的事件与长时段的社会结　构相结合，从而揭示了国家、地方、民众互动与社会变迁的内在关系。一些学者以全球　化的视野来考察局部性的事件，提出了区域网络、全球网络的整体化概念。
　　如滨下武志(日本东京大学)在《二十世纪初上海、神户、仁川的海外华人金融网络》　一文中，将日本、朝鲜与中国的三边贸易经济关系视为东海开放口岸的一种区域网络，　并考察其商业模式，尤其是金融网络的情况。指出在全球化或全球主义这一更大的概念　视野和体系中，国家、地方、区域都是全球的一部分，国家的地位在变化，国家和地方　的关系可以互转，国家也会是全球中的一个地方。戴一峰(厦门大学)的《移民群体、地　方政府与地方性的建构——以南洋闽侨救乡运动为中心》，揭示20世纪20—30年代，闽　籍海外移民群体如何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在与家乡地方政府的互动中，重构地　方的权力空间，进而讨论这一事件藉以展开的话语和嵌入的文化逻辑。廖赤阳(日本武　藏野美术大学)、王维(日本香川大学)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先导与传统塑造——长　崎新地中华街与“春节祭”之形成》，以长崎为个案，讨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性增　大及“地方先导”的历史和现实条件；通过以长崎中华街为中心，讨论该地域社会的表　层与深层的相互关系、对话渠道与连接方式；透过长崎“春节祭”，考察地域社会的文　化形态和地方意识的形成、变迁和塑造过程，具体地描绘出带有特定的少数族群色彩的　文化是如何被积极接受为地方公认的文化，并且构成接通文化、资本、市场、网络回路　的共同历史资源。刘宏(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论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结构的演变与帮权　网络的特征》以新加坡华人社团在国家与跨国网络中的角色为例，研究新加坡华人社会　结构的演变与社会和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是力图建构在实证基础上的理论探讨，探　索国家与网络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模式，以便能够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和亚洲社会史的认识　。
　　2.重视田野调查和社会史理论本土化的尝试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国家、社会、民众互动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中国社会与　西方社会有着很大的差别，这就要求立足中国本土文化研究的学者在借鉴、验证西方学　者的社会史理论的同时，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在

《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