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
颜匡教诸皇孙，时“宣宗、章宗皆就学，显宗曰：‘每日先教汉字，至申时汉字课毕，教女直小字，习国朝语。’”[58]金世宗一向反对女真人全盘汉化，矢志弘扬民族传统，积极倡导学习女真字、女真语，允恭之所以要让宣宗、章宗学习女真文化，主要就是因为世宗的缘故。世宗曾对臣下说过：“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59]知子莫如父，世宗这句话道出了允恭对汉文化和女真文化的真实态度。
在这样一种家庭环境中长大的章宗，自幼受到汉文化的熏陶，其汉学根柢之深厚，更要胜出他父亲一筹。金人对他的评价是：“章宗天资聪悟，诗词多有可称者。”[60]又云：“章宗聪慧，有父风，属文为学，崇尚儒雅，故一时名士辈出。”[61]日本学者外山军治认为，若论中国式的教养，章宗在金朝历代皇帝中堪称首屈一指，甚至与汉天子相比也毫不逊色。[62]这种评价并不夸张。元人有一种说法，谓“帝王知音者五人：唐玄宗、后唐庄宗、南唐后主、宋徽宗、金章宗”，[63]可见章宗是何等样人！章宗偏好宋徽宗的瘦金体，书法专学徽宗，笔迹酷似，以致后人难分彼此。现藏大英博物馆的顾恺之《女史箴图》古摹本，图卷左端书有《女史箴》一则，明清以来诸画谱均认定为徽宗手书，后来经过外山军治氏仔细辨识，才确认它出自章宗之手（文中“恭”字缺笔，外山氏认为系避章宗父允恭之讳）。[64]这使我们想起了宋人的一则传说：“金章宗之母，乃徽宗某公主之女也。故章宗凡嗜好书劄，悉效宣和，字画尤为逼真。金国之典章文物，惟明昌为盛。”[65]但据《金史·章宗纪》和《后妃传》的记载，我们知道章宗的母亲是女真徒单氏，可见宋人的这种传说是靠不住的；不过从上面谈到的情况来看，宋人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传说，该不是无缘无故的吧。
女真帝王的汉化程度可能有一定的特殊性。就整个女真上层社会的情况而言，至金朝中后期，接受汉文化也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从某些女真人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到对儒学的崇尚，如宗室完颜宗浩字师孟，[66]“孟”者孟子也；又如世宗朝的名相纥石烈良弼，还有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名字，据《金史》本传，纥石烈良弼在海陵朝曾“借秘书少监为宋主岁元使”，而《建炎以来繫年要录》卷一六五绍兴二十三年十二月庚辰条载：“金主使宣奉大夫尚书右丞蔡松年假户部尚书，与广威将军秘书少监兼行右拾遗赫舍哩师颜来贺来年正旦。”这里说的“赫舍哩师颜”就是纥石烈良弼（清人辑本将“纥石烈”改译为“赫舍哩”），“颜”者颜回也。
关于女真贵族热衷乃至沉湎于汉文化的情形，在金朝中后期文献中多有记载。刘祁说：“南渡后，诸女直世袭猛安、谋克往往好文学，喜与士大夫游。”[67]这是说的宣宗以后的情况，此时女真人的汉化程度已经相当深入，刘祁指出的这种现象想必是很普遍的。我们不妨举出几个典型的例子：
完颜弼，盖州猛安人，护卫出身，宣宗朝累官知东平府事。“弼生平无所好，惟喜读书，闲暇延引儒士，歌詠投壶以为常”。[68]
完颜陈和尚，金末名将。“雅好文史，自居侍卫日，已有秀才之目”。后在军中，从经历官王渥“受《孝经》、《论语》、《春秋左氏传》，尽通其义。军中无事，则窗下作牛毛细字，如寒苦一书生”。[69]
虎邃，女真纳邻猛安。“虽贵家，刻苦为诗如寒士。喜与士大夫游。初受学于辛敬之，习《左氏春秋》。后与侯季书交，筑室商水大野中。恶衣粝食，以吟咏为事，诗益工。……甚有唐人风致”。[70]
乌林荅爽，女真世袭谋克。刘祁称其“风神潇洒，美少年。性聪颖，作奇语。喜从名士游。居淮阳，日诣余家，夜归其室，抄写讽诵终夕。……其才清丽俊拔似李贺”。[71]
