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
。[15]《大金集礼》里的这段记载，可能就有许多藻饰的成份。在金朝建国前后，渔猎经济在女真人的经济生活中仍占有很大比重，“毋忘稼穑之艰难”之类的理念，只有当后来女真人彻底汉化之后，才会从他们嘴里说出来。
根据我们所了解的女真人的生活方式来看，与其说它更接近于草原民族的游牧生活方式，毋宁说它更接近于汉民族的农业定居生活方式。姚从吾先生曾经有过这样的感慨：我们常有一种感觉，女真这个北方民族竟没有一种自成套数的自有文化，比如像契丹人的捺钵文化那样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16]其实这就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由于女真人的生活方式与汉人的生活方式差异不大，所以就不像契丹人那样有一套迥异于汉文化的东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女真人接受起汉文化来就显得非常自然和特别容易，不存在什么先天的障碍。这就是女真人全盘汉化的基本背景。
（二）移民汉地
在促使女真人彻底汉化的诸多因素中，猛安谋克的大批南迁肯定在必须考虑之列。
生女真的传统居住区域是所谓的“金源内地”。金朝初年，女真人的分布范围仅限于上京、东京和咸平府三路。后来随着金朝的军事扩张，女真猛安谋克以军事屯田的方式逐步向辽朝的领地内迁徙，不过当时尚未进入长城以南的汉地。太宗时灭掉北宋后，原本没有长期占据中原汉地的意图，所以先后扶植起伪楚、伪齐两个傀儡政权。但由于汉人的傀儡政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无法与南宋相抗衡，于是金朝只好改变策略，对中原汉地实施直接统治。这样一来，就势必要让部分女真人移居中原。从太宗末年起，开始将女真猛安谋克大批迁往长城以南汉地，宋代文献有“金左副元帅宗维（即宗翰）悉起女真土人散居汉地”的记载，[17]这是天会十一年（1133年）的事情。熙宗皇统初，当金朝从南宋手中重新夺取河南、陕西之后，又将大批猛安谋克迁入中原屯田，“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陇之北俱有之”。[18]这可能是金代女真人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浪潮。海陵王正隆间，为了加强对女真贵族的控制，“不问疏近，并徙之南”，[19]除了少数安置在长城以北的北京路之外，其他均迁入中原汉地。
至海陵末年，猛安谋克的人口分布区域已从金初的上京、东京、咸平府三路扩展到上京、东京、咸平府、北京、西京、中都、河北东西、山东东西、大名府、南京等十二路。我在《金代猛安谋克人口状况研究》一文[20]中，曾对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猛安谋克人口在全国各地的分布数量做过一个粗略的估计，其中长城以南各路的人口估计为360万左右，约占全部猛安谋克人口的47% 。这个数字大致可以代表金代女真人移居汉地的比例。
如此众多的女真人进入中原汉地，自然给女真族的彻底汉化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缘。迁居中原的猛安谋克多为永久性移民。女真人原有以其所居之山川命名的习俗。及至入居中原后，便多以中原地名命名，如完颜燕京、蒲察燕京、完颜绛山、裴满河西、蒲察西京、完颜鄯阳、乌古论兖州、粘哥荆山、尼庞古华山、徒单渭河等等，这说明他们并没有客居异土它乡的感觉，一种新的乡土观念很快就已经在他们的头脑中扎根。若是与契丹人和蒙古人相比较的话，女真人确实很容易融入汉人社会。这仍然可以用生活方式来加以解释，因为汉人的生活方式与女真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会有那么多的女真人迁入汉地并且长期定居下来。
（三）体制一元化
辽朝的汉化色彩始终不明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一直坚持实行二元政治。金朝初期虽也一度摹仿辽朝的北南面官制，同时奉行两套体制，但自熙宗改制以后，就完全抛弃了女真旧制，全盘采用汉制。政治体制的一元化，是女真人汉化很彻底的一个重要原因。
金朝建国之初，朝廷中枢权力机构实行女真传统的勃极烈制度，对于所占领的辽地，也一概搬用生女真旧制。如太祖收国二年（1116年）占有辽东京州县以后，“诏除辽法，省税赋，置猛安谋克一如本朝之制”。[21]即不管是系辽籍女真，还是汉人、渤海人、契丹人、奚人，全都不加区别，“率用猛安、谋克之名，以授其首领而部伍其人”。[22]但一到进入燕云汉地，这套女真制度便行不通了，于是只好因仍原有的汉官制度。史称“太祖入燕，始用辽南、北面官僚制度”，[23]就是指同时奉行女真旧制和汉制的双重体制。金初的所谓“南面官”，亦即汉地枢密院制度，故《金史》谓“天辅七年，以左企弓行枢密院于广宁，尚踵辽南院之旧”。[24]与此相对的“北面官”，主要指当时实行于朝廷之内的勃极烈制度。[25]
金初的二元政治存在于1123至1138年。汉地枢密院系天辅七年（1123年）始设于营州广宁（今河北省昌黎县），后迁平州，再迁燕京，天会间一度分设燕京和云中两枢密院，后又归并为一。至天眷元年（1138年），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结束了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这是熙宗汉制改革的结果。
