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

三、挽救女真传统的努力

　　自熙宗、海陵以来开始的汉化进程，至金代中叶已呈潮流澎湃之势，这使当时的金朝统治者感到非常忧虑。大定间，世宗曾对参知政事孟浩说：“女直本尚纯朴，今之风俗，日薄一日，朕甚悯焉。”孟浩对此也颇有同感：“臣四十年前在会宁，当时风俗与今日不同，诚如圣训。”[86]在世宗看来，要想使大金王朝国运久长，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女真人的民族传统。他曾向右谏议大夫、契丹人移剌子敬流露过这种想法：“亡辽不忘旧俗，朕以为是。海陵习学汉人风俗，是忘本也。若依国家旧风，四境可以无虞，此长久之计也。”[87]大定年间曾任宰执的女真人粘割斡特剌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有一次对世宗说：“以西夏小邦，崇尚旧俗，犹能保国数百年。”[88]这是当时部分女真上层人物的一种共识，他们认为应该仿效辽朝和西夏的做法，努力保持女真人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本色。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世宗和章宗时代，金朝统治者曾进行过许多努力，采取种种措施，试图遏止女真人的汉化趋势。三上次男氏将这些努力称之为女真文化的复兴运动。[89]
　　金世宗完颜雍是一位女真民族传统的坚定捍卫者，他为保存女真文化可谓苦心竭虑，不遗馀力。世宗经常像这样谆谆告诫女真贵族说：“女直旧风最为纯直，……汝辈当习学之，旧风不可忘也。”[90]一次，世宗与太子等人前往宫中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词，顾谓皇太子及诸王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尝暂忘，故时听此词，亦欲令汝辈知之。……汝辈当体朕意，至于子孙，亦当遵朕教诫也。’”[91]拳拳之心，溢于言表。最令世宗担忧的是，自海陵南迁以后，新一代女真人已经渐渐遗忘了本民族传统，他曾对朝廷宰执吐露过这种忧虑：“会宁乃国家兴王之地，自海陵迁都永安，女直人寖忘旧风。朕（幼？）时尝见女直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盖以备礼也，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时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甚欲一至会宁，使子孙得见旧俗，庶几习效之。”[92]后来世宗果真实践了他的这一夙愿。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三月，世宗亲率诸皇子、皇孙回上京会宁府寻根，并在太祖完颜阿骨打起兵之地建立《大金得胜陀颂碑》，以弘扬女真民族精神。直到次年九月，世宗一行才返回中都。
　　复兴民族文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大力倡导人们学习和使用女真语、女真字。世宗时曾一度要求世袭猛安、谋克必须学习女真字，“凡承袭人不识女直字者，勒令习学”；[93]后来又进而规定“猛安、谋克皆先读女直字经史然后承袭”。[94]大定九年（1169年），世宗采纳枢密使完颜思敬的建议，规定“亲王府官属以文资官拟注，教以女直语言文字”。[95]为了强制宫中卫士学习女真语，世宗甚至还下过这样一道强硬的命令：“应卫士有不闲女直语者，并勒习学，仍自后不得汉语。”[96]大定十六年（1176年）十月，世宗又诏谕宰相说：“诸王小字未尝以女直语命之，今皆当更易，卿等择名以上。”[97]金代的女真人大都以汉名为学名，但一般习惯于用女真语称小名，而当时宗室诸王连小名也喜欢采用汉字，所以世宗才要求改用女真语。
　　为了大金王朝的未来考虑，世宗尤其注重对皇子、皇孙们进行女真文化教育。太子允恭长子完颜璟（即章宗）原来不懂女真语，十岁时“始习本朝语言、小字”。后进封原王，判大兴府事，立为皇太孙，“入以国语谢，世宗喜，且为之感动，谓宰臣曰：‘朕尝命诸王习本朝语，惟原王甚习，朕甚嘉之。’”[98]可见世宗对此事是特别在意的。他还曾向朝廷大臣赞许说，皇太孙为大兴府尹时，“有女直人诉事，以女直语问之，汉人诉事，汉语问之”，且谓“大抵习本朝语为善，不习，则淳风将弃”。[99]在世宗的这种思想主导之下，儘管太子允恭对本民族文化没有什么兴趣，但他的儿子们却大都学习过女真语言和文字，如郓王琮，“世宗选进士之有名行者纳坦谋嘉教之，女直小字及汉字皆通习”；瀛王瓌，“精于骑射、书艺、女直大小字”。[100]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女真贵族子弟中是并不多见的。
　　兴办女真字学，创立女真进士科，以及用女真大小字翻译儒家经典，是世宗时期复兴女真文化的几项重要措施。女真字学虽然始创于太宗天会年间，但数量有限，可考者仅有上京、西京和北京三处。而且自熙宗以后，女真字学已默默无闻。世宗大定初，在全国各地大兴女真字学，“择猛安谋克内良家子弟为学生，诸路至三千人”，后又定制“每谋克取二人”。[101]大定十三年（1173年），始创女真国子学，后又创建女真太学，各路广设女真府州学，“其学大振”。据《金史·选举志》载，诸路女真府州学共计22所，但实际上可能不止此数；大定九年（1169年）出使金朝的宋人楼钥，途经中都路保州时见到的保州女真字学，就不在上述22所府州学校之内。[102]世宗兴办女真字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广和普及女真大小字，藉以保存女真族的文化传统。
　　女真进士科的创立，与女真字学的兴办是分不开的。大定九年（1169年），选拔诸路女真字学生“尤俊秀者百人至京师，以编修官温迪罕缔达教之”。[103]大定十三年（1173年），就以这批女真字学生为主，试以策论，取徒单镒以下27人，是为“策论进士”。值得考究的是，世宗创立女真进士科的意图何在？这当然不会是为了进一步推动女真人的汉化，其主要目的是鼓励女真人学习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弘扬女真传统文化。女真进士科的定制是以女真大字试策，以女真小字试诗，故元代史家如此评论说：“夫以策论进士取其国人，而用女直文字以为程文，斯盖就其所长以收其用，又欲行其国字，使人通习而不废耳。”[104]不仅如此，女真进士科的创立可能还隐含着另外一层用意。一次，世宗对左丞相完颜守道说：“契丹文字年远，观其所撰诗，义理深微，当时何不立契丹进士科举？今虽立女直字科，虑女直字创制日近，义理未如汉字深奥，恐为后人议论。”守道回答说：“汉文字恐初亦未必能如此，由历代圣贤渐加修举也。圣主天姿明哲，令译经教天下，行之久亦可同汉人文章矣。”[105]看来世宗创设女真进士科的初衷不止是要保存女真文化，而且要让它逐渐发展壮大，自成体系，使其能够与汉文化相抗衡。世宗真可谓深谋远虑了。
　　将儒家经典翻译为女真字文本，这是世宗致力于女真文化建设的又一贡献。自大定四年（1164年）世宗下诏翻译汉文典籍始，先后译出《易》、《书》、《论》、《孟》、《春秋》、《孝经》、《老子》、《文中子》、《刘子》以及《史记》、《汉书》、《新唐书》、《贞观政要》等十馀种，这些译著被作为女真字学的教科书颁行到全国各地。以女真字来翻译儒家经典，这种做法最能体现世宗的文化主张，他一方面积极倡导学习女真语言文字，另一方面又很赞赏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在他看来，女真人朴实无华的传统美德与儒家的价值观念非常契合，他曾这样对人说：“女直旧风最为纯直，虽不知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