最典型的例子也许莫过于完颜璹。完颜璹是世宗之孙，越王允功之子。史称其潜心学问，“日以讲诵吟咏为事，时时潜与士大夫唱酬”。[72]据说其“家所藏法书名画，几与中祕等”。[73]元好问对他极为推崇，说他“于书无所不读，而以《资治通鉴》为专门，驰骋上下千有三百馀年之事，其善恶、是非、得失、成败，道之如目前，穿贯他书，考证同异，虽老于史学者不加详也”。[74]据元好问说，完颜璹“读《通鉴》至三十馀过”，[75]与蔡珪、萧贡并称为金源一代《通鉴》名家。[76]
关于一般女真民众的汉化情况，儘管金朝文献里缺乏详细的记载，但我们仍可以从某些迹象中明白无误地看出整个女真社会的汉化倾向。对于普通女真百姓来说，自然谈不上有多少儒家文化的直接影响，“汉化”主要表现在生活习俗这样一些比较浅近的层面。金朝中期以降，女真人改汉姓、着汉服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世宗、章宗时期曾屡次下诏加以禁止。大定十三年（1173年）五月，“禁女直人毋得译为汉姓”。[77]说明此时女真人改用汉姓的情况已经比较常见了。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十二月，朝廷再次颁布如下禁令：“禁女直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78]此次禁令规定了严格的处罚措施，《金史》卷四三《舆服志》（下）云：“初，女直人不得改为汉姓及学南人装束，违者杖八十，编为永制。”这大概就是大定二十七年的禁令内容。章宗时也多次颁布过类似的禁令。明昌二年（1191年）十一月，“制诸女直人不得以姓氏译为汉字”；[79]泰和七年（1207年）九月，“敕女直人不得改为汉姓及学南人装束”。[80]儘管如此，却根本无法阻止这种社会风尚的蔓延。至金朝后期，几乎所有的女真姓氏都有相应的汉姓，据陈述先生统计，金代女真人译改的汉姓共计59个。[81]尤其耐人寻味的是，金朝自入主中原后，对黄河以北的汉人（包括南人在内）始终坚持薙发左衽的政策，即强令汉人改从女真之俗，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女真人却纷纷改着汉人服饰，虽屡禁而不止，可见女真社会的汉化委实是大势之所趋。
估价金朝的汉化程度，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这就是女真统治者汲汲于“德运”的正统观念。五德终始是中原王朝国家的传统政治学说，女真统治者大概是从金朝中期开始接受这种观念的，《金史·世宗纪》有大定三年（1163年）十二月丁丑举行腊祭的记载，而丑日腊祭是金德之征。[82]又大定十五年（1175年）册封长白山册文云：“阙惟长白，载我金德。”[83]说明世宗时已确定本朝德运为金德。后来章宗朝和宣宗朝两度讨论德运问题，最终改金德为土德，这是金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金朝统治者之所以如此看重德运，是因为自海陵王确定汉地本位政策之后，女真人即已自视为中原王朝，并进而全盘接受了中原王朝的正统观念。不仅如此，从金朝后期重议德运的结果中，我们还可以体察到某种很微妙的心态。当时朝廷百官对于德运问题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是承唐土德为金德，二是承辽水德为木德，三是承宋火德为土德。从《大金德运图说》所载章宗谕旨来看，他对这几种意见似乎没有什么偏向，然而据元好问说，吕子羽“在史馆论正统，……谓国家止当承辽，大忤章庙旨，谪西京运幕”。[84]实际上，章宗的真实态度是主张继承北宋的火德，最后确定金朝德运为土德，就正是遵从了他的意见。揣度章宗的本意，无非是认为正统在宋而不在辽，只是他不便公开承认这一点罢了；由此说明了一个问题：章宗完全是站在中原王朝一边来考虑问题的，他的立场是内华外夷。与此极为相似的是清高宗乾隆的态度，乾隆题《大金德运图说》曰：“夫宋虽南迁，正统自宜归之宋。