早在太宗天会初，就有一些女真贵族的上层人物积极主张摒弃女真旧制，全盘改用汉制。《金史》卷七八《韩企先传》曰：“斜也、宗幹当国，劝太宗改女直旧制，用汉官制度。”斜也即太祖弟完颜杲，太宗时为谙班勃极烈，与国论勃极烈宗幹同主国政，可见当时支持汉化的势力已经相当强大。不过终太宗一代，仍维持着二元政治的局面。《金史》里虽有太宗天会四年（1126年）建尚书省的记载，但人们一般认为当时的尚书省是设在燕云汉地，与后来建立的三省制度无关。[26]金朝政治制度的重大变革，直到太宗末年才提上日程，天会十二年（1134年）正月，“初改定制度，诏中外”。[27]由于太宗一年后就死去了，所以实质性的汉制改革是在熙宗朝进行的。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八月甲寅，“颁行官制”，是即“天眷新制”。[28]这是金朝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自金初以来实行二十馀年的女真勃极烈制度，“至熙宗定官制皆废”，[29]以三省六部制取而代之。同年九月丁酉，“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30]这不只是简单地改换一个名称而已，它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汉地枢密院是作为双重体制中的一元而存在的，而行台尚书省则只是中央尚书省的派出机构。这两件事情的发生，标志着二元政治的终结和金朝政治体制的一元化。[31]
熙宗朝的汉制改革，从天会末年至皇统初年，大约持续了八、九年之久。改革的内容极为广泛，涉及中央职官制度、地方行政制度、法律制度、勋爵制度、礼制、仪制、服制、历法、宗庙制度等等，除了猛安谋克制度以外，女真旧制大都已被废弃，故宋人谓金朝“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32]这是金朝走向全盘汉化的重要一步。
（四）确立汉地本位
金人曾明确指出辽金两国国家本位的差异：“本朝与辽室异，辽之基业根本在山北之临潢，……我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之燕。”[33]辽金两朝汉化程度的不同，这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辽朝始终坚持草原本位，而金朝在海陵王时代就已确立了汉地本位。
金朝前期，定都于金源内地的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市）。据说从太宗时起，就有迁都燕京的打算。《大金国志》卷二四《宣宗皇帝》（上）有此一说：“初，忠献王粘罕欲赞太宗都燕。”卷二二《东海郡侯》（上）亦云：“初，忠献王粘罕有志于都燕，因辽人宫阙，于内城外筑四城。”这两条文字均抄自《金人南迁录》，而《南迁录》是一部出 《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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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所了解的女真人的生活方式来看，与其说它更接近于草原民族的游牧生活方式，毋宁说它更接近于汉民族的农业定居生活方式。姚从吾先生曾经有过这样的感慨：我们常有一种感觉，女真这个北方民族竟没有一种自成套数的自有文化，比如像契丹人的捺钵文化那样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16]其实这就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由于女真人的生活方式与汉人的生活方式差异不大，所以就不像契丹人那样有一套迥异于汉文化的东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女真人接受起汉文化来就显得非常自然和特别容易，不存在什么先天的障碍。这就是女真人全盘汉化的基本背景。
（二）移民汉地
在促使女真人彻底汉化的诸多因素中，猛安谋克的大批南迁肯定在必须考虑之列。
生女真的传统居住区域是所谓的“金源内地”。金朝初年，女真人的分布范围仅限于上京、东京和咸平府三路。后来随着金朝的军事扩张，女真猛安谋克以军事屯田的方式逐步向辽朝的领地内迁徙，不过当时尚未进入长城以南的汉地。太宗时灭掉北宋后，原本没有长期占据中原汉地的意图，所以先后扶植起伪楚、伪齐两个傀儡政权。但由于汉人的傀儡政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无法与南宋相抗衡，于是金朝只好改变策略，对中原汉地实施直接统治。这样一来，就势必要让部分女真人移居中原。从太宗末年起，开始将女真猛安谋克大批迁往长城以南汉地，宋代文献有“金左副元帅宗维（即宗翰）悉起女真土人散居汉地”的记载，[17]这是天会十一年（1133年）的事情。熙宗皇统初，当金朝从南宋手中重新夺取河南、陕西之后，又将大批猛安谋克迁入中原屯田，“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陇之北俱有之”。[18]这可能是金代女真人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浪潮。海陵王正隆间，为了加强对女真贵族的控制，“不问疏近，并徙之南”，[19]除了少数安置在长城以北的北京路之外，其他均迁入中原汉地。
至海陵末年，猛安谋克的人口分布区域已从金初的上京、东京、咸平府三路扩展到上京、东京、咸平府、北京、西京、中都、河北东西、山东东西、大名府、南京等十二路。我在《金代猛安谋克人口状况研究》一文[20]中，曾对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猛安谋克人口在全国各地的分布数量做过一个粗略的估计，其中长城以南各路的人口估计为360万左右，约占全部猛安谋克人口的47% 。这个数字大致可以代表金代女真人移居汉地的比例。
