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坑儒”新说
西周时，学在王官，各种知识都掌握在官府中，同各种官守之职的实践活动相联系；教育只在贵族中进行，各项专门的技艺在王官职掌的职业内部传承。孔子创办私学，有教无类，从而开创了传播知识、普遍教育、自由学术的新时代。其后，原来有各门王官之学渊源的诸家纷纷办学授徒。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各诸侯国为图王霸称雄而革新变法；而乱世之际，各家各派之思想学说又都特别重视国家政治思想，因此备受君王重视。诸子百家以此而兴。
齐国的稷下学宫最生动反映了诸子百家各种学说争鸣的盛况。田齐桓公午光大齐桓公小白设“庭燎”、“啧室”之美，更设稷下学宫；齐威王、宣王礼贤下士，包容百家，言论学术充分自由，齐国也因此步入最强盛时期。儒、道、名、墨、法各家学者云集稷下，著名学者如淳于髡、彭蒙、田骈、尹文、邹衍、接子、田巴、鲁仲连、慎到、宋研、环渊，晚期的荀子曾三为祭酒。稷下学者在互相探讨、争论中，直陈己见，博采它长，学术自由而昌盛。
惜乎齐之亡于秦。秦国任用法家，法家专制集权、钳制思想的政策对于战时经济和军事来说行之有效，秦始皇在统一天下后很自然地继续延用法家治国，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以吏为师、严禁私学的文化专制政策。而对此政策负有根本责任的韩非子、李斯竟然就是提倡诵《诗》、《书》隆礼乐的稷下祭酒、儒学大师荀子的学生。法家主张法今反对法古，但其文化政策恰恰就是在复辟学在王官愚昧黔首的旧时代。
司马迁写《史记》正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初倡，比较秦始皇的以吏为师、严禁私学，两项政策如出一辙。除了儒家代替法家而外，两代的文化政策竟是同样专制霸道。常说儒法斗争，质其实，汉代儒家就是秦代法家文化政策的传承者。
汉武帝即位之初，即用卫涫等人建议，罢黜黄老刑名。但通常都认为董仲舒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倡导者。汉武帝举贤良文学，董仲舒以贤良对策曰：“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在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这一对策得到汉武帝肯定。《汉书·武帝纪赞》：“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谭，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
汉武帝时，国家已从极度贫弱中恢复过来，代之而起的是旨在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大变革；对外政策也一改与匈奴委屈求全的和亲政策而为主动出击，在西域张骞凿空，开疆拓土。相应的，在文化上，原来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不再需要。因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是这样一个时代的产物。
司马迁固然有古史官的背景并受其父道家学说影响而有不同于董仲舒，以身遭摧残而怨恨于汉武帝；但作为那个时代的人，他身上同样浓厚地具有着那个时代的气息。《史记·太史公自序》：“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以六经为治国之根本，效法《春秋》而作《史记》以为后世立王法，为人伦立准则。司马迁之作《史记》，旨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其所谓“一家之言”，正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太史公自序》）“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云云，正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若合符契。
司马迁最早将秦始皇“焚《诗》、《书》”和“坑术士”两个事件联系在一起，并夸张地认为至使了“六艺从此缺焉”；而针对孔子正定的治国之本六经的破坏，在自负承继人的司马迁眼中，其罪莫大。“焚《诗》、《书》”和“坑术士”两次后果本不算严重的事件被联系，并由此自然推衍而夸大，从而实质性掩盖了秦始皇实行的危害极大的文化专制政策。于是秦始皇对文化之摧残成了个人的行为、孤立的事件。历代无数文人对秦始皇个人的暴戾行径痛加斥责，却无视文化专制政策的危害，可以说完全就是被故意导引的结果。
自汉武帝时始，掩盖秦始皇文化专制政策的危害的行为是个相当长期的过程，而这种行为的根本目的是因为同样的政策正在被实施中。汉代自武帝始逐步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政策，汉元帝、汉成帝时已达极至，诸子百家语及各种实用技艺遭毁禁而大量绝亡。
三
司马迁“有良史之才”，《史记》更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赞》）司马迁说的“焚《诗》、《书》”，“坑术士”两件事本身也确是历史的真实；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只是罢黜不治五经的太常博士，“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序》）一直到东汉末年，儒家而外的各家学说还是传存不少。
真正歹毒无比的是将“焚《诗》、《书》，坑术士”改成“焚书坑儒”的人。伪孔传本《古文尚书》全书之前有一篇假冒孔安国作的《序》，“焚书坑儒”最早出现在其中：“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
为什么最早改作“焚书坑儒”的是伪孔传《古文尚书》的前序，其实并不难理解。司马迁说“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而实际情况是六经除了《乐》（因为本来是配合《诗》演奏的乐谱而没有文辞）以外，五经几乎完整保留，唯一历秦火而确实遭损的是《尚书》。因此要将秦始皇“焚书坑儒”定为千古之罪，最有力的武器是《尚书》；而最合适的攻击者是身为孔子后人并传《古文尚书》于司马迁的孔安国。
《尚书》的流传肯定是文献学中最复杂的一个问题。秦始皇焚书，秦博士伏生抱着竹简跑掉了，《尚书》被藏屋壁。等汉惠帝开挟书律，伏生再从屋壁取出《尚书》，可惜已残，拼凑仅得28篇，就在齐鲁间传授。文帝时征求能治《尚书》者，伏生已是九十多岁的老翁，于是派晁错去学，这样28篇《尚书》入藏秘府，是为中秘本。（《史记》及《汉书》的《儒林传》）伏生弟子数传后获立学官，是为《今文尚书》。
《尚书》在西汉就出现了古文本。《史记·儒林传》：“伏生孙以治《尚书》征，不能明也。鲁周霸、孔安国、洛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孔安国是孔子十一世孙，家藏有《尚书》（有人说也是藏在屋壁的，因此与孔壁书相混），比起伏生的《今文尚书》多出十余篇，
《“焚书坑儒”新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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