至 《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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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种家庭环境中长大的章宗，自幼受到汉文化的熏陶，其汉学根柢之深厚，更要胜出他父亲一筹。金人对他的评价是：“章宗天资聪悟，诗词多有可称者。”[60]又云：“章宗聪慧，有父风，属文为学，崇尚儒雅，故一时名士辈出。”[61]日本学者外山军治认为，若论中国式的教养，章宗在金朝历代皇帝中堪称首屈一指，甚至与汉天子相比也毫不逊色。[62]这种评价并不夸张。元人有一种说法，谓“帝王知音者五人：唐玄宗、后唐庄宗、南唐后主、宋徽宗、金章宗”，[63]可见章宗是何等样人！章宗偏好宋徽宗的瘦金体，书法专学徽宗，笔迹酷似，以致后人难分彼此。现藏大英博物馆的顾恺之《女史箴图》古摹本，图卷左端书有《女史箴》一则，明清以来诸画谱均认定为徽宗手书，后来经过外山军治氏仔细辨识，才确认它出自章宗之手（文中“恭”字缺笔，外山氏认为系避章宗父允恭之讳）。[64]这使我们想起了宋人的一则传说：“金章宗之母，乃徽宗某公主之女也。故章宗凡嗜好书劄，悉效宣和，字画尤为逼真。金国之典章文物，惟明昌为盛。”[65]但据《金史·章宗纪》和《后妃传》的记载，我们知道章宗的母亲是女真徒单氏，可见宋人的这种传说是靠不住的；不过从上面谈到的情况来看，宋人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传说，该不是无缘无故的吧。
女真帝王的汉化程度可能有一定的特殊性。就整个女真上层社会的情况而言，至金朝中后期，接受汉文化也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从某些女真人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到对儒学的崇尚，如宗室完颜宗浩字师孟，[66]“孟”者孟子也；又如世宗朝的名相纥石烈良弼，还有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名字，据《金史》本传，纥石烈良弼在海陵朝曾“借秘书少监为宋主岁元使”，而《建炎以来繫年要录》卷一六五绍兴二十三年十二月庚辰条载：“金主使宣奉大夫尚书右丞蔡松年假户部尚书，与广威将军秘书少监兼行右拾遗赫舍哩师颜来贺来年正旦。”这里说的“赫舍哩师颜”就是纥石烈良弼（清人辑本将“纥石烈”改译为“赫舍哩”），“颜”者颜回也。
关于女真贵族热衷乃至沉湎于汉文化的情形，在金朝中后期文献中多有记载。刘祁说：“南渡后，诸女直世袭猛安、谋克往往好文学，喜与士大夫游。”[67]这是说的宣宗以后的情况，此时女真人的汉化程度已经相当深入，刘祁指出的这种现象想必是很普遍的。我们不妨举出几个典型的例子：
完颜弼，盖州猛安人，护卫出身，宣宗朝累官知东平府事。“弼生平无所好，惟喜读书，闲暇延引儒士，歌詠投壶以为常”。[68]
完颜陈和尚，金末名将。“雅好文史，自居侍卫日，已有秀才之目”。后在军中，从经历官王渥“受《孝经》、《论语》、《春秋左氏传》，尽通其义。军中无事，则窗下作牛毛细字，如寒苦一书生”。[69]
虎邃，女真纳邻猛安。“虽贵家，刻苦为诗如寒士。喜与士大夫游。初受学于辛敬之，习《左氏春秋》。后与侯季书交，筑室商水大野中。恶衣粝食，以吟咏为事，诗益工。……甚有唐人风致”。[70]
乌林荅爽，女真世袭谋克。刘祁称其“风神潇洒，美少年。性聪颖，作奇语。喜从名士游。居淮阳，日诣余家，夜归其室，抄写讽诵终夕。……其才清丽俊拔似李贺”。[71]
最典型的例子也许莫过于完颜璹。完颜璹是世宗之孙，越王允功之子。史称其潜心学问，“日以讲诵吟咏为事，时时潜与士大夫唱酬”。[72]据说其“家所藏法书名画，几与中祕等”。[73]元好问对他极为推崇，说他“于书无所不读，而以《资治通鉴》为专门，驰骋上下千有三百馀年之事，其善恶、是非、得失、成败，道之如目前，穿贯他书，考证同异，虽老于史学者不加详也”。[74]据元好问说，完颜璹“读《通鉴》至三十馀过”，[75]与蔡珪、萧贡并称为金源一代《通鉴》名家。[76]