如此众多的女真人进入中原汉地，自然给女真族的彻底汉化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缘。迁居中原的猛安谋克多为永久性移民。女真人原有以其所居之山川命名的习俗。及至入居中原后，便多以中原地名命名，如完颜燕京、蒲察燕京、完颜绛山、裴满河西、蒲察西京、完颜鄯阳、乌古论兖州、粘哥荆山、尼庞古华山、徒单渭河等等，这说明他们并没有客居异土它乡的感觉，一种新的乡土观念很快就已经在他们的头脑中扎根。若是与契丹人和蒙古人相比较的话，女真人确实很容易融入汉人社会。这仍然可以用生活方式来加以解释，因为汉人的生活方式与女真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会有那么多的女真人迁入汉地并且长期定居下来。
（三）体制一元化
辽朝的汉化色彩始终不明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一直坚持实行二元政治。金朝初期虽也一度摹仿辽朝的北南面官制，同时奉行两套体制，但自熙宗改制以后，就完全抛弃了女真旧制，全盘采用汉制。政治体制的一元化，是女真人汉化很彻底的一个重要原因。
金朝建国之初，朝廷中枢权力机构实行女真传统的勃极烈制度，对于所占领的辽地，也一概搬用生女真旧制。如太祖收国二年（1116年）占有辽东京州县以后，“诏除辽法，省税赋，置猛安谋克一如本朝之制”。[21]即不管是系辽籍女真，还是汉人、渤海人、契丹人、奚人，全都不加区别，“率用猛安、谋克之名，以授其首领而部伍其人”。[22]但一到进入燕云汉地，这套女真制度便行不通了，于是只好因仍原有的汉官制度。史称“太祖入燕，始用辽南、北面官僚制度”，[23]就是指同时奉行女真旧制和汉制的双重体制。金初的所谓“南面官”，亦即汉地枢密院制度，故《金史》谓“天辅七年，以左企弓行枢密院于广宁，尚踵辽南院之旧”。[24]与此相对的“北面官”，主要指当时实行于朝廷之内的勃极烈制度。[25]
金初的二元政治存在于1123至1138年。汉地枢密院系天辅七年（1123年）始设于营州广宁（今河北省昌黎县），后迁平州，再迁燕京，天会间一度分设燕京和云中两枢密院，后又归并为一。至天眷元年（1138年），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结束了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这是熙宗汉制改革的结果。
早在太宗天会初，就有一些女真贵族的上层人物积极主张摒弃女真旧制，全盘改用汉制。《金史》卷七八《韩企先传》曰：“斜也、宗幹当国，劝太宗改女直旧制，用汉官制度。”斜也即太祖弟完颜杲，太宗时为谙班勃极烈，与国论勃极烈宗幹同主国政，可见当时支持汉化的势力已经相当强大。不过终太宗一代，仍维持着二元政治的局面。《金史》里虽有太宗天会四年（1126年）建尚书省的记载，但人们一般认为当时的尚书省是设在燕云汉地，与后来建立的三省制度无关。[26]金朝政治制度的重大变革，直到太宗末年才提上日程，天会十二年（1134年）正月，“初改定制度，诏中外”。[27]由于太宗一年后就死去了，所以实质性的汉制改革是在熙宗朝进行的。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八月甲寅，“颁行官制”，是即“天眷新制”。[28]这是金朝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自金初以来实行二十馀年的女真勃极烈制度，“至熙宗定官制皆废”，[29]以三省六部制取而代之。同年九月丁酉，“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30]这不只是简单地改换一个名称而已，它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汉地枢密院是作为双重体制中的一元而存在的，而行台尚书省则只是中央尚书省的派出机构。这两件事情的发生，标志着二元政治的终结和金朝政治体制的一元化。[31]
熙宗朝的汉制改革，从天会末年至皇统初年，大约持续了八、九年之久。改革的内容极为广泛，涉及中央职官制度、地方行政制度、法律制度、勋爵制度、礼制、仪制、服制、历法、宗庙制度等等，除了猛安谋克制度以外，女真旧制大都已被废弃，故宋人谓金朝“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32]这是金朝走向全盘汉化的重要一步。
（四）确立汉地本位
金人曾明确指出辽金两国国家本位的差异：“本朝与辽室异，辽之基业根本在山北之临潢，……我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之燕。”[33]辽金两朝汉化程度的不同，这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辽朝始终坚持草原本位，而金朝在海陵王时代就已确立了汉地本位。
金朝前期，定都于金源内地的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市）。据说从太宗时起，就有迁都燕京的打算。《大金国志》卷二四《宣宗皇帝》（上）有此一说：“初，忠献王粘罕欲赞太宗都燕。”卷二二《东海郡侯》（上）亦云：“初，忠献王粘罕有志于都燕，因辽人宫阙，于内城外筑四城。”这两条文字均抄自《金人南迁录》，而《南迁录》是一部出 《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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