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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


自南宋人之手的伪书,因此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
  据金朝方面的文献记载来看,大概在熙宗改制以后,开始出现政治重心南移的倾向。从天眷三年(1140年)至皇统元年(1141年),熙宗驻跸燕京长达八九个月,当时汉制改革的一些举措就是在此期间制定实施的。皇统二年与南宋订立和议后,金朝已占有大半个中国,在此情况下仍定都于远在东北一隅的上京,确实有诸多的不便。故熙宗时期不得不为此采取某些权宜措施,如官员铨选的地点,《金史》里有这样一条记载:“凡省选之制,自熙宗皇统八年以上京僻远,始命诣燕京拟注,岁以为常。贞元迁都,始罢是制。”[34]由此看来,迁都中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海陵王称帝后不久,即于天德二年(1150年)十二月废罢行台尚书省,这表明他已决意迁都中原。次年四月,“诏迁都燕京”,[35]同时派人扩建燕京旧城,营建宫室。贞元元年(1153年)三月,金朝正式移都燕京,并改燕京为中都。海陵王的迁都大概遭到了部分女真旧贵族的抵制,比如在迁都燕京之后,徒单太后就仍然留居于上京会宁府,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迹象。[36]为了彻底铲除保守势力的根据地,海陵王采取了非常决绝的措施:“命会宁府毁旧宫殿、诸大族第宅及储庆寺,仍夷其址而耕种之。”[37]如此坚决的态度,恐怕只有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可以相比。
  迁都燕京不过数年,海陵王又有了进一步南迁开封的打算。这一计划与侵宋的战争准备有关。据《金史·海陵纪》,正隆六年(1161年)正月,海陵王对宋使宣称他将前往河南巡幸,并说不会在南京开封久留;是年四月,“诏百官先赴南京治事,尚书省、枢密院、大宗正府、劝农司、太府、少府皆从行,吏、户、兵、刑部,四方馆,都水监,大理司官各留一员”。虽然海陵王否认他将迁都开封,但这可能只是为了不引起宋人的警觉罢了;我想,海陵王的本意大概是准备在统一全国后正式定都于开封。据说海陵王曾对吏部尚书李通说过这样的话:“朕欲迁都汴京,将宫室重修,加兵江左,使海内一统。”[38]另外从宋朝方面的文献来看,当时南宋朝野舆论普遍认为金朝将迁都开封。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正月,校书郎王十朋上高宗劄子说:“窃闻道路汹汹,咸谓虏情叵测,有南下牧马、巢穴汴都、窥伺江淮之意。”[39]同年四月辛未,南宋“遣周麟之使金贺迁都”,[40]这说明宋人确实是将海陵王的“南巡”理解为金朝国都的南迁。
  及至海陵王对宋开战,世宗称帝于东京辽阳之后,围绕着国都的选择问题,又发生过一场争议。时“阿琐杀同知中都留守蒲察沙离只,遣使奉表东京,而群臣多劝世宗幸上京者”,[41]这说明当时有相当多的女真贵族并不赞成海陵王的汉地本位政策,主张还都于上京。但由于李石、张玄素、独吉义等人的劝说,世宗最终还是决定进据中都,仍旧坚持汉地本位。
  女真人的彻底汉化,主要就取决于上述诸项因素。如果做一纵向的鸟瞰,可以说金朝的汉化方向在熙宗和海陵两朝就基本上已经决定了。如上所述,猛安谋克的大规模南迁主要是熙宗朝的事情,金朝政治体制的一元化也完成于熙宗时期,海陵王完颜亮则确立了金朝的汉地本位政策。所以后来清朝统治者在总结金朝亡国的经验教训时,总是把责任算到熙宗和海陵两人的头上,指责他们“循汉人之俗”、“效汉人之陋习”、“尽失其淳朴素风”。[42]客观地说,清人并没有平白无故地冤枉他们。