关于一般女真民众的汉化情况，儘管金朝文献里缺乏详细的记载，但我们仍可以从某些迹象中明白无误地看出整个女真社会的汉化倾向。对于普通女真百姓来说，自然谈不上有多少儒家文化的直接影响，“汉化”主要表现在生活习俗这样一些比较浅近的层面。金朝中期以降，女真人改汉姓、着汉服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世宗、章宗时期曾屡次下诏加以禁止。大定十三年（1173年）五月，“禁女直人毋得译为汉姓”。[77]说明此时女真人改用汉姓的情况已经比较常见了。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十二月，朝廷再次颁布如下禁令：“禁女直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78]此次禁令规定了严格的处罚措施，《金史》卷四三《舆服志》（下）云：“初，女直人不得改为汉姓及学南人装束，违者杖八十，编为永制。”这大概就是大定二十七年的禁令内容。章宗时也多次颁布过类似的禁令。明昌二年（1191年）十一月，“制诸女直人不得以姓氏译为汉字”；[79]泰和七年（1207年）九月，“敕女直人不得改为汉姓及学南人装束”。[80]儘管如此，却根本无法阻止这种社会风尚的蔓延。至金朝后期，几乎所有的女真姓氏都有相应的汉姓，据陈述先生统计，金代女真人译改的汉姓共计59个。[81]尤其耐人寻味的是，金朝自入主中原后，对黄河以北的汉人（包括南人在内）始终坚持薙发左衽的政策，即强令汉人改从女真之俗，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女真人却纷纷改着汉人服饰，虽屡禁而不止，可见女真社会的汉化委实是大势之所趋。
估价金朝的汉化程度，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这就是女真统治者汲汲于“德运”的正统观念。五德终始是中原王朝国家的传统政治学说，女真统治者大概是从金朝中期开始接受这种观念的，《金史·世宗纪》有大定三年（1163年）十二月丁丑举行腊祭的记载，而丑日腊祭是金德之征。[82]又大定十五年（1175年）册封长白山册文云：“阙惟长白，载我金德。”[83]说明世宗时已确定本朝德运为金德。后来章宗朝和宣宗朝两度讨论德运问题，最终改金德为土德，这是金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金朝统治者之所以如此看重德运，是因为自海陵王确定汉地本位政策之后，女真人即已自视为中原王朝，并进而全盘接受了中原王朝的正统观念。不仅如此，从金朝后期重议德运的结果中，我们还可以体察到某种很微妙的心态。当时朝廷百官对于德运问题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是承唐土德为金德，二是承辽水德为木德，三是承宋火德为土德。从《大金德运图说》所载章宗谕旨来看，他对这几种意见似乎没有什么偏向，然而据元好问说，吕子羽“在史馆论正统，……谓国家止当承辽，大忤章庙旨，谪西京运幕”。[84]实际上，章宗的真实态度是主张继承北宋的火德，最后确定金朝德运为土德，就正是遵从了他的意见。揣度章宗的本意，无非是认为正统在宋而不在辽，只是他不便公开承认这一点罢了；由此说明了一个问题：章宗完全是站在中原王朝一边来考虑问题的，他的立场是内华外夷。与此极为相似的是清高宗乾隆的态度，乾隆题《大金德运图说》曰：“夫宋虽南迁，正统自宜归之宋。至 《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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