二、不可阻挡的汉化潮流

  对于金朝的汉化程度,前人多有评说。元代史家如是说:“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43]清人赵翼亦谓“金源一代文物,上掩辽而下轶元”。[44]人们一般认为,若论汉化之彻底,大概没有哪个朝代可以和北魏相比,但宋人真德秀却说:“金国有天下,典章法度文物声名在元魏右。”元初郝经称此说“为不刊之论”,谓金朝“粲粲一代之典与唐、汉比隆,讵元魏、高齐之得厕其列也”。[45]如此高度的评价,说明金朝的汉化程度的确给宋元时代的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金朝建国之初,女真人十分质野,一般都不通汉语、不识汉文,故多以契丹人或汉人为通事,《松漠记闻》卷上谓“金国之法,夷人官汉地者,皆置通事”,说的就是金初的情形。然而曾几何时,女真人已非复吴下阿蒙。大定间,参知政事梁肃上疏“论生财舒用八事”,其一曰“罢随司通事”。[46]说明当时女真人已经普遍会汉语。当然,接受汉文化最快、汉化程度最深的首先是女真上层社会。
  金朝诸帝中,自熙宗以下都具有相当高的汉文化素养。熙宗就是一个典型的汉化女真人,关于他对汉文化的态度,《大金国志》有一段极生动的描述:“熙宗自为童时聪悟,适诸父南征中原,得燕人韩昉及中国儒士教之。后能赋诗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棊象戏,尽失女真故态矣。视开国旧臣则曰‘无知夷狄’,及旧臣视之,则曰‘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47]从这段记载来看,熙宗的汉化背景可以用汉族儒士的影响来解释,《大金国志》说他自幼“喜文辞,……所与游处尽文墨之士”,[48]这种生活环境决定了他的文化选择。《金史·熙宗纪》记有这样一件事:一次将帅奏捷,群臣纷纷赋诗称贺,熙宗看后说道:“太平之世,当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这就是他的文化主张。熙宗(1119—1149年)可算是金朝第一代汉化女真人,他在位时期进行的汉制改革,显然与他本人对汉文化的态度是大有关系的。
  海陵王完颜亮与熙宗的汉化程度相若,史称他自幼“好读书,学弈、象戏、点茶,延接儒生,谈论有成人器。……嗜习经史,一阅终身不复忘,见江南衣冠文物朝仪位著而慕之”。[49]当时人对他的汉文化修养津津乐道,宋金人笔记中就常常称引他的诗词。[50]海陵王的文化取向充分表现在他的政治举措之中,在他在位期间确立了金朝的汉地本位政策,他之所以发动侵宋战争,则是因为他具有强烈的正统观念。海陵王曾对臣下说过这样的话:“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51]这分明是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政治伦理观念。
  比起熙宗和海陵王来,金朝中期女真统治者的汉化程度显得更加深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显宗和章宗。显宗允恭是世宗太子,章宗、宣宗之父,未及嗣位而早卒,章宗即位后上庙号为显宗。据《金史》说,允恭是一位醉心于儒学的女真少年,他被立为皇太子后,“专心学问,与诸儒臣讲义于承华殿。燕闲观书,乙夜忘倦,翼日辄以疑字付儒臣校正”。[52]生当金末的刘祁对允恭备极称赞,说他“读书喜文,欲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文”;[53]又说他“好文学,作诗善画,人物、马尤工,迄今人间多有存者”。[54]元人王逢题允恭《百骏图》云:“金家武元靖燕徼,尝诮徽宗癖花鸟。允恭不作大训方,画马却慕江都王。”[55]这首诗对允恭过份沉溺于汉文化不无讥讽。与熙宗和海陵王那些第一代汉化女真人所不同的是,允恭这一代人几乎已经完全丧失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世宗曾有一次告诫允恭和诸皇子说:“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直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56]太子太保完颜爽也对允恭说过这样的话:“殿下颇未熟本朝语,何不屏去左右汉人,皆用女直人?”[57]可见允恭对于本民族语言已经很生疏了,不过他倒是曾经让他的儿子们学习过女真语和女真字。大定十九年(1179年),允恭选派完